浙江與廣東的情況很接近，各地市的經濟發展極不均衡。廣東只富了一個珠三角，粵東、粵西和粵北地區都算是國家級貧困區。至於浙江，第一梯隊的杭州和寧波，經濟規模均破萬億。杭州打造出了極具特色的信息產業，寧波則在強大的機械工業和重型化工基礎上發展起了完整的石化、電器和紡織產業鏈。溫州、紹興、台州和嘉興（排名分先後）的經濟規模在5000-6000億左右，屬於浙江省的第二梯隊。這幾個第二梯隊城市各有自己的幾項優勢產業，比如溫州的皮製小商品，紹興的印染業，都很有競爭力。第三梯隊的城市包括金華和湖州，它們已經不太有拿得出手的支柱性產業，經濟規模在3000億左右。至於第四梯隊的衢州、麗水和舟山，經濟規模僅有1000億出頭，在浙江的經濟版圖中沒有存在感可言。在地圖上看起來，浙江省的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剛好組成一個十字架，這大概就是浙江經濟的整體格局：富裕城市在浙江以十字型分佈。
溫州位於這個財富十字架的最南端，雖然遠離最中心的杭紹寧經濟縱線，但依然是浙江省在經濟規模上排名第三的城市。以偏遠的地理位置搶奪到經濟第三的位置，靠的是溫州商人這個詞。這個詞曾經是一種符號性的商譽，代表的是敢闖敢拼的精神。由於市域內絕大部分的面積都屬於貧瘠的丘陵地形，不堪耕種，溫州人從清代開始就已經大規模的投身於遠洋貿易，並因此形成了獨特的溫商文化。49年後溫州的民間工商企業被整體關閉，溫州經濟只能依靠貧瘠的山田支撐，一度步入低谷。一直到1990年後，中國一步步放開了對民營企業的限制，並在刑法上取消了「投機倒把」等罪名，被解除了束縛的溫州農民很快就拋棄了農業，轉身開始從事工商業，經濟因此迅速發展起來。體現在數據上，1990年溫州人均GDP為1194元，較當時全國的平均水平1663元，低了28%。這個時候的溫州還很窮，溫州人民的工商業熱情被制度狠狠的鉗制住了，沒有發揮的空間。到1995年，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溫州人均GDP提升到5778元，較當時全國的平均水平5091元，超出了13%。再到2000年，溫州人均GDP提升到11276元，較當時全國平均水平7942元超出了足足42%。到這個時候，溫州人才算是富裕了起來。
早期的溫州商人，從事的是最簡單的日用商品生產和貿易活動。各種針頭線腦、日用皮革製品，在溫州人的小作坊里生產出來了，又沒有銷售渠道，於是溫州商人就在全國各大城市擺地攤。地攤擺着擺着就形成了集市，然後提升為小商品城，最終發展成為區域性的日用商品批發中心。
到2010年的時候，溫州商人一方面在整個溫州地區建立起了數量龐大的服裝企業、皮鞋及各類皮革製品企業、日用小商品企業這三大支柱性產業；另一方面，控制了全國各大以「溫州城」命名的日用商品批發中心，可以說是一手打造起了從生產端到銷售端的商業帝國。在數據上，舉例來說，2010年全國眼鏡產量6.47億副，而溫州的眼鏡產量就達到了2.48億副，佔比達到非常誇張的38%。如果只是掌握生產端和銷售端的其中一端的話，都還不算誇張，而一旦同時掌控生產端和銷售端，就意味着溫州商人手裏掌握了整條產業鏈的現金流。對於控制了現金流的人來說，挪用資金進行投機炒作，乃是不可抗拒的誘惑。在數據上，2010年溫州各項存款總額達到6497億，再考慮其位於全國各地的溫州城的經營活動帶來的數以千億計的現金流，一貫講究結群的溫州商人可以動用的資金總量以萬億計。在當時來說，這已經是一筆了不得的財富。溫州商人們將眼光放到了房地產上，他們幹了一件驚人的事情：將溫州的房價，炒到了全國第一的位置上。
2011年是溫州中心城區的歷史頂點，高達33590元/㎡。這個價格是什麼意思呢？當時全國四大一線城市，北京中心城區的房價只有2.8萬，上海2.5萬，深圳2.2萬，廣州只有1.8萬，統統比不上溫州。
然而我們必須明確知道的是：溫州商人只不過挪用經營現金流炒房，他們並不是真的就富裕到了獨霸全國的程度。炒房的本質，是要尋找新的韭菜接盤。就溫州這樣的城市來說，除了溫州商人自己這個群體，根本就不會有新的韭菜入場。2011年溫州中心城區房價暴漲到頂點的時候，成交量只剩下可憐的12萬平米，這就是本地的溫商韭菜被割完了的標誌。此後溫州的房價泡沫轟然破滅，房價連續大跌，到2015年其中心城區的房價跌到1.8萬，較最瘋狂的2011年中，已經算是整體腰斬。在泡沫剛開始破滅的2011年下半年，每天都有數百家溫州商人由於現金流斷裂而破產，並蔓延開去，傳遞到全國各地的「溫州城」，差點摧毀了全國的日用商品批發行業。鬧到2011年底，央行、銀監會緊急出手，提供600億資金援助，由溫州商會出面向瀕臨破產的企業提供信用擔保，並要求各商業銀行暫停追討到期貸款，史稱「溫州救市」，由此才算是一步步的穩住了企業現金流，逐漸止住了溫州的企業破產潮。從此之後，溫州中心區的房價就維持在了2萬左右，被地產泡沫收割怕了的溫州商人，此後之後不再炒房。即便是2016年後的「地產去庫存」政策，也沒有再次激發溫州商人的炒樓熱情。
這一場從2011年開始發作，持續到2015的地產泡沫破滅過程，給此後的溫州經濟帶來了不可挽回的傷害。2015年溫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還有5013家，到2017年減少到4582家。在企業利潤方面，2015年溫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254億，到2018年也就是255億，在絕對值上完全喪失了增長性，再考慮這幾年的通脹因素的話，事實上溫州的工業利潤已經高度萎縮了。在工業產量方面，曾經獨霸天下的溫州製造已經被替代。2017年溫州的眼鏡產量已經下降到1.44億副，而全國市場依然維持着6.49億副的規模，這意味着溫州的眼鏡市場佔有率下降到了22%。其它類似的數據可以隨手拈來：2010年溫州皮鞋產量5.56億雙，到2017年下降到4.04億雙；2010年溫州啤酒產量40億千升，到2017年下降到20億千升；化學藥品原藥產量從2010年的2.8萬噸下降到2017年的1.8萬噸……整體上，溫州的實體產業正一步步的被寧波和泉州蠶食，而曾經風光無限幾乎控制住了日用小商品的終端銷售渠道的「溫州城」，則已經逐步被同屬浙江的「義烏小商品城」替代。
地產泡沫破滅的衝擊，讓溫州商人至今沒有恢復元氣。對於那些沉浸在地產泡沫的狂歡中不肯醒來的國人來說，我建議他們好好的了解一下溫州這個樣本。曾經發生在溫州的故事，未來將會發生在廈門、武漢、鄭州，也會發生在杭州、南京、深圳，乃至是北京和上海……這份名單幾乎可以無限的寫下去，覆蓋大江南北的絕大部分城市。當地產泡沫整體破滅的時候，我們能依靠什麼手段，阻擋泡沫的破滅，維持住產業鏈的完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