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入侵蘇聯。這對毛澤東的打擊非同小可。蘇聯是他的資助人、他的希望，一個被削弱的、自顧不暇的蘇聯顯然不能對他像以往那樣幫助了。多少天來，毛都睡不着覺。
首先，如果他跟國民黨真的大打起來而又打不贏的話，毛不能指望蘇聯出馬幫他。他馬上命令："對國民黨敵後各部應停止任何攻擊性行動"。
對日本，他是小心不去觸犯。德國入侵以後，斯大林日夜擔憂東西兩面受敵，要中共牽制日本，保證在日本侵蘇時幫蘇聯打日本。莫斯科來電問毛：如果日本進犯蘇聯，中共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為了鼓勵毛行動，季米特洛夫七月七日發電報說，這就陸續寄一百萬美金來。兩天後，共產國際要中共訂出"具體步驟"。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認為如果日本打蘇聯他們應該行動。一向謹慎的劉少奇給毛打電報說：要是日本向蘇聯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必須反攻，以牽制日本。毛認為日本一定會打蘇聯："日蘇戰爭有極大可能爆發"。但即使如此，中共軍隊也不能打日本。七月十八日，他給劉覆電："八路，新四軍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堅持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於我於蘇均不利。"他的政策是讓蘇聯人自己去打："全局決定於蘇聯打勝仗。"他對八路軍負責人彭德懷說，任何與蘇軍的作戰配合，都只能"是戰略的配合，是長期的配合，不是戰役的配合與一時的配合"。對部隊毛一再下令："不要過分刺激敵人(日本人)"。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蔣介石了，毛有了閒暇。他着手整黨，要把中共變成一架馴服的機器。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共共有七十萬黨員。九成以上是抗戰以後加入的。他們中許多人是年輕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志願從國民黨管轄的城市來到中共根據地。這批年輕的志願者對毛特別重要。長征老幹部和根據地農村入黨的人大多是文盲，而這批年輕的志願者教育程度比較高，毛未來的政權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毛要整黨，這批青年首當其衝。
集中在延安的青年大約有四萬人，多是十幾二十歲，由中共地下黨把他們介紹到這來的。到達延安時，他們無一不是興奮萬狀。新來者被編入各種學校受訓。但很快的，他們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們來延安是衝着一個夢，這個夢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問題。這個他們理想的核心，竟然在延安無蹤無跡，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級領導還有特別的營養食品。
穿着也是一樣。一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一個曾經為毛家洗洗補補的傭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煙草、蠟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的孩子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職位低一些的高幹的妻子生產可以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一般幹部，要麼不敢生孩子，要麼自己想法子對付。
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也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麼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幹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抗戰剛開始時，延安有個國民政府派來的紅十字會醫療隊，給一般共產黨員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趕走了，有謠言說它用的針藥全是有毒的，還在食水裏下毒，散播細菌。
延安最顯眼的特權標誌是汽車，這裏唯一的一輛汽車，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來運送傷員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專車。人人都知道這是"毛主席的小包車"，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都以為這"是宋慶齡從國民黨地區搞來，專門送給毛澤東用的"。年輕的司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車經過後說，江青穿着深紅色的春裝，"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延安盛傳着一句笑話："延安就三樣東西--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權是人們耿耿於懷的敏感東西。一天，老朋友曾志；來吃晚飯飯後毛請她再來。她衝口而出："那我以後每個星期天都到你這裏來會餐！"毛收住了微笑，顯得有些尷尬。
黨是這樣向年輕的志願者解釋等級制度的："同志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些同志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一隻雞。
儘管失望，年輕的志願者卻沒法離開，他們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別的紅色根據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過來人說：在延安的老幹部中，新幹部中，思鄉病很流行。
司馬璐在醫院裏看到下面的一場戲："我們沒有病，為什麼把我們送到這裏。"兩個江西佬一面在咆哮着，一面在企圖掙脫政治指導員的手。指導員對他們說："同志，你安靜一點。"又招呼幾個武裝同志把他們壓住。……兩個江西佬繼續在訴說："我們要回家看看雙親和兒女，一次再次請假不准，硬說我們有了神經病，送我們到這裏來。"
這時，有個好事的幹部走過去，指指兩個江西佬胸前掛的"長征紀念章"，對他們說："同志，記得你們有光榮的革命歷史呀！"
兩個江西佬回答說"這個東西有屁用，我們死裏逃生，受傷十幾次了，現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們為的什麼，還不如回家種田去。"
對年輕的志願者們來說，逃跑更是難於上青天，抓回來面臨處決。大部分也就斷了走的念頭，留下來了。就是這批人毛得用來做他的權力基礎。顯然，他們不是權力基礎的材料。要他們為中共衝鋒陷陣，毛得從根本上改變他們，重新塑造他們。這個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於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三十五歲的共產黨員作家王實味開刀。
王實味曾翻譯過恩格斯、托洛茨基的書。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報紙《解放日報》連載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實味寫道：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裏不舒服。為什麼呢？
王實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對等級制度失望了，對革命隊伍缺乏"愛和熱"失望了。他引用路上聽到的兩個青年女子的一段對話："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野百合花)繼續連載時，王實味把話說得更單刀直入。"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着。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
王實味呼籲人們自己用腦子想，這就已經大逆不道了，他還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觀點："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這些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報社馬上受到整肅。
王實味又把更尖銳的思想寫到牆報上。王實味在牆報文章里大聲疾呼："黨內的正氣必須發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要了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
王實味的牆報被貼在布上，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延安最熱鬧的地區。文章不長，但人們從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趕來，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幾行字，那幾行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王實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間，毛澤東打着馬燈去看了王實味的牆報。他看到激動的人群，感到了王實味極大的號召力，當即決定狠整王實味。他後來說："不少的人，從很遠的地方跑到小鞭溝看他的文章，但沒人看我的呀！，"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
毛理屈詞窮，只好給王實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實味從前私下說過一些關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話，如說托洛茨基是個"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愛"，在蘇聯清黨時"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這些話被公開扯出來批判。王實味被關押。
他短暫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單獨囚禁中度過的。一九四七年中共撤離延安時，王實味被帶上，途中被處決。那是個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