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丁尚彪，1954年出生於上海，今年65歲了，還在美國的餐館打工——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個小時，往返通勤3個小時。
堅持、努力、突破，是我的奮斗方式。
依靠着堅定的信念，我在日本打黑工15年，忍受着骨肉分離的痛苦，供女兒在美國從本科讀到博士，最終改變了整個家庭的命運。女兒畢業後，我又跑到美國，從零開始打工。幾十年來，我不僅成功找到了底層家庭的出路，也充分實現了自我價值。
在我成長的年代，整個社會是很講究家庭出身的。我的父親在1948年加入過國民黨，因此我的出身並不好。
我16歲中學畢業時，整個上海一片紅，大家都下鄉了。
江西是最好的，有米飯吃、離上海近，其次是黑龍江、雲南軍墾農場，最差的選擇是安徽淮北。平時對我很好的老師說我出身不好，不能去江西，怕我越國境投敵，也不能去黑龍江、雲南這種邊界地區，只能到安徽淮北。
這是我們下鄉居住過的房子。我對下鄉沒有概念，以為就是去農村玩。
5月15日是我16歲生日，隔天我就走了。我媽跟在後面哭，由於我年歲比較小，跟我同一屆的前輩們幫我拿着行李，我一滴眼淚都沒流。我被分配到安徽五河縣張集公社，和另外2個人組成了一個知青點。
沒有地方可以住，村民就把磨坊空了出來。前一秒驢還在拉磨，後一秒我們就親眼看着村民把石磨搬走，把全是驢尿的地方騰給我們住。
磨坊的牆上全是蜘蛛網，連個門板都沒有。我們3個人遲遲不願意解開行李，坐在屋裏哭，好像解開行李就要在這裏紮根了。
好在村民們都很友善。2年後，我被調到大隊搞宣傳，又被叫去邊教小學邊學習注射。我學歷低，不懂拼音。一年級要教拼音，校長就讓我去不用教拼音的二年級，幾年下來，學生倒教會了我拼音。
我教語文、體育和音樂，還要幫全村注射疫苗、看管倉庫。我幹活利索、認真，被評為縣優秀知青代表之一。
1972年，開始流行收聽英語講座。下鄉這幾年，因為出身問題，我被很多招生、招工機會拒絕。我覺得自己可能會在農村待一輩子了，為了抓住以後可能出現的機會，我花30元買了一台收音機學英語。沒想到2年後，當我把四冊英文學完，就招工進最差的集體所有制工廠了。
這是1974年7月27日的日記，一再被拒的苦悶都被我寫到日記里，但我依舊不忘鼓勵自己「勝利永遠是屬於能吃苦者的」。
我屬馬，20歲生日當天，我在安徽五河縣張集公社大魏大隊騎馬留影。
1975年2月，招工到縣集體所有制工廠後，我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同樣來自上海的知青。她性格老實、做事勤懇，我們很快就結婚了。
後來岳父離世，妻子調回上海。而我先費盡周折調到了合肥。一到合肥，又定下回上海的目標。這個目標在當時看來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我想着只要不違法不害人，就不要為自己設限。我跑遍上海，在電線杆上貼滿對調信息，結果真的找到了一名想調回安徽的女性。我私下給了她400元，順利對調，1981年，我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後，我住在楊浦區，卻在徐匯區當炊事員，每天通勤要6個小時。我又開始在全上海貼廣告征人對調工作，對調對象找到了，單位卻百般阻撓。
我在廣告上說此工作道路廣、購物方便，引來了上海青年報的記者臥底。他寫了一篇報道，質問關係網該不該破？報道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單位讓我停職交待事情原委。
事發後，記者來找我，告訴我可以寫文章反駁他，還幫我跟單位說了很多好話。因禍得福，單位嫌我太惹事，就讓我調走了。
依靠努力，我在新單位當到後勤股長，讀完了中專。
生活表面上安穩幸福，底下卻暗流涌動。我求進步去考證，單位說不是單位安排的不予承認。妻子想調到中外合資企業，已被錄取，但原單位拒絕放人，還不斷找茬，甚至找藉口扇妻子耳光。
忍不下這口氣，我告到紡織局，紡織局就把事情轉回單位，告來告去都沒用。
跟朋友閒聊時，朋友跟我說，當警察都要審三代，而像我女兒這樣的出身是不可能通過的。
我所在的單位是街道小集體制的，在上海只能算「三等公民」。而且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在單位做到中層就已經到頭了，這條路再走下去可能也不會有什麼發展了。
這些生活中始終無法突破的障礙，讓我無比失落，每一步我都嘗試過，但每一步都掉下來。
正好有朋友赴日留學，給我寫信說日本遍地能撿到彩電、冰箱，這對在國內只能憑票購物、而且常常買不到的我們來說，是誘惑力極大的。
我們想讓單身的弟弟先去試試，但他一想到又來一次「洋插隊」，就不願意去了。
我想着在國內沒有前途，不如出去看看，或許能闖出點名堂。這是我拿到的北海道飛鳥學院入學通知書。
辦護照時，單位當即解除了我的職務，逼我去建築工地拉翻斗车當小工，我一氣之下辦了半年停薪留職。
為節省費用、互通信息，我把上海申請飛鳥學院的同學們都聯繫到了，形成了一個小團體。為了出國沒有後顧之憂，臨行前，我按照飛鳥學院錄取名單，騎着自行車把每個同學家都走訪了一遍。我插隊過，知道與家人分離的滋味，所以想把在上海的家屬組織起來。家屬之間相互走動，這樣我們在外面就能更放心些。
臨行前我回單位，領導得知我即將順利出國，關切地問了我離開的日期，還問要不要單位派車送我。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想在我出發時把我攔住不讓走。幸好我拒絕了突如其來的」好意「，並在出發日期上撒了個謊。
1989年，我衝破重重阻礙、離開家人，赴日留學了。
沒想到一到日本就碰到了阻礙。飛鳥學院堅決不允許學生赴日3個月內打工，而荒涼的阿寒町也沒有地方可打工，這是飛鳥學院的校舍。
來這裏讀書的一批大齡中國留學生都是欠債出國的，大家焦慮不安，都想去東京那樣繁華的地方邊留學邊打工，於是紛紛提出轉校申請。
我出國時向親戚們借了3萬塊人民幣，現在看來，這不是什麼大數目，可放到那個年代，這筆錢是我15年的工資。
上完一個星期課後，一天夜裏，我和二位同學溜出學校，走了一段時間，突然有輛車子在我們附近停下來。
飛鳥學院的華裔王校長從車子裏出來，喊我的名字。他叫的語氣很急，說這裏有狼有熊，很危險，還說「要走，我送你們走！」他把我們送到阿寒町，囑咐我們不要說出這件事。我們非常感激王校長，直到現在都保持着聯繫。
我們在濛濛細雨中走了一整夜，清晨坐上火車逃離了北海道。這段「布伏內橋「就是我們逃離的路線。
由於轉校申請失敗，我的身份變成了非法居留，一旦離開日本就回不來了。身上背着巨額債務、回國又不可能有工作，我只能留在東京打黑工還債。這是剛到東京時，我在工地打工休息時的照片，腳上穿着撿來的建築工地爬腳手架的布鞋。
為了省錢，我在日本的生活都是撿來的。
從電視、空調、冰箱到身上穿的西裝、皮鞋，基本都是撿的。連吃飯，都能從打工的飯店帶剩飯回家，熱一熱第二天吃。
我剛去東京時，四帖半（四個半單人床大小）的房間就住四五個人，屋子不是住的地方，大家都只是晚上回來睡一覺而已。房租是2萬5千塊日元一個月，四五個人分攤。出租屋裏的三台電視機，都是撿來的。
這是我在反對外國人打黑工的標語前留影，算是一種無奈的自嘲。那時候的心態就像是賭徒，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說不定街上碰到個警察就被抓走了，只能拼命。
我同時打好幾份工，白天在工廠做工、晚上在飯店洗碗、周末在大樓掃地，一天淨掙700-800元人民幣，而同樣的收入，在國內要做7個月。這樣的收入對我來說就像是搶銀行了，錢像是白撿的，工作的熱情自然非常高。
每攢到一百萬日元，我就寄回家一次。
我用假名打工，野村是我用過的假名之一。一開始不會日文，打工時會遇到障礙。有一次在後廚工作，廚師長着急地讓我拿個東西，我沒反應過來，就被怒氣沖沖地扇了一巴掌。那時也覺得委屈，但無處可去，只能堅持工作下去。
日本人比較好的一面是一碼歸一碼，不會因為一件小事情一直給你使絆子。儘管那次事件不太愉快，看到我的勤奮努力，廚師長還給我發了額外的獎金。
我平時都在地鐵上學習日語、寫作以及備考各種證書。為了拿到更高到工資，我考了五本執業證書。
這是我後來住的地方。知道黑戶不敢報警，有的中國人會專門搶我們的錢。我吸取教訓，把錢藏在公司的衣櫃裏，身上只帶少量現金。還在門邊放一把鐵刺刀，每天回家後都會檢查壁櫥里有沒有藏着人。
沒辦法分辨誰是好人壞人，我不敢帶人來家裏，也不敢和新認識的黑戶口一起住。
這是剛到日本不久，女兒寄給我最傷感的信。一開始通電話不太方便，只能通信。她寫信過來說，上周六回家後孤伶伶的，爸爸媽媽都不在家，覺得很孤獨。這封信我從日本帶到了國內，又帶到了美國，一直放在身邊。妻子和女兒在家生活不容易。妻子節儉慣了，幾乎只穿工作服，就算到現在，給她錢她都不知道怎麼花。
還清債務之後，想到回國也沒有工作，我乾脆就繼續留在日本為家人掙錢。更關鍵的是，女兒讓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一次掃地，我撿到了一本東京六大私立名校試題集寄給了女兒。她才初二，竟然跟我說數學題很簡單。
那時上海一房一廳約5萬元，妻子想買，我跟她說不要動這些錢，全換成美元，以女兒的名義存着，為以後出國讀書作準備。
不知不覺，我就40歲了，這是我40歲當天穿着西裝騎着馬在日本的留影。
這套西裝是剛到日本時定製的，也是唯一一套我自己買的西裝。那時剛變黑戶口，朋友提醒我要穿得體面一些，免得被認出來，就帶我去訂做西裝，沒想到只穿了大約兩次，一次是生日留影，另外一次就是回國前去東京入管局自首。
平時的衣服要麼是撿的，要麼就是花100日元（約人民幣7元）去舊貨店買的。管不了衣服是從活人還是死人身上剝下來的，能穿就行。
雖然我打的是黑工，還是堅持像日本人一樣納稅，這是我的納稅證明。
我覺得自己有納稅的義務，而且如果遇到警察查身份，有稅單也能從容一些，後來果然在街上被警察逮捕，但警察看到我一疊稅單，說我是好人，竟然把我放了。
其次，有了這些稅單，就可以去考各種資格證了。
再就是考慮到女兒留學需要能提供資金的「財政資助人」，辦理簽證時需當着審查官的面說清資金來龍去脈，為了能當女兒留學的保人，我一直堅持納稅。
通電話方便後，遠隔重洋，我每晚都要打電話回家，儘量不缺席她們的生活。1000日元能買20張10分鐘的假電話卡，我通常一次買一百張。電腦流行起來後，我們還用網絡聊天室打電話。
我在電話里和女兒談理想、幫她參考志願、鼓勵她努力讀書。後來女兒報考復旦附中，也是我慫恿她去嘗試的，沒想到就成功了。
出租屋的牆上貼着女兒寄來的照片，我不在她身邊生活，不知道這是她幾歲時的照片。
我在日本不光是掙錢，我還很關注日本的報紙、新聞廣播，收集留學信息，購買最先進的學習設備寄給女兒。
我在廣播中聽到可以自主申請到國外留學，就要了一份申請資料，和女兒一起制定留學計劃，目標依次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日本。
在國內，每天，妻子都陪女兒去浦東學托福，學完再把她送回學校。就這樣，我用電話聽着女兒長大了。
我為女兒留學存了15萬美元，為了提高成功率，我讓女兒統統不要申請獎學金，而且一下子申請了二十所大學。1997年，女兒成功申請到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90年代的上海，我女兒的中學就她一個人去美國讀本科。她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面簽，排隊的人都是讀研讀博的，大家對去美國讀大學都聞所未聞。女兒去美國讀書，特意在日本轉機，時隔8年，我們父女終於在異國他鄉相見了。女兒長大了，我變老了。
把女兒送到美國後，我考慮到女兒大學畢業後升學可能還需要錢，就跟妻子說，日本工廠只能幹到60歲，我干到60歲就回國。
在日本的那段時光，是我一生最輝煌的時候，我在日本如魚得水。和我相比，許多人都很痛苦，特別是那種在國內混得還不錯的人，出來之後只能幹苦力活，心態不平衡，留在日本也不適應，進退兩難。而我這種本來在國內沒有出頭之日的底層人士，出來之後能憑辛苦賺到錢，已經非常滿足了。
這是女兒博士畢業時，我們一家人的合照。
女兒的大學在郊區，我跟她說好好讀書，別想着賺錢。她是電子工程系全A畢業，還當過助教。2004年，她考進醫學院學醫，借到二十萬助學貸款，跟我說再也不用為她賺錢了，逼着我回國。
那年我50歲，正是壯年。擔心自己回國沒工作，我想到日資企業在上海建了很多辦公樓，就在日本花了一個月考了一個清掃執照，想着回國後至少可以去日資企業掃掃地。
回國之前，我去東京入管局自首，以便順利出境。整整15年沒回國，回來後我才知道國內經濟發展得也不錯。
我給家裏換了新房子，又買了兩套收租，留了一些錢給自己養老。我在日本工作過的工廠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去工廠的中國生產線當翻譯，就這樣，我當翻譯當到了2009年。
我還特意去找過昔日給我使絆子的領導，客氣地遞上煙。其實是想告訴對方：當年你想搞死我，今天我不僅活着，而且還活得很好。人不就是爭一口氣嘛。
2009年12月女兒要結婚了。我和太太一起去美國探望。女兒已經正式成為一名醫生，3個月後就幫我們申請了綠卡，很快就批准了。
女兒想讓我當寓公養老、幫忙帶孩子。可我閒不住，我想了解美國的社會，非打工不可。在去美國之前，我就找了個朋友學中式炒菜。
到美國後，為了全面了解，我在建築工地、門窗廠、餐館都幹過。在日本打工時間很正規，時間一到就下班。在美國華人手下打工會被欺負，工時超長，受剝削太厲害了。
我在日本時候學過串燒，還在日記本里夾着個串燒菜單帶回國。到美國後我去日本串燒店應聘，店長發現我是專業的，立刻就把原先聘請的日本師傅解僱了，還答應一周給我800美元。
我還沒拿到身份，不能打工，我就說先白干吧。朋友家人都很反對，但我根本不在乎這些錢，只想訓練自己適應美國。
店長很滿意，而且很講信用。等我綠卡下來能拿工資後，他就每個月多給我補一點錢，把之前沒給的都補給我了。
日本串燒店經營不善倒閉了。我一個月拿1600美元的失業金，可以拿一年。這期間我每天去圖書館學英文，尋找就業信息，看到了一家曼哈頓賓館的招聘。去應聘那天下着大雪，2000多號人應聘，我第一個到，就搭把手幫忙佈置，順利被錄用了。
在日本打工的經歷給了我很大幫助，2012年底，領導把我推選為紐約市賓館業協會優秀員工，而且全賓館就推薦我一個。美國人很重視榮譽，獲獎後，我一直在這個賓館工作，現在已經是三朝元老了。
這是我在美國學習英文。美國給我的感覺是比較包容開放的。
在後廚工作，美國人叫我拿東西，發現我沒聽懂，美國人就笑一笑自己去拿了。我在日本時每天都心驚膽戰的，害怕被發現非法居留後遣返。而在美國，走在我住的法拉盛大街上，估計一半人都是黑戶口，但是沒人會管你。
我喜愛寫作，從日本到美國，筆耕不輟，經常在華人報紙上發表文章。紐約臥虎藏龍，有很多華人詩人、作家聚集在這裏，我時常參加他們的講座和活動。而且我捨不得放棄每天能和美國人打交道的工作，所以至今我還是一個人住在紐約。
妻子在外州幫女兒帶孩子。到了假期，我們就一家人去旅遊。
這是我們一家出遊的合影。
回顧之前的經歷，有人說我和妻子為孩子犧牲太多。其實我們三個人，每個人都犧牲了很多。女兒一邊備戰高考、一邊要學托福、申請學校，是相當辛苦的。妻子一個人在上海，既要照顧女兒，又要照料老人。有的人在外面掙了錢，小孩卻不用功讀書，或者老婆把錢都投入股市輸光，或者自己有了錢後就花天酒地，掙了錢也都是打水漂。
實際上，在達到目標的過程中，任何一個人開小差都不行。
有人說，你以前在日本這麼卑微、又是黑戶、又是妻離子散，有什麼好輝煌的？
可我只是一個普通人，在日本掙得比當時國內的大官還多，沒有被歧視、不用看臉色，最重要的是讓我認識到了自己的價值。
我一直認為人的格局、思想和觀念不能局限於單一國家或者地域。我一生漂泊，不管是到日本還是美國，我都是零語言的狀態開始的，相當於又聾又啞又瞎，再難也堅持下來了。
這一輩子苦過、奮鬥過，到明年我就正式退休，去過另一種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