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一如電視劇巨製《走向共和》所示，步履殊為艱難，故此至今仍在走向，而未到達。
我近不惑之年始來美，接受角色轉換甚為不易。不同於九歲的兒子，他像幼苗舒展，自由生長。我卻像一片飄零之絮，委落泥塵後艱難重生，我將摸索認知異國文化視為精神逆成長。
成長就像打開一重重人生之門，步入另一境界。我兒子在新澤西讀中學，十五歲時給克林頓總統寫了一封信，質疑公校教育若干問題。殊不想收到白宮信函，竟是總統回信並附送一張簽名照片。克林頓首先感謝我兒子來信，說：儘管他公務纏身，但你提出的問題值得重視，你代表着美國未來，我們將一起面對和解決這些關乎下一代的問題……等等。這些話很籠統，但措辭平等親切。兒子很高興，帶回學校給同學傳閱。作為來自第一代移民的父母，我們也覺意外，並為兒子的欣悅而欣悅。
然而，成人認知畢竟異於成長期的孩子。我們很快了解到，投書白宮，除卻無厘頭內容，都會得到回覆。白宮有專門公關班子，以總統名義給民眾回信是其職責之一，連信末和照片上的總統簽名，也是逼真影印。但做父母的並未跟兒子揭破，讓他自己從生活領悟，才是成長紮實的腳印。何況，日後他對美國社會之融合，要比上一代深入得多。
我的成長期曾有一段「紅色記憶」。傳說周恩來總理愛民如子，只要見一面握過手，哪怕多年之後重遇，也能記住人家的名字。這個傳說在知識分子中流傳最廣。後始知美國也有神人，克林頓總統亦具「人面識別」超人本領。二度見面被他親切喚出名字的人，無不感動——如果這詞太煽情，起碼是觸動吧。只不過，美國並無鑄鍛某種顏色之領袖神話的習慣。我其後得知，克林頓在白宮與來訪者見面，出場之前，幕僚會指點視像或圖片，告訴總統該人名字與背景。並非所有總統都練這門功課，克林頓卻做到了。
希拉里則是另一極端，她堆出明燦笑容也抹不去骨子裏的冷感。倘非如此，川普能否入主白宮尚未可知。筆者對她夫婿的白宮歲月不予評判，但哪怕不喜歡克林頓的政界商界人士，多認同他確有個人魅力，只要現身公共場合，儼然聚光燈追身，他自己就是光源。我有親身經歷可佐證——
1999年聖誕節，我陪來探親的父母到華盛頓觀光。別的城市每逢節日都熙熙攘攘，惟此城例外，只緣首都上班族逾六成都不在市區居住。我和兩老閒逛，只聞聖誕音樂在空曠街道飄蕩，溫馨而寂寞。我們行至一向遊客如織的白宮，居然也清冷得可以。白宮南草坪只有一條人影在遛狗，我沒去留意，只覺得正是照相時機，免得摩肩接踵。留影畢，此際草坪遛狗者扔出的網球滾到柵欄邊，那人過來了，他主動向我們揮手致意，這才認出來正是克林頓。那時距九一一還有兩年，完全看不到特勤保鏢蹤影。白宮柵欄外就是街道，克林頓離我們僅六七步，他生就一副陽光臉孔，笑起來顯得很真誠的樣子，這正是他自帶流量的天賦。
我後來推斷，他逗狗的網球是有意擲到柵欄邊的，休閒時刻不忘親民秀，能把這視為己任並享受其中，我想首推克林頓。他太太希拉里和競選對手川普，這部分基因都先天殘缺。小布殊雖遠不如克林頓，勝在性格憨直；奧巴馬也很注意親民，但表演着了痕跡。無論哪屆總統，權力認受性都來自選票。他們親民是必須的，只有做得好與差之區別。然而，另一體制的權力者則不同，他們是人民領袖，是用來愛戴的。
再說一件親歷之事——1987年我到首都機場搭乘民航飛機，那時未有居民身份證，個人證件都是工作證。當然有的人或有不止一種證件，比如我還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證、省政協委員證。購買機票時個人證件不管用，必須有單位證明。幾十年一貫制的社會格局及其價值標準，個人什麼都不是，能證明你是誰的只能是單位。單位儼然全能社會的微縮。
我家在北京，工作單位卻在廣州，每次從京南返，都要找中國作家協會蓋章出具證明。與之匹配，購買機票就用中國作協會員證，但那次在首都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一時找不到，只好拿出省政協委員證。那本紅封皮上印着金色國徽的證件，與中國作協的蓋章證明對不上號。然而在官本位社會，那不算個事。政協委員不是官，卻是政治地位的象徵。登機之後，才發現官本位「福利」不止於此。明明是普通經濟艙機票，我卻被安排坐頭等艙。那是我頭一回享受這等待遇，便事事新鮮，卻發現前三排一直空着。及至起飛前一刻，始見一幫人登機，被簇擁入座的原來是國務院副總理李鵬。
八十年代副總理出行並無專機，與民同行本是好事，可零距離了解民情，更是做親民秀良機。那時我對西方政治家素質無甚認知。但就官本位社會而論，就我所見，李副總理也算是對民眾最冷漠的一個。他坐第一排靠窗位置，身邊與後排都是隨員與便衣警衛。連笑容可掬的空姐送飲料，都是隨員代接轉遞，他頭也不抬，連道謝都有人代勞。京廣航線就兩個小時多一點，全程不見他離座與其他旅客和空服人員交談。
倒有花絮，我在候機廳偶識一位香港旅客，他是北京首家中港合資酒家（在前門東大街）點心師。因粵語同聲同氣，大家聊得來，但登機後就隔開了，半途他要到頭等艙來索要聯繫電話，卻被便衣警衛攔住，不得越界。我這才明白，坐頭等艙並非政協委員證帶來的「福利」，而是登記時「政審」的刻意安排——政協委員身份給李副總理帶來更多安全感。
飛抵廣州白雲機場，全機旅客都端坐不動，讓國家領導一行人先下機。革命經典黑白殘片《列寧在一九一八》有句台詞「讓列寧同志先走」；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大火，孩子們化為灰燼之前聽到的最後一句是「讓領導同志先走」。這守則來自體制深層結構。當李副總理經過我身邊，我注意到他臉上的表情符號，那是嚴肅、矜持、倨傲的混合。不由不信，如果某人天生就沒有親切感，那麼後天也學不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從價值體系就是先天性的。
及至八十年代最後一年，我在電視上看到他更多表情包，把他固化為臉譜人物，更把他與某個歷史事件永遠捆綁，一如訃告上措辭。從另一角度看，亦遂其所願，他的回憶錄確實將此視為畢生榮耀。
我到了異國，一切都從頭去學。兒子輕而易舉完成的文化轉換，我卻要花幾倍時間，堪稱精神上的逆成長。終於邁過那道門檻，便洞悉西方政治家都「裝」，裝着裝着，就成了價值標準與行為守則，這可是真的了。驀然回首，發覺當日邂逅之李副總理，確有可圈可點之處，就是不裝，完美做到了他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