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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忘齋:打土豪分田地 北京國企巨頭蠢蠢欲動接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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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局勢動盪不安,彷彿無關林鄭月娥強行修例、雷霆鎮壓,而是以李氏為首的「地產霸權」肇禍。特區政府以至北京欲轉移焦點,將事態激化之責任推卸至「四大家族」(長實、恒基、新鴻基、新世界)身上—這群業界菁英長期囤地,待土地增值後沽售獲利,致使貧富日益懸殊,民怨積壓,終借政治事件興師問罪,政府成了代罪羔羊。

時至現在,國企巨頭蠢蠢欲動接掌香港重要企業,本港地產業無論投誠與否都難逃中共直接控制的命運。(湯森路透

歷經百日過後,香港抗爭仍舊烽煙不絕。中共既未能着令特區政府「止暴制亂」,卻主動另闢新戰場,矛頭直指富豪李嘉誠。連結近日發生時事,反映中共與地產商之間關係出現變化,背後顯見有莫大隱情。

事發緣起於本月,李氏出席大埔慈山寺公開活動,語重深長勸告青年體諒大局停止爭鬥,同時建議政府對年輕人「網開一面」。

自6月9日100萬港人上街遊行,早已明確反對修訂《引渡條例》,特區政府卻漠視民怨沸騰,於當晚宣佈將修例草桉送交立法會二讀、在立法會外爆發警民衝突,終釀成6月12日甚至往後從和平示威演變成武力抗爭全面升級,可見惡劣局勢,實為政府拂逆民意所致。

李嘉誠看似雲澹風清,談到政府應寬宏對待基於義憤而犯法的「未來主人翁」,在時局風高浪急之際,勸官方雙方各退一步,暗有調和折中的意味。

可惜李氏釋出善意,北京政府不僅未有領情,旋即於9月12日連發三砲抨擊:《人民日報》率先不點名批評李嘉誠等地產商「祇打自己算盤、囤地居奇、賺盡最後一個銅板」,真正對香港未來負責、對青年網開一面是要他們釋放土地;中央政法委透過微博公眾號「長安劍」,勐烈砲轟李氏呼籲屬「縱容犯罪」,援引網絡留言力數李氏罪行,進而把社會根源矛盾歸咎於樓價高企;《新華社》時評也強調房屋問題已到「痛定思痛、必須解決」地步,着令增加土地供應以改變「地產經濟獨大」現狀。

即使李氏翌日以基金會名義回應,軟中帶硬,但中共黨媒及愛國群眾意猶未盡的輿論攻勢,仍未止息。數天後,工聯會會長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就以「蟑螂王」肖像,繼續人身攻擊其為富不仁,不放國家機關在眼內。

中共中央政法委透過微博公眾號「長安劍」,勐烈砲轟李嘉誠的呼籲屬「縱容犯罪」。(湯森路透)

中共舞劍意在地主

表面看來,李嘉誠未盡緊跟中共主旋律,讉責暴力之餘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強硬執法,反而以「和事老」姿態居中調停,黨國領導看在眼裏,自是不悅。但勞師動眾貼上亂源標籤鬥爭,自然不止為針對李氏一人。

留意官媒貶抑言論,你會發現眾口一辭的論調:香港樓價高昂、民生置業艱難、社會怨氣蒸騰,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地產商是禍亂之源。那麼,李氏有甚麼立場與資格勸誘各方克制,要求政府對年輕人從輕發落?

當前局勢動盪不安,彷彿無關林鄭月娥強行修例、雷霆鎮壓,而是以李氏為首的「地產霸權」肇禍。特區政府以至北京欲轉移焦點,將事態激化之責任推卸至「四大家族」(長實、恒基、新鴻基、新世界)身上—這群業界菁英長期囤地,待土地增值後沽售獲利,致使貧富日益懸殊,民怨積壓,終借政治事件興師問罪,政府成了代罪羔羊。

9月初,親中政黨民建聯發動請願、刊登廣告及記者會攻勢,醞釀推動《收回土地條例》,以公共利益為由釋放新界農地,以興建公共房屋;新民黨議員容海恩也提倡以土地改革修補社會的對立撕裂。無獨有偶,黨媒圍剿李嘉誠之餘,均提到引用條例解決香港土地稀缺,為樓市降溫。換言之,為了緩和香港矛盾,官方幕僚嘗試將框架扭轉為「人民鬥人民」,地產業頓時淪為批判對象,政府反而是站在「為民設想」的一方。

「打土豪,分田地,鬥地主」2.0

有泛民主派指出,過往反對《收田土地條例》徵地的建制政黨之所以今是昨非,由在議會投下反對票變成積極爭取,緣於近月受「反送中」拖累支持度大幅下滑,意圖在11月區議會選舉前收買人心,設法止損。然而條例過往因利害關係,歷屆特區政府鮮有引用,林鄭治下亦傾向使用「公私合營」方式與地產商共同開發建設,故此時提出,被公眾質疑成效與誠意。

理論上,購入土地需要多年時間方能興建成住宅,但增加土地供應仍是最穩健的壓抑樓價之策。發展商若相信將來土地供應量會永久及顯着上升,為了規避捐失,會減持手上未開發的土地儲備,多建房屋,增加樓宇供應;有意置業的市民也隨之調整預期,不再積極入市推高樓價,減少炒賣的誘因。

然而香港土地供應自2005年起幾乎陷入停頓,主權移交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擬推行「八萬五建屋計畫」慘遭滑鐵盧後,延至2014年方重新推行《長遠房屋策略》,惜為時已晚。即使如今以《收回土地條例》達到一時的緩衝效果,但公眾無法肯定新土地政策能否延續下去,杯水車薪的農地釋出根本無助扭轉大局。

那邊廂,地產建設商會連忙發表聲明澄清「囤地」一說純屬誤解,根源在土地開發的行政及審批程序冗長。代表業界的立法會議員石禮謙更直言政府向地產商開刀,不過是挽回低迷民望之舉。

特區政府以至中共矛頭所指的地產壟斷力量,從來不是港人無法安居的惟一主因,關鍵在政府未能多管齊下,除了發展偏達地區土地以外,市區及工廠區的改畫重建步伐緩慢、無法拆解新界鄉紳的利益糾紛、未有適度放寛地積比率及簡化改動用途程序、未能及早宣佈未來20-30年的土地供應規畫、增加公屋供應及更有效分配現存的公屋資源,好行權宜而欠缺明確的長遠考量。

劫富濟貧為名改弦易轍為實

當然,中共把政治問題轉移至民生艱困的「庶民對權貴」宣傳導向,歷經中、港管治高壓手段的港人自然不會賣帳。故此其幕後部署,恐怕是借題發揮,醉翁之意不在酒。

根據《路透社》9月13日的獨家報道,近百名中國頂尖國企的管理層聚首深圳,出席由國務院國資委(SASAC)召開的會議。席間國資委向他們要求增加香港投資、抓緊企業管控,既是美中貿易戰延燒至金融領域以前的維穩佈置,同時為全面接管香港企業命脈舖路。國企代表承諾將投資香港房地產、旅遊業等核心行業,刺激就業、穩定金融市場。

蘋果日報》跟進報道,國企赴港交流團並非單純出席貿發局主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國資委另外安排他們與特首林鄭月娥在禮賓府直接會面,提及特區政府積極配合扶持國企政策,「相當於任由中資公司開價」。準備會面的文件包括三項內容:國企在港投資狀況、未來在港投資大計、需要香港政府在政策上資源上如何配合。

說穿了,就是中央政府動員「國家隊」入場。

北京要從地產鉅子收回香港土地儲備,也要有所補償。但資金從何而來?可行的選項,是收回土地同時,預售予中國國企,由他們到香港參與樓宇建設;或者變相的土地交換,以未來「大灣區」屬中國的土地開發權,優先分配予香港發展商,利益均沾。

8月28日,新鴻基地產宣佈引入吳向東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身為共產黨員兼前華潤地產主席的吳氏,名義上是強化該集團與中國的關係,參考其中國地產業經驗,但有理由相信,除了黨委入侵港資企業運作以外,亦屬港中土地政策整合的一步棋,先安排黨委談妥中港土地的交換協議。

聞風而動的,還有新世界發展。9月25日,集團執行副主席兼總經理鄭志剛宣佈捐出300萬呎農地,紓緩房屋問題,回饋社會。旁觀者心知肚明,這是中共官媒上述威迫恫嚇的必然結果。

港式計畫經濟降臨

要消滅資本家的共產黨,雖然在管治初期與地產商形成利益聯盟,但到危急存亡之秋,終究暴露分歧。中共的如意算盤,是讓「地產霸權」充當香港動亂的罪魁禍首,政府再以「鬥地主」的英姿現身,懲治這群為富不仁的奸商。

不過「地產霸權」之所以長期壟斷,發展至商業、電信等各行各業,原因是進入議會、執掌政府的並非真正的民選代表,無法平衡制約利益團體,造就官商共謀、向少數行業靠攏的嚴重傾斜。若任由更嫡系的國有企業取而代之,則讓香港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更集中於黨國少數領導手上,隨着中南海的指揮棒起舞,港人命運至此更是任由宰割,自由民主遙遙無期。

由此引申,將「土地」這項關鍵戰略資源收歸政府掌控、重新分配,可視為中共實行計畫體制的前奏。回顧中國首度全面建立計畫體制,實際上耗時近10年,其時「土改」階段如下:

1949-1953年鞏固在農村的政權基礎,為農民分得土地,藉「鎮反運動」消滅地主與富農,滿足農民翻身的願望

農村政權基礎稍事穩定以後,旋即將主力投入城市。1953-1956年,實施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資產階級和小資產者,生產、流通一切關鍵資源集中於政府

1953-1956雖以城市改造為重心,農村同步以互助組、合作社形式,逐步集中土地生產要素。直至1958年發起「人民公社運動」,城市改造後轉回農村,一下子把本來分予農民的土地,全數回收到公社,把公社變成兼有經濟、政權功能的組織,即所謂「政社合一」

以上變革,中共通過雷厲風行的社會運動完成。時至現在,國企巨頭蠢蠢欲動接掌香港重要企業,本港地產業無論投誠與否都難逃中共直接控制的命運,香港未來進入「大灣區」的一體計畫體制,也許在所難免。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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