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5日，清明節。
作者拍攝了一組槍斃七男一女的照片。有兩個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團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當時是哈爾濱電錶儀器廠的技術員(相當於現在的工程師)，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們在街頭散發張貼一張傳單，這是一種刻鋼版用臘紙油印的16開小報，報名為《向北方》，這被省、市革命委員會解釋為"一心向着北方的蘇修"。當年的黨報一律在報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語錄」，他們倆照此辦理，也在這張小報的報眼上印了「毛主席語錄」，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來的「最高指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光，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他們在這段語錄下邊又加上了兩句話：「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允許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這被解釋為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此事被定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命案件」，發動群眾限期破案。很快便破獲。當時就有人私下議論，千錯萬錯就錯在這兩個人太有思想有文化了，太憂國憂民了，否則也想不出後邊那兩句話。
在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召開的數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上，軍管會負責人當場宣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團主犯」。其實，這張小報從刻鋼版到油印，再到街頭散發張貼，只有他們兩個人，不存在任何從犯，而這兩個人就被定為「反革命集團」，都是「主犯」，全判死刑。
在宣判大會上，當巫炳源聽到「判決死刑，立即執行」時，他仰天長嘆："這個世道太黑暗了！"便緊緊地閉上了眼睛，在宣判大會後的遊街示眾，直到押解到刑場槍斃時，他至死都沒有再睜開眼睛。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採用閉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後的抗爭，以示「這個世道」是睜着眼和閉着眼都是一樣的黑暗。這8個人的脖子上被掛着大牌子押到卡車上，經過市區遊街示眾以後，開到哈爾濱西北郊外黃山火葬場相距不遠的一片空地上，他們一字排開，雙手被反捆，並被迫跪下，然後從腦後被開槍打死。
當時報紙對這類新聞事件只發表文字消息，絕對不會發表刑場照片。當事作者是一個27歲的血氣方剛的青年，出於新聞攝影職業的好奇心，凡有這類事件都前去記錄下來，也許這會成為社會歷史碎片，以供後人研究。這一回當事作者奉派採訪，又一次背着報社領導和攝影組同仁，私下跟隨軍管會的車去了刑場，不僅從頭到尾完整拍攝了幾十張連續性的畫面，還忍着槍斃後腦漿崩裂的濃烈血腥氣味，近距離拍了屍體的特寫。由於當時當事作者的"萊卡M3"相機上只有35毫米的廣角鏡頭，必須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聞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腦漿的氣味。
有12600多點擊，170多條評論。這篇博客圖文被國內外上百家網站廣泛轉載。我一直在想方設法尋找這兩位蒙難者的親屬，很想與他們一起回顧當年發生的事情，更想知道這許多年來他們的心路歷程。很想與他們一起回顧當年發生的事情，更想知道這許多年來他們的心路歷程。
今年3月14日，有一位"訪客"在評論欄留言："巫炳源是我高中同班同學的父親"。我極為重視這條線索。馬上回覆："今年4月5日，是巫炳源、王永增這兩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蒙難40周年，我想重發他們被害的圖片，一是作為紀念，二是以此作為警醒，讓歷史悲劇不再重演。這位朋友可否在博客主人下方的『訪客留言'中留下你的電話、聯絡方式，我很想與你溝通一下。謝謝！"
隨後，這位彭海波先生在我博客的"訪客留言"中留下他在美國的電話，我與他在電話中深談數次，這位熱情的彭先生答應幫我尋找巫炳源的女兒。兩天後，他說通過在哈爾濱的老同學找到了仍生活在哈爾濱的巫炳源的女兒巫××，給了我她的電話號碼。
我先後兩次與巫炳源的女兒通了電話，第一次是3月17日，紐約已經進入夜晚時分，我在21:45撥通了巫炳源女兒的電話，那時是中國大陸的北京時間18日上午9:45，正巧她一人在家也方便說話，我們在越洋電話中談了將近兩個小時，直到23:26才結束了這次通話。在電話中她詳述一家人四十年前因父親被判反革命罪槍斃後的遭遇，當時她尚不滿4歲，連父親的模樣都記不清，父親的忌日就更不知道了，她說只好在每年春節時為父親燒紙祭奠。父母育有一男二女，哥哥是1952年生人，姐姐與她分別生於1962年和1964年。父親1968年被槍斃時，姐姐和她都小，還不懂很是怎麼回事。16歲的哥哥正在讀初中，看到滿大街都是各種各樣的傳單和大字報，他並不知道父親油印的那張小報會成是"反革命傳單"，可能因為曾幫助父親上街去張貼或散發這張小字報，也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因屬未成年人而未關進監獄，安排在居委會監督勞動改造。可憐的是母親正懷有身孕，父親無端被槍決讓母親遭受極大剌激，這個遺腹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巫女士說，後來聽說和她父親一起被槍斃的王永增，與她父親是同事，住在鄰樓的宿舍里，別的就什麼也不知道了。當她第一次知道父親的忌日是清明節時，她說自己的父親成為清明節的冤魂，這是蒼天有眼啊！
因受父親冤案的誅連，巫氏三兄妹的前程受到很大影響，哥哥當時沒有可能再讀書了，在社會上干臨時工，後來幹個體運輸戶。姐姐只讀完中專，就參加工作了。據說她本人高考時的政審材料被好心的班主任老師撕掉了，才使她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自1970年代開始，她哥哥曾多次到有關部門上訪，為自己的父親遭不白之冤作申訴，希望能得到一個說法，長時間沒有得到任何答覆。他一直堅持上訪，從哈爾濱市到黑龍江省，再到北京，向有關部門遞交了大量的申訴材料，直到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總算是有了一個很含糊的說法：量刑過重，撤銷原判，死刑不變。
我第二次與巫女士通話是4月3日紐約時間21:18至22:25，談了一個多小時，她說看過我的博客以後，對哥哥說起這件事，他哥哥為父親的冤案奔波多年，找到哪裏都是推託不管，哥哥已是心力憔悴，早已心灰意冷了，不再報有任何期望，不想再去奔波了。
巫女士說："父親冤案已經過去了這麼多年，心裏似乎已經平靜了。我不想讓此事影響到下一代人，但一想到父親無端被打成反革命，一個鮮活的生命，說沒就沒了，我仍然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我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儘管對父親一點印象也沒有，畢竟自己的生命是父親給的，作為女兒理應為父親討個說法。但是，目前我的孩子正準備高考，等孩子高考之後，我會關注此事，要策略地去做，希望工府給予一個重新評價，給我們子女一個說法。"
五毛黨們，一個人要有良知。被殺的不都是地富反壞，一個人做惡多了，是要有報應的。一個人手上有血，是要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