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文革史研究者認為，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一封信》，是解釋文化大革命，解釋毛澤東與林彪關係的基本依據。在這封僅僅1700餘字的信中，毛澤東兩處提到「逼上梁山」。但它似乎又說明，文革完全是按照他的計劃進行的；他早就看穿了林彪，只是為了利用他打倒劉少奇，才採取了欲擒故縱的手法。不僅如此，他還安排好這個「機關」，事後讓「右派」出來收拾「左派」。
那麼，事實是否真如毛澤東自己所說呢？許多「過來人」都不相信，但對於如何「破解」毛澤東的這個「謊言」又無從下手。1957年，毛澤東就幹過「引蛇出洞」的勾當。假作真時真亦假，一個「城府森嚴」的人，其內心有誰知道呢？不過，筆者以為，只要解決了這封信的「真實性」問題，答案便自然揭曉了。
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自稱是寫於1966年，卻發表於1972年。先是在1972年5月，作為「批林整風」匯報會議文件印發。以後，1972年10月1日、1973年9月2日和1975年3月1日，又有部份內容先後在《人民日報》發表。1988年12月出版的，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曾經摘要引用過這封信。筆者於1996年——暨文革三十周年——曾撰文，對該信的寫作時間提出了置疑（投稿《東方》、《讀書》、《二十一世紀》未獲刊登）。1998年1月，該信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全部收錄，在其信末，鮮明地注有下列文字：「據修改件刊印」。
——筆者當年的質疑未獲刊登，可以理解，因為那時的許多文件尚未解密，筆者的論述肯定是不充份的。但根據正式刊出的這一註解，我們可以肯定，這封信所述的內容，至少不是「歷史原貌」。
但是，它的「不真實」到底屬於什麼性質：是事後根據需要的「全盤偽造」，還是依據1966年確實存在的「藍本」，在發表時作了修改？是主要內容基本真實，只是發表時裝入了後來的思想，還是連思想也是真實的，只是當時沒有那麼透徹的表述？在此，我們需要的僅僅是胡適的那句老話：請拿出「證據」來！
從信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江在1966年4月曾有過一次見面，地點是在上海。信中所說的杭州會議是4月16日，北京會議是5月4日至26日。林彪講話，時間在5月18日；印發林彪講話的時間在此信之後的9月22日。毛澤東6月15日離開「武林」（即杭州）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即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幾天，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即武漢），「已有十天了」（正好是7月8日）——它們都發生在二人最近的一次見面之後。另外，信中的「本月」的「兩次外賓接見」，一次是在7月12日，一次是在7月17日，在時間上也沒有破綻，也是很隨便就可以找到人證、物證的。
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根據以上細節的真實而放棄甄別，我們很可能就上了一個「精心炮製的騙局」的當了。中國有句古話：「遠觀其勢，近觀其質」。當我們在近處看不清一個事物時，我們可以站在稍遠一點的地方看。而正是這種「遠觀」告知我們，上述察訪的「無破綻」，恰好留下了一些令人疑惑的東西：
其一，作為一封「隨意性」很強的信件，它似乎「過於嚴密」了！仿佛是為了有意留供後人考證似的，他把那些公開的、可以通過別人獲取的信息，尤其是幾乎把黨內高層大事數了個「滴水不漏」！這有違「家信」的常規。
其二，作為一封私人信件，它過於「政治化」、「公事化」了。其中個人的交流和建議，僅僅是作為「主題」的鋪墊和裝飾而存在。這就使信件看上去很像是一個包裝某種政治意圖的「外殼」。
其三，信中表現的主人公心態是分裂的。他一會兒感嘆自己被人「逼上梁山」，成為藉助「打鬼」的「鍾馗」，表現出無奈和窩囊；一會兒又表現出能洞穿歷史的「英明」，不僅能作時間上的掐算，而且能預言一個「相剋」的循環，甚至於預言「鹿死誰手」。他一方面表現出一種「我死了以後，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超越氣概，另一方面又充滿錙珠必較的自我「辯白」。如果我們相信這封信是同一歷史時刻所著，那我們必會認為，此時的主人公若不是患有極度「躁鬱症」，便是有着相當程度的「人格分裂」。但如果我們把它看作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思緒嫁接起來作品，我們就能夠對當事人給出一定的理解。
所以，「遠觀」的結論告訴我們，那種在短時間內、人性上表現出來的極度「反差」，顯然不是上述「時間細節」上的「拋光」所能抹平的。而正是由於這種「不和諧」的存在，它不能不使人猜測，那些所謂的自我解剖、那些表面的超脫，是否只是為了掩蓋他真正想推銷的一個「主題」而「虛晃一槍」？
然而，最可置疑之處還在於，這封隱藏着「黨國最重大機密」的信，居然是寫給到處「亂講話」的江青的。一個最合理的解釋便是，在毛澤東寫給江青這封信的當時，這個「外殼」里並沒有包裹多少「機密」；而當他裝進這些「機密」時，他正巴不得利用江青這張嘴！
自毛澤東逝世以來，為粉碎與清算「四人幫」的罪行，外界曾流傳不少關於毛江感情交惡的傳言。通過與一些毛、江身邊工作人員的接觸，我們可以肯定，二者的關係，並不見得像傳說的那樣糟糕。但這並不意味着，毛澤東會把這樣一份涉及最重要部署的文件委託於江青。特別是信中所述許多毛澤東的感慨、心態，甚至少年抱負，如果放在一對感情融洽、無話不談、交流頻繁的夫妻那裏，這應該是日常相處之間就已經交流完畢的內容，毛澤東為什麼要在一封信里講那麼多？這隻有兩種可能：
要麼，是毛江關係疏遠，他們平時缺少交流，所以為日後在某個時段的集中「交流」留有素材。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毛澤東就不會把一份黨國要件交由江青去保存；
要麼，是毛江感情很好，毛澤東會把一切託付於她。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他們就不必「牛郎織女」般地「千里傳天機」（這途中不是沒有泄密的可能）；甚至於寫不出如此「高度凝練」、以至於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信件。這是一個夫妻相處的常識。
除此之外，這封信還存在重大的「破綻」，以下僅舉三例：
第一例，毛澤東在信中有兩句一直被視為「神奇」的預言：（1）「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2）「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
——他是怎麼悟到「七八年」這個循環數字的？
毛澤東此話並非無據可征，在1966年——也就是毛給江信之前，從1959年廬山會議到1966年文革，正好「七年」。但這樣的例子——七八年——只有一次。按照思維的邏輯，只出現過一次的現象，在歷史上只能被視為「偶然」，只有重複第二次、第三次的事情，才會被當作一種「規律」。如果我們假設，毛澤東此信，或者此信中的這兩句話，是後來所寫（或添加進去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眾位讀者可能會說，從1966年文革到1971年，只有5年呀。但按毛澤東說，劉少奇的問題是從「四清」運動已經暴露出來的，那麼，這裏就出來了「6年」，還有一年呢？我們不要忘記，毛澤東的這封信，是1972年5月面世的。如果按照出版時編輯者的註解——作者在發表前作了修改，那麼毛澤東在1972年想到這個「循環數字」，恰好符合邏輯！所以，如果相信邏輯的力量的話，我們可以猜測，毛澤東這封信（或信中的類似語句），是1972年的「出品」。
當然，上述毛澤東第一句話還有一個破綻——「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當時——也就是1966年7月，其實是文革「大亂」剛剛開始的時候，「紅八月」還在後面，毛澤東也自稱是被「逼上梁山」了，能否「達到天下大治」，在當時根本還無法預期。所以，這句話無論如何都給人以「沒有來由」之感。但如果說它出品在「913事件」——毛澤東自稱「好像做了一場大夢」之後，這句話就具有了「合情合理」的意味。
第二例，毛澤東在信中有一句一直被視為「神奇」的咒語：
「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
這裏便發生一個問題，毛澤東是何時開始想到「死」的？1966年是毛澤東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年，據說也是毛澤東一生最雄健、自負的時刻，那時，他甚至還「暢遊長江」，何況他在同一封信中，還提到「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所以，把它放在1966年考量，只會讓人覺得毛澤東「陰晴不定」、「性格乖戾」。但如果我們設想，它是「林彪事件」後那場大病的產物，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在這裏，毛澤東熟練地運用了「測不準」原理——仿佛他不能預見是否能在生前看到林彪的結局，但這種「正反反之」的手法，無非是為其他更重要的「英明預見」提供墊背幫襯而已。
第三例，毛澤東在信中有兩句一直被視為「矛盾」的敘述：（1）「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2）「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
——1966年7月，右派還沒打倒，怎麼又跑出個「右派政變」呢？如果說，他這是指劉少奇還沒有完全被打倒，但這句話中的那個「也」字是幹什麼用的呢？似乎是在他預言中的「右派政變」之前，已經有「左派政變」失敗的例子在前。而真正「右派政變」的危險，不就在「林彪事件」之後嗎？顯然要「七八年」以後才可能有，所以，此信（或此段話）極有可能也是「七八年」之後的出品。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基本可以得出一條結論，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確曾有過「給江青的一封信」，但這封信不是1972年發表的《給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後者是一封「公開信」。毛澤東之所以選擇了給江青的信作為「宿主」，一是因為他們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問題上，他們都受到同樣沉重的打擊。二是毛澤東早期也確曾流露過對林彪的不安。如何挽回「林彪事件」的影響？最便利的辦法，就是夫妻串謀，演出一曲「三年早知道」。
既然如此，那麼，文革是否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計劃進行，也就值得懷疑了。如果這些質疑可以成立，那麼，這齣所謂「石碣收妖」的神話，不過是他欲挽救自己的名聲而導演的一出現代「秀」罷了。
不過，雖然林彪把毛澤東「逼上梁山」是假，但毛澤東按照《水滸》「造反有理」的「道統」設計文革，卻是千真萬確的。在這場「革命現代樣板戲」中，不論是林彪還是江青，都是他選中的演員而已。當然，這齣戲得以成功上演，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角色，那就是被稱為「紅朝宰相」的周恩來。限於版面，這裏就不作展開。
附：1972年發表的《給江青的一封信》
江青：6月29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註：指魏文伯、陳丕顯）的意見在那裏（註：指上海）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註：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爾王國王太子和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代表、觀察員），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6月15日離開武林（註：指杭州）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註：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稱「西方」）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註：指武漢），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引者註：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註：指《毛澤東選集》），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追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5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註：「5月會議」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註：此處指共產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4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這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以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也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