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於北京針對香港抗議發動輿論戰，結果暴露了大外宣的一個新專案，政府出資購買推廣者，專門在海外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體上開設帳號，傳播中共抹黑香港抗議的資訊。8月19日，Twitter Inc.和Facebook Inc.的代表表示，一些帳戶被認為牽涉中國破壞香港反政府抗議活動的努力，因此暫時關停。從這兩家社交媒體公司問世以來，這是首次將中國視為一個虛假資訊活動來源予以暫時關停懲罰。
中共的網路大外宣是個研究盲點
2009年以前及此後的約五、六年當中，中國大外宣的重點主要是經營平面媒體及一些網站。研究者可以通過追索註冊者身份與資金來源發現其背景，確定媒體背後的出資方是誰，以此判斷媒體屬性。但大外宣進駐海外社交媒體方面卻是個研究盲點，因為Facebook的總裁扎克伯格一直希望進入中國，Twitter公司與中國的關係也很友好，大中國區的總裁一度任命了有軍方背景的中國高科技精英陳葵女士。因此，即使在2017年3月中國商人郭文貴利用所謂曝料發動「推特革命」，5月份中共醒過神來派出大量水軍與郭粉對峙，推特也從未干預過這種極不正常的社交媒體運作，更未公佈雙方各有多少帳號。Facebook倒是一度取消了郭的號，從而將中文臉書的虛假資訊與烏煙瘴氣減少了一點。
社交媒體的出現不過十餘年，目前還是一個無規則之地。(湯森路透）
這次Twitter表示，已暫停936個與源自中國的一項「國家支援重大資訊行動」相關的帳戶；Facebook表示，從Twitter獲得消息後，已刪除五個帳戶和七個公共主頁，這些帳戶和頁面觸達的帳戶超過1.5萬個，還有三個成員超過2,000人的小組。但事實上，有中共政府背景的帳號遠不止這些。
Twitter、Facebook與Google這次宣佈關閉與中國政府有關的自媒體，我相信只是其中一部分，真正的數字，這些公司應該會掌握比較接近的數字，但如果他們不開放這些數字，外界無法拿到。這些帳號在社交媒體上的操縱輿論能力及其影響，只有基於這些資料相關的資料上分析，才能夠做出分析。以Twitter為例，推特上估計中共水軍帳戶至少有20萬個，作為Twitter的最小語種用戶群來說，這個數量足以改變中文推特圈的輿論生態。
中文世界的紅色滲透研究，台灣有責任深層掘進
社交媒體的出現不過十餘年，目前還是一個無規則之地。像Facebook（臉書）、Instagram、YouTube、微信等網站既成為人們獲取大量資訊的管道，也成為人們的聊天與聯繫工具。這些社交網站無可否認地充滿了陷阱，在其中魚目混珠、渾水摸魚的大有人在。
由於社交媒體曾在伊朗大選、阿拉伯之春中發揮過重要的政治作用，還由於各種犯罪者在社交媒體上釣魚並屢屢成功，各國政府都有程度不等的介入管理，方式主要是督促相關公司自我監管，目前，有關社交網站上出現的內容，主要依賴於網站的自行監管，像YouTube和 Facebook這些網站都有自己的規則，規定不能上傳的內容包括虛假新聞、仇恨或極端主義言論，以及可能危害人們身心健康的內容。政府更多地是監管社交媒體公司。比如英國準備設立一個獨立監管機構，對在社交平台上出現危害社會和公眾內容的公司採取懲罰性措施，包括巨額罰款和停止其經營業務。
中國政府對社交媒體監管相當嚴格，被認為是干預言論自由的典型；但同時又派出官方媒體或採用外包的方式購買水軍攪亂他國的社交媒體，為了特定目的製造假新聞。這種對內對外分裂式的政府行為非常罕見——俄羅斯有類似行為，但規模遠小於中國。對於這種行為，聽之任之就是縱容。
中國政府對社交媒體監管相當嚴格，但同時又派出官方媒體或採用外包的方式購買水軍攪亂他國的社交媒體。（湯森路透）
中國建立大外宣體系向全世界進行紅色滲透，第一大語種當然是中文世界，這個體系已經通過各國的中文媒體建成；第二大語種是英文，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防範主要在這個語種方面，對大外宣滲透華文媒體並不真關心，認為就算滲透，影響也是邊緣性的。世界上講中文為主的區域，除了中國本土之外，還有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香港與新加坡不可能投入資金人力去研究中國對這些地區的滲透，而我那本《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在全球擴張的真相》由於初稿成書於2012年，因為是個人研究，無法獲得網路滲透的詳實資訊。交付出版前雖然對2012年以後的資料有大量補充，但主要還是集中於中共對平面媒體及相關網站的控制與滲透。
這一遺憾，在出版前已經有台灣大學傳媒研究所教授張錦華女士指出，我告知研究所謂假新聞由大陸輸出，我一人之力難以完成。今年5月我在台灣為本書做推廣時，也有人提出這本書並沒有研究台灣從去年開始出現的假新聞與中共的關係。我當時回答說，這些假新聞的出現，我相信背後有中共的手。
但是，做研究不能全憑推論，網路資料的獲得，遠遠超出了我這位個人研究者的能力，這需要有網路公司的配合與政府力量介入，我希望台灣相關部門能夠投入資金、人力專門做這項研究。近日，我看到台灣澹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除了經濟吸納之外，根據新近研究，北京對台灣媒體施加影響的方法，還包括「規範擴散」（norm diffusion）、「假訊息輸出」等途徑，亦即：除了資金滲透之外，其實還有文化滲透與資訊滲透。我認為這個研究方向非常正確。如同我今年5月在台灣的多場公開演講中所談過的那樣：《紅色滲透》一書不是專門研究台灣，在研究中共大外宣體系建立方面，只算是拓荒之作，每一章涉及的專題都值得深層掘進，尤其是中共利用財力與科技力在網路滲透這一方面，並不是任何個人有能力完成的研究課題。
中共利用財力與科技力在網路滲透這一方面，並不是任何個人有能力完成的研究課題。（湯森路透）
基於上述原因，希望人才濟濟的台灣傳媒研究學者責無旁貸地擔負起這一責任，相關資料的獲取，則需要政府部門的介入。2020大選塵埃落定之後， 中華民國政府應該將這當作國家級課題給予立項與資助。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着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