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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了的北平(北京) 原來是騙來的

從上面可以看出,所謂北平的「和平解放」,本是毛利用第三勢力的政治投機、利用文化人保護古都的熱腸古道,為自己贏得時間,完成軍事部署的一個謀略。奔走其間的文化人既然成了軍人/政客手中的棋子,當然是想用就用、想扔就扔。可憐對此,除了兩邊的屠夫,這些學富五車、遣詞造句的先生們,在斡旋前後和中共建政之初,誰都沒有看透。

2[1966年北京]

1966年6月,文革開場,紅衛兵抄家遍及北京。

曾經是燕京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和1949年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共56位)的張東蓀,雖然已經不再住燕東園(燕京大學教授宿舍),和朗潤園(北京大學教工宿舍),而是被趕到北大東牆外邊“大成坊”的一個平民雜院——他那時是毛澤東特許下“不殺、不關”,“養起來”的人——仍然逃不過這一劫。

3[張東蓀祖孫在大城坊]

來人是北大生物系63級的學生。他們一定從哪裡聽說,自己教授(美國康乃爾大學1938年生物學博士張宗炳)的老太爺更有的可抄。張家給翻了個底兒朝天。書、畫、雜誌、故紙和其他東西撒滿一地。來人一一過目:凡屬於封、資、修的,統統扔到院子里架起火來燒掉。他們當然希望抄出幾件和美國、或者蔣介石有關的東西,可惜在張家,不但和“帝國主義”的往來證據,就是和毛澤東、劉少奇、林彪有關的東西,全由奶奶率先給燒了——除了一封周恩來的來信,那是夾在一本書里給忘了的。

4[劫後餘生]

幸運的是,張教授住的那地方太逼仄,一些不常用的東西只好放在舊式的衣箱里,暫存兒子家,包括一些對聯、繪畫,比如康有為、梁啟超為他寫的對聯……。我們今天要說的一幅圍城解紐”橫聯,正放在這裡。

5[破四舊]

本來,“翻箱倒櫃”也是紅衛兵常態之一,只因為這隻箱子那時候正給在念大一的孫子凱慈當書桌,箱面上面全是物理、數學課本,居然躲過了這一劫。

1

什麼是“圍城解紐”呢?從字面上講,指的是“解開了攻城與守城雙方非打一仗不可的這個死結”。在我們的這個故事裡,講的是1949年的北京(北平)。

6[1949年的北平]

大家都知道,北京有850年的建都史。由於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所以,在1949年政權交接之前,這座有着百年化積澱的五代國都,叫做北平。

粗略地說,在1948、1949兩年間,共產黨的軍隊,經過了三次主要的戰役(雙方動員兵力共525萬),已經差不多將政權奪到手了。在東北、在淮海,包括華北的天津,都打得非常殘酷。自從北平“圍城解紐”實現,國民黨的頹敗即無可挽回。以後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收復,已如“江河奔涌勢不可擋”。

7[鄧文如信]

當時,“城守20萬人,攻者或三倍之。生靈百萬,不自意能全,將與宮室文物同燼矣。”(鄧文如)

“圍城解紐”有可能實現么?如何實現呢?

1949年3月,“和平解放”勝利達成後,毛澤東進了北平。

8[共產党進北平]

不止一次,在正式與非正式場合,他翹起大拇指,對他的同志們和當時決心留在共產黨身邊的“民主人士”說,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那時候,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東蓀的身份是北平住家、在北平教書,以及非國、非共的“民盟”領導人。所謂“第一功”,指的是在1949年1月6日–10日,張教授帶領守城將領傅作義的代表,到達攻城的前線作戰指揮部,以“居中人和調解人”的身份,見證雙方和平移交談判,即所謂“不識青鞋竹杖藜,沖寒冒雪走東西,軍中刁斗容長揖,席上瓊瑤勸短提。”(鄧文如)

三周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

八個月後,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9[1949毛澤東在天安門]

絕大部分教授、文化人,都沒有到東單廣場去搭乘那架國民政府一直留在那裡,準備將他們接往南京、台灣的飛機。他們不走。文化人怎麼能離開北平?君不見,對有知識的人士,共產黨表現得格外優容、敬重,虛心傾聽他們的聲音,保證他們將來的生活與研究……。不能說將這些話放出來的共黨幹部都在有意撒謊,只能說,他們後來已無能力使自己的諾言兌現。對於“大家都高興地留下來為新中國效力”這一局面,史載周恩來曾高興地誇讚北平地下黨書記劉仁,“劉仁,你真能留人啊!”

謙和、清廉、高效,不僅幾乎沒有沾手內戰,且具有無可爭議資歷的葉劍英,被挑選擔任北平市長。他立即組建有新、舊雙方參加的“北平聯合辦事處”,事事協商處置……。北平人更高興了,因為他們有比較,他們還沒有忘記1946年國民政府的“劫收”。

再看看新政府吧:六位副主席,民主人士佔了三名;四名副總理,非中共人士兩名;政務院委員十五名——民主人士九名,佔60%;政務院機構負責人九十三名——民主人士四十二名,佔45%,誰還能說共產黨一黨獨裁?

北京人享受到久違的安定生活。交通、通訊迅速恢復,物價平抑,生產發展。

大家都以為“黎明”之後,定是一個風和日麗艷陽天——那時候,毛澤東的文稿和有關文件還沒有公布,沒有人知道這是毛澤東有針對性的“進北平的政策”:“特別要防止出現一些‘左’的做法。”

共和國成立四個月之後,1950年2月,到了張教授“書生憑舌戰,折衝杯酒,慷慨陳謀”(張伯駒)的一周年。老朋友的“恭賀新禧”有了好題目:為紀念“圍城解鈕”,紛紛作詩贈東蓀。

10[整幅橫聯]

這就是那幅躲過抄家災難的“橫聯”。

11[鄧詩原件]

第一幅是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鄧文如(1887-1960)的《圍城七言四章並序》:

他是現代中國“以文證史”古文大家。

他說:儒者濟物仁民其功偉矣。三十年來競言愛國愛民者,不能與之比量也。

儒者,東蓀先生是也。

12[張詩原件]

第二封是張伯駒(1898-1982)的《滿庭芳》

他是中國最有眼力和最慷慨的文物收藏家。

他說:東蓀先生倡議和平,乃冒險入城奔走斡旋,以為保全。予則追步驥尾,聊效贊襄議定。

13[林詩原件]

還有林宰平的五言長歌,

他是(1879-1960)一生歷經晚清、民國、新中國德高望重的大學者。

他說:“壯哉吾東蓀,成就乃爾奇,魯連天下士,排患無扶持。”

此外,西洋史專家傅岳棻(1878—1951);齒序更長的國文系教授、中山公園董事長夏仁虎(1874-1963)都有詩、詞相贈。

14[東蓀自識]

橫聯的最後,是東蓀自己的補敘:

戊子冬北平圍城。余與劉後同、侯少伯、彭岳漁、張叢碧,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為雙方信任,使出城接洽。當時慮或不成,憟憟為懼,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後友人義之有此題詠。余亦自謂生平著書十餘冊,實不抵此一行也。因裝成幅留示子孫。東蓀自識

他們高興啊!因為這座正飄着紅旗的北京,幾可說達成了他們一生的理想:民族獨立、政治清明、經濟蓬勃、百姓安樂。而且,在這樣關鍵的歷史時刻,“自己”是盡了一分力的:對東蓀而言當然就是他本人;對贈詩的諸位,就是咱們雖然“手無縛雞之力”,但排難具憑三寸舌極危真得萬人心(巢雲)的文化人啊!

15[巢雲張伯駒]

沒有人邀功請賞,沒有人心懷嫉妒。他們的高興與驕傲,不具任何功利味道,只為他們心愛的古都,為古都蘊藏並養育着的中華文明——而他們,為這文明陶冶浸潤,將作為驕傲的傳承者,“重執教鞭,埋首窗幾”,因為“尚有東園桃李,春風待”呢!(張伯駒)

可惜,歷史將證明,這些古道熱腸文化人的“書生之見”,與後來當權者的霸主之氣,多麼格格不入。

2

事情是這樣的么——當毛、蔣(傅)這樣的武夫,在爭奪巨大的利益乃至“生與死”的時候,文人們擔心“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以保全人民古物倡議罷兵會有什麼效能么?

張東蓀在“補敘”里列出的共同努力的四位(劉後同、侯少伯、彭岳漁、張叢碧)。他們是誰?如果說他們有了這麼大的功勞,為什麼幾乎不為後人所知?

或者,乾脆問得更直接一點:北平的和平解放,到底是怎麼實現的——是不是如歷史教科書所說“毛澤東胸懷寬大、傅作義深明大義”,從而任“書生憑舌戰,折衝杯酒,慷慨陳謀”(張伯駒)?

我們先看看“和平解決”的實際經過。

16[軍事地圖]

(一)局勢

“解放戰爭”到了第三年(1948年秋天),掌握中國命運的兩大武裝政治集團,已經到了決戰階段。

經過遼瀋、淮海兩戰役,從國民黨的軍力看:已經損失150萬,尚餘150萬——包括華北的60萬。那時候共軍的力量,已經從10年前的不到2萬人,發展到超過了100萬。

17[傅作義李濟深]

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局勢,將發生巨大變化——這前景幾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對此最為敏感,並且最早介入的,是國民黨二級陸軍上將、抗戰前蔣介石最主要的副手、抗戰後的蔣總裁最具實力的黨內對頭——最終成為“民革”負責人,並且當上了“新中國”第一屆政府副主席的李濟深。

“橫聯”中的彭岳漁(彭澤湘),就是作為他的代表、帶着他的親筆信,於1948年

11月從香港來到北平,通過“橫聯”中的侯少伯(他曾經救過傅作義的命,是什麼話都可以直言的朋友),轉達了李濟深對這名古都守將的建議:

18[第三方面意見]

脫離南京,獨樹一幟,走第三條道路。

華北獨立,成立聯合政府。

軍隊由聯合政府指揮。

彭澤湘又約民盟北京負責人張東蓀共同參與策動。

李濟深的份量,傅作義當然知道;他的這個設計,可以說正中下懷。但對國與共(或曰蔣與毛),這不是在剜他們的肉么?不過這前景太誘人了,何不試試——傅於是同意由彭將他的“有意言和”這一信息,向中共轉述。

怎麼轉述?彭找到毛澤東的老師符定一,通過他聯繫了地下黨。他給毛澤東連寫兩封信,由秘密渠道發過去——沒有得到迴音。為“聯合政府”所鼓舞的傅有點着急,遂讓自己的女兒通過她的共產黨關係直接給毛澤東發電,依舊無人理睬。符老先生決定自己帶彭澤湘前往。雖說是救過自己命的老師,毛澤東也沒請他到西柏坡,只讓他們在前線指揮部石家莊等着(11月18日)。

注意,此時的局面是:

第三勢力在運作,向共產黨傳達“傅作義有意言和”;

如果北平和平解決,則成立傅作義、共產黨和第三方面的“聯合政府”。

對彭澤湘此行,中國的正史、野史都沒有給予充分重視。其實,只要仔細分析毛此後的動作,應該能夠看到,這其實是當事人(包括林、聶、傅、李濟深等)都還蒙在鼓裡的“北平和平解決”最重大的步驟。

傅作義這回得到了迴音,只是不是從毛澤東,而是從華北野戰軍的前線指揮部——我們今天已經看得很清楚,這是假裝冷淡,壓低規格。這封實際由毛澤東起草,發於第二天的回電,雖然只是不咸不淡地說了一句“希派可靠代表前來接洽”(11月19日),但作為運籌帷幄的主將,毛當時卻是真的“靈光一閃”,而且立即行動起來——他將不過一天前的決定“東北野戰軍按原計劃休整到12月半”,改為“決定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11月18日)。而且“行動須十分蔭蔽”。同時不忘指揮胡喬木為通訊社編(林彪如何在瀋陽休息慶功等的)假消息——“利用此機會穩定傅作義不走”,即後來職業軍人們常提到的“抑留”。

果然,從11月23日東北野戰軍10個縱隊開始入關、華北的兩個兵團進抵平津地區,到了月底,看見等着談判的傅軍“尚是固守,沒有撤退計劃”,偷偷進關的共軍也樂得從容布局,間作小小休整。兩周之後,“包圍北平、切斷平津”之軍事部署完成。

這樣的調動,傅作義不可能全無察覺。雖然對全盤計劃的來龍去脈尚不完全摸底,但也不能再端着架子等。12月中旬,他正式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姿態低了些,但條件依舊是“嫡系部隊保留,成立聯合政府”。

這邊只接受了“談判”這一說法(上次算是“傳信兒”),即史稱“第一次正式談判”,但開出傅作義難於接受的高價碼:“全部繳械、接受改編”——目的只為爭取更多的時間:“對平、津、張三敵的正式攻擊,須待部隊休整一時期方能開始”。

19[張伯駒詞]

我們看到,直到此時,並沒有任何一方提到古都和都城中的百姓,也即張伯駒的詞中所寫的他們最為擔憂的景象:

萬姓生靈,五朝都會,千年文物風流。重樓連榭,歌舞不知愁。

一旦風雲變色,覆巢下、完卵難留。堪憐見,銅駝荊棘,灑淚對神州。

在這持續十天的僵持中,雙方都準備大打一仗。林、聶是調整部署,小作休整;國民政府則儘力把華北的60萬軍隊撤到南方作最後一搏。

到共產黨在外圍打了幾個勝仗(王牌軍被殲;新保安、張家口拿下)之後,毛澤東認為自己已經具備了讓對手就範的資本。而蔣介石那邊,自12月中以來,也連連派出心腹:身邊的軍令部長徐永昌,軍統局長鄭介民;最後是攜帶了總裁親筆信的蔣緯國——連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也出面了,力勸傅作義火速南撤。而傅轄下的中央系部隊,有的一直在壓他,有的已準備自己起事。毛不再拖延。在由他指定時間、指定代表、指定見證人的情況下(即12月31日的“軍委六條來電”),共產黨大獲全勝的《和平協議》終於草簽:

20[基本協議]

軍隊解放軍化;

地方解放區化;

給傅留一個軍,不看作戰犯。私人財產保留,政治地位保證;

寬待原來部下;

出版與信仰自由;

“橫聯”的主人公就是經毛澤東指定,作為見證人完成這個和平協議的張東蓀。其中最後一條,是當時毛澤東和林彪對張東蓀(以及他所代表的北平文化人)惠而不費的討好,同時顯示自己的文明。只是文人們高興之餘,完全無力對此作任何監督——直到今天,在和平移交已經過了半個世紀、當年簽字的雙方都早已作古之後,出版與信仰自由這一條款的實現,在中國仍遙遙無期。

21[北平和平解放]

從上面可以看出,所謂北平的“和平解放”,本是毛利用第三勢力的政治投機、利用文化人保護古都的熱腸古道,為自己贏得時間,完成軍事部署的一個謀略。奔走其間的文化人既然成了軍人/政客手中的棋子,當然是想用就用、想扔就扔。可憐對此,除了兩邊的屠夫,這些學富五車、遣詞造句的先生們,在斡旋前後和中共建政之初,誰都沒有看透。

22[組織學生前往歡迎]

3

“橫聯”所涉及的人物,庚寅(1950年)之後,已鮮見建樹與活氣。這個曾經令他們振奮、讓他們感到溫暖、還覺得自己也出過一份力的政權,是如何將他們邊緣化,又為什麼非如此不可呢?

彭澤湘

最早傳達傅作義“有心言和”、啟發毛澤東立即調東北大軍入關的彭澤湘,後來在蔣介石、美國催促傅作義南撤的時候,又一次起到關鍵作用,力勸傅絕對不能走。按照常理,彭在已經獲得巨大成功的“和平解放”部署中,本是立功人員,但毛居然一次次在內部文件里斥他為“我黨叛徒”,告誡自己的下屬“再不要理他”。到1949年新政權建立後,這名在共產黨成立之前已經參加“共產主義同盟”、1924年即從俄國派回擔任省委書記、在“反正”軍閥上為他的黨屢屢立功、1936年即代表第三黨赴延安的“老革命”,居然只發配到人民出版社做一名翻譯。

究其原因,“聯合政府”的方案固然令共產黨難於忍受,更重要的,是他背後的李濟深:這名老謀深算的野心家,當時與國民政府的新代總統(李宗仁)有密切關係,正受到美國青睞,太有可能成為第三勢力領袖。不錯,對共產黨而言,國民黨是最主要的打擊目標,但絕不能讓第三勢力藉機坐大。絕不能讓李濟深在北平和平解放上撈一票——他只能是個曾經輝煌的反蔣英雄,由共產黨無害地擺放在共和國副主席的位置上。

23[鄧文如書法]

鄧文如

史學家鄧文如是禁煙大員鄧廷楨的曾孫,為人儒雅博學。三十歲即應北京大學之聘任教授,同時受教育部任命為國史纂輯員。鄧先生此後一直沒有離開過北京,專任北大史學系教授之外,先後兼任師範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教職。

他最大的特色是廣徵博覽:五方四部,三教九流,從正史到雜記小說,無所不讀。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獨到的“史識”,配以“五四”之後幾乎被掃蕩殆盡的純正儒雅古文,他的著作《中華二千年史》《骨董瑣記》《清詩紀事初編》和《桑園讀書記》,直到今天,還讓我們這樣半通不通的後學玩味不已。

壯年以後撰成的《清詩紀事初編》八卷,全靠他一生節衣縮食,搜羅700餘種順、康時候的詩文集,以詩證史,獲得豐富的“史外之事”,寫出600篇清初人物小傳。在他不知疲倦的搜羅中,許多非常珍貴的作品過他的手,如《鷦鷯庵筆麈》(曹雪芹好友敦誠的手跡,紅學的珍貴材料);《浮生六記》(作者沈復的畫作,為世間所僅見);鄧先生研究之後,都慷慨舉以贈人,可見為人的寬厚與博大。

65歲的時候(院校改革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1952年),鄧之誠本是燕大歷史系當家台柱和極受學生愛戴的師長,只因馬列主義歷史學家翦伯贊到任為系主任,鄧先生遂“得到黨和人民政府的深切關懷和照顧”,特准他冠名“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而全薪退休。

1960年,中國大饑荒年份,鄧文如在冷徹骨髓的一月離世。去世前,他曾經讓人請東蓀先生到家裡,好像有什麼話要說。沒等見面,人已仙去。一代長者、史學泰斗,竟然“病逝後多無人往唁”,僅老友東蓀賦七絕哭之——只是“人間熱淚已無多”。

他的書桌上,曾有一方精美的硯:“山之精,石之髓。朝夕相從,惟吾與汝”,乾隆年間精品,有一代代收藏家的雋語留在上邊。當年,作為夫人的陪嫁,鄭重帶到鄧家,幾乎伴他一生——我們正說著的橫聯·圍城詩,可能就出自這方“潤瑩若璧”的古硯——如今,已經流落到古玩市場。

24[張伯駒夫婦捐贈獎狀]

張伯駒

民國四公子之一。中國最著名的文物鑒賞家和收藏家。父親張滇芳是袁世凱姻親,中國鹽業銀行董事長。他九歲就能詩,人稱神童。這個“琴棋書畫無所不能”的青年,無法忍受父親為他安排的軍界、商界前程,只在諾大家產的基礎上,傾盡全力,流連於他摯愛的文化遺產當中。他成為此中高手,以自家的大洋、金條、首飾、房產,乃至性命(他曾遭綁架)換來的珍寶,“幾可敵國”。

隋代畫家展子虔的名作《游春圖卷》,一直藏在宮中,是中國現存年代最早的山水畫,上有宋徽宗的題籤和清乾隆的題詩。張伯駒發現隨着溥儀小朝廷的淪亡,這幅畫已經落入古董販子手裡。為保住不外流,他把自己弓弦衚衕佔地13畝的“似園”(原屬李蓮英)變賣而買下。

在他的藏品中,還有晉·陸機的《平復帖》(中國傳世書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唐·杜牧《張好好詩卷》,宋·黃庭堅《諸上座帖》、趙佶《雪江歸棹圖卷》,元錢選《山居圖卷》等等,都在藝術史居獨特地位。中共建政後,夫妻二人將自己收藏中最珍貴的八件真跡墨寶無償捐獻給國家。政府欲獎勵20萬元,他分文未取。

25[文化人心愛的世界]

1957年,連張伯駒這樣的人都給打成了右派。細查他所有言論,似乎只有一句讓共產黨稍微有點不舒服。作為終生的文物鑒賞家和收藏家,他觀察到:“現在想找宋元字畫,已經很困難了。如今,有了什麼好的東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給康生、鄧拓。你莫說買,連見都見不到。”(《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章詒和)

張伯駒的收藏,除了捐獻給國家的,因為太珍貴,大多都由國家編了號,暫存張家收藏。1966年紅衛兵前來抄這個“右派”的家,將捲軸丟到院子里放火燒,還讓張伯駒跪在火邊“烤”。這位以萬貫家財為國家保護文物的貴胄子弟,當時能做的,只剩下一遍遍求那些“革命小將”:“你們別燒了,要燒就燒我吧,這可都是咱們國家的寶貝啊,燒了就再也沒有了。”(

他們夫婦,還有獨生女兒,都不允許在留北京——整整20年。只因碰巧與陳毅的私誼,張伯駒得以調往吉林省博物館,掛個副館長的名,算是有碗飯吃。在陳毅葬禮上,毛澤東見到一幅文采並茂的鳥羽體書法(我們在“橫聯”中已見到)輓聯,陳毅的未亡人才有機會把他的處境告訴毛,並且為這位與北京、與文化無法分離的詩人求情。毛點了點頭,張伯駒得以回到自己在後海的那所小院,屆時77歲。他的夫人,著名的青綠山水畫家潘素,從年輕時候就以自己的嫁妝、首飾協助夫君收集文物的,晚年因為買不起石青、石綠等顏色,已不大畫山水了。

26[他的心愿]

張伯駒1982年在北京逝世——在人口增加到800萬的北京,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了——他誠樸的信念與單純的心愿,又有多少人能領略呢:

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埋首窗幾,更理舊業。書生之事,不過如此。干戈永寧,車書混一,得為太平之民,何幸如之。

27[張東蓀]

張東蓀

“以余為雙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幸而一言得解”之後,張教授即作為毛澤東的客人被請到西柏坡(共產党進北京之前的司令部)。毛澤東進北京之後,他也一直作為上賓,參加大、小宴會和最要命的“分配位置”的磋商,也參加了共和國成立之前一系列會議,包括莊嚴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的選舉(新中國首屆政府合法性的依據)。

28[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新政權把他放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這一職位,他當時就讓給了另一位教授)的高位上。毛甚至親自對他說:中南海里蓋了房子,要不要搬進來?他沒有接受,明確表示:依舊住在學校,只在學校教書。毛似乎未被冒犯,只笑笑說,你們要自力更生呀?

29[與新政權合作]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到了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主持鬥爭的工作組接到明確的通知,挑選三個人重點鬥爭:校長陸志韋、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還有他,哲學系主任張東蓀。在所有的人表示了“痛改前非”而最後獲得黨的諒解之後,只有他怎麼也不讓通過。最後,到該運動已經結束近半年的1952年12月,才由他所在的民盟——他是給盟領導人之一——(而非法院經過取證與審判)奉命給他定了個“叛國罪”。無論依據大清律還是國民政府通過的憲法,“叛國罪”是可以處以極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到1954年方制定)。當那些包圍在中共周圍的“民主人士”們向共產黨諂媚,建議對他“嚴辦”的時候,毛澤東反倒親自決定讓他“辭職”,並且把他“養起來”。他再不能教書、再不能演講、再不見文章發表,成了新政權仁慈地“養”着的無思想、無聲音的“行屍走肉”。

到了改革開放的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在幾乎所有1940年代以來的冤案、錯案都得到了平反的情況下,他的這個由民盟(一個黨派)做出的結論,竟然由鄧小平親自批複、公安部門正式出面維持“不予平反”。

這是怎麼回事,究竟為什麼?感謝澳洲國立大學授我以研究基金,我一年來在這裡的研究,將對這一歷時半個世紀的疑難作出回答。

30[大學]

一位哲人曾說:“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非有大樓之謂也”;同樣,看一座城市,不能光看街道建築,要看活躍其中的人物——特別是文化人。

31[新老北京]

他們都走了,“圍城橫聯”的作者與受者。他們為古都“解紐”儘力、為新政權鼓掌,並且興奮地揮筆作書,以為北京和她環抱着的文明——她的宮牆、她的衚衕、她柳枝間穿梭的乳燕、她莊重且古道熱腸的市民——從此有了保全並發揚的希望……

32[新老中華]

不過幾年甚至幾個月之後,不要說文化,就是作為“文明的守望者”的教授們,鄧文如、張東蓀、張伯駒……,他們的理想、願望、知識……連同這些的載體,他們脆弱的性命,在權力化的城市裡,在運動、口號和陰謀當中,了無聲息地地一一消亡。

33[沒了他們的今日文化]

沒有了他們,在“北京300年”(這是ANU將在三年內完成的一個研究)最後一個“甲子”(1950-2010),故都一步步變成了共產黨的紅都北京。

34[無緣再見]

這就是被“和平解放”了的北平。

35[圍城橫聯]

這就是“圍城橫聯”告訴我們的故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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