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慶典後，習近平與前總理李鵬握手（美聯社）
「李鵬終於死了」的消息被中共政權高調對外證實後，劣評如潮是事前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但總部設在北京的多維新聞網竟然也會在第一時間趕發出對李鵬的劣評文章，令人多少會感覺出些許意外。
多維新聞網趕在李鵬死訊被中共官方證實的當天迅即刊登出的《六四強硬派李鵬逝世三大爭議亟待蓋棺論定》一文的開篇就是對李鵬的總結性否定，說「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李鵬所表現出的能力並沒有匹配歷史賦予他的職位與使命，他在六四中的強硬態度，簡單粗暴，在電力系統中任人唯親，以及治家不嚴、缺乏能力等，都註定他難以承擔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大時代的轉型期，於總理任上所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在他離開政壇之後，所出版的多本《李鵬日記》留下對六四、三峽等事件上『推卸責任』的痕跡，這也不是一個合格政治家的歷史覺悟與表現。」
接下來，多維新聞網的這篇文章以《強硬解決六四激化矛盾難辭其咎》為小標題引出對李鵬的如下批判內容：「世人對於李鵬最大的爭議，離不開六四。翻看當時那段帶血的歷史，儘管今天對於當時學生運動是否過於激進、中國政府控制局面的做法是否完全錯誤存在諸多爭議，但是李鵬作為時任的中國國務院總理，他在整個六四過程中表現出的強硬態度，激化了學生和政府的矛盾。儘管在7月23日中共官方給予的訃告中說『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在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決支持下，李鵬同志旗幟鮮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一道，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穩定了國內局勢，在這場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六四的定性仍然是「反革命暴亂』，但是人心所向，李鵬在六四中的爭議角色還需重新探討。1989年5月19日，在六四事件前夕，李鵬在電視上發表措詞強硬的『五?一九講話』，引起首都大學生不滿，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示威的大學生表示了更加強烈的抗議。5月20日，李鵬以總理身份簽署國務院令，決定自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其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評價李鵬是『死硬分子』，稱李鵬在『六?四事件』時極力主張武力鎮壓。在學潮中為了自己的四二六社論不被否定而使本可和平解決的學潮不得不暴力收場。《改革歷程》中記載：『（鄧小平）在聽了李鵬等人的匯報之後，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趙回憶錄中直言李鵬及其手下『阻撓、抗拒和破壞』趙紫陽化解對峙緊張的努力。可以說，在『六四』那樣一個關鍵時刻，李鵬過於強硬的態度，讓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流血衝突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局面。正是因為李鵬在六四問題上缺乏歷史責任感的表現，使得1993年李鵬連任國務院總理時有210張反對票，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實屬少有，體現了中國的民意。而在他離開政壇之後，沒有對自己的行為反思，反而還寫成三十萬字的《關鍵時刻：李鵬六四日記》，內中披露了不少內幕，就包括將自己在六四中的責任全部推卸，稱鄧小平當時已指示要有準備可能出現流血事件。李鵬自己亦已作最壞打算，準備好犧牲自己及家人的性命，阻止示威失控，變成好像文化大革命一樣的悲劇。而且李鵬在日記中提到，是鄧小平決定派軍隊進入北京及實施戒嚴的，除了趙紫陽，所有人都支持鄧小平的決定。更是將六四爭議最大的地方——解放軍進城開槍，完全推卸給了鄧小平以及當時的中共領導層。隨着過去40年中國的改革進程，在中國民間和學界，對於六四的反思愈加深刻。如果讓當時學生的抗議運動不斷持續下去，對中國是否是一件好事？在今天看來，當時鄧小平和中共決策層，讓學生運動暫停，將國家的精力重新聚焦在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上，是正確的決定。但是最後通過暴力鎮壓的手段，流血的方式解決這一切，是一個雙輸的局面。李鵬作為『強硬派』在其中所起到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顯然激化了矛盾。所以在六四流血問題上，李鵬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可以說，多維如上文章內容是站在「擁共「立場上的對李鵬的全面否定，而在仍然是中共專制和獨裁統治之下的中國大陸，從如此角度反思「六四」和評價李鵬無疑是認同度最高，無論是在中共黨內還是民間學界。
筆者在網上花時間對比了一下，總部在北京的北美多維新聞網是圍繞李鵬之死把文章做得最足，內容最充分的一家。難得的是，多維新聞網上圍繞李鵬之死所做系列文章中，對他李鵬從否定角度「蓋棺論定「的佔多數。比如標題為《政治風波中的李鵬訃告稱「旗幟鮮明」待商榷》一文的觀點也是比較鮮明，直言「從官方訃告蓋棺論定的態度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對於李鵬在六四中的政治站位，仍然持高度肯定的態度。不過在中國民間卻有着不同的聲音，『六四事件』最後以流血的悲劇結局收場，態度強硬無意讓步的李鵬被很多人認為需要承擔主要責任，長期遭受指責與批判。「
該文章較為公允和客觀地分析說：「1989年的政治運動，存在很多未知和謎題，也留下了很多爭議。其影響如此之大，中共官方確實有必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公開與澄清。另一方面，不論對錯功過如何，李鵬等當時的主要領導人都承擔着應對局勢的重要責任。即使外界因為沒有身處事件中心而難有公允評論，中共黨內應該也會記錄並知曉相關內情。1993年李鵬連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時得到多達210張反對票，顯示中國政界既有對中央決定的支持，也有存在對李鵬相當程度的不滿……。其實，不論是『六四事件』圍觀者，還是曾經參加過示威運動的學生，很多人都認為長時間佔據廣場的做法難以為繼而且並不合適，當時鄧小平等高層決定讓運動暫停符合全局利益。不過在具體執行層面出現了流血傷亡的後果，則是應該努力避免的。李鵬作為『強硬派』在其中起到過一定的作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李鵬死訊被中共高調對外宣佈的次日，我們自由亞洲電台和網站刊播了《李鵬病逝官民立場兩極化》的報道文章，說的是背負「六四」鎮壓罵名的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鵬病逝後，本周三（24日），中共官方各大主要報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經濟日報》、《法制日報》及《新華每日電訊》均在頭版刊發中共中央、國務院等機關發出的訃聞。在訃聞中，當局對李鵬給予高度評價，除形容李鵬是「優秀黨員、卓越領導人」，還用「革命、戰鬥、光輝」等字眼來形容他的一生。網民周二傍晚得知李鵬去世的消息後，不少人在他去世的新聞下按贊，甚至貼出暗諷李鵬的影片和有李鵬題字的圖片。
該報道在「他能做到全民痛恨也很不容易的」小標題之下引述曾參與八九學運的貴州大學畢業生鍾先生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時說內容：「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他能做到全民痛恨，那也很不容易的。李鵬這個人，有人總結了這幾個字：三峽、廣場、李鵬。當然他因為八九年鎮壓學生，還有力主三峽大壩工程上馬，我想這兩件事，讓他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鍾先生的說法應該就是在中國大陸民間和學界比較有代表性的。民間和學者中對李鵬之死發出肺腑之懷念和實心實意的高度評價者當然也有，正如老北京話里所說的「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嗑瓜子都能嗑出臭蟲來」。中共自己的媒體沒有統一發聲，但卻被外界媒體捅了出來的李鵬家中設靈堂的消息內容中不但提到了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也去了李鵬家中的私設靈堂，並代表自己的母親齊心簽到，也提及了三十年前曾是整個中國大陸學界唯一個為「六四」鎮壓之」英明正確「和」必要及時「而公開站台的」民間學者「何新除到李家私設靈堂獻花拜祭，並留下了以「若非當日擔當，何有今日太平？」為主題的祭文。
多維新聞社的相關報道中說：李鵬對何新有知遇之恩，何新祭文稱「我心之痛，非可名狀」。「被歷史誤解，被國際污名，被小人踐踏，忍辱負重，大智若愚。夙夜在公，克己奉公，何期歷史必得公正？」
三十年前的何新公開力挺「六四「鎮壓使自己成為」唯一「，三十年後又趁機讓自己再次」唯一「的一次。無論是中國大陸官方和民間還是海外中西方媒體，均未有報道除何新之外的哪個民間或學者人士公開為李鵬之死表示沉痛悼念的消息。
上網查看一下就不難發現，連中國大陸上的幾家較有名氣的左派網站都對李鵬之死不屑置評。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李鵬蓋棺習近平論定：六四鎮壓無比正確》的最後引述了劉青先生的話：中共高層全知道六四是犯罪，都想淡化這件事。但是習近平不想淡化，他要把反革命定性再次重新提出，其重要目的就是震懾大陸社會，為今後出現這種苗頭就鎮壓製造藉口。」
提醒我們的讀者注意，從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後，中共政權在淡化「八九風波「的過程中一直再不強調李鵬當時代表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得出的」平息反革命暴亂」的說法，原因之一就是「反革命」三個字已經從中共憲法和刑法等所有子法中消失了。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釋：反革命的原意為反對革命，原來「反革命」與「革命」一樣同屬於中性詞（因為革命不一定是對的，反對革命亦不一定是錯的）。在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前，反革命屬於刑法規定的罪名之一。後來，隨着政權穩固、社會發展，革命一詞因為不符合國情（建國數十年，已不適合再稱為革命），所以在刑法中取消了該罪名，並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取而代之。
從這個角度分析，即使如今的習近平無論是基於對未來一天也會在香港發動「平息暴亂」的軍事戒嚴行動的輿論準備，還是基於對內必須永遠不放棄對「群體性事件」採取武力鎮壓手段的考量，也完全可以在李鵬終於死了之後在給他的身後評價中把「平息反革命暴亂」七個字簡省為「平息暴亂」，或者改成「平息反政府暴亂」什麼的。但為什麼不呢？
筆者不能憑此斷言今後的習近平還會把「反革命罪」也恢復進下一版本的「習氏憲法」及隨之再次修訂的相關子法，但此細節足以證明關於習近平已經有過關於三十年前對「六四」事件的定性無比英明正確，「一個字都不能改」之「最高指示」的傳聞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