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著作《台灣的主張》問世後，香港的親共媒體根據「因人廢言」的傳統，紛紛口誅筆伐，特別是他的「七大塊」論。為此台北駐香港代表鄭安國發表聲明，說全書涉此的只有一百六十五個字，講的是將中國分為七個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根本和親共媒體所無限上綱的「獨立」及「分裂」無關。
鄭安國還提到毛澤東在一九二○年九月叄日的長沙《大公報》上發表過一篇《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該文中有云：「既然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時期內完全無望，那麽最好的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二十二個行省叄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個國。」毛的主張顯然比李登輝還激進。還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提到的「兩藩地」，一個應該是西藏，另一個待查。也就是說，在毛的眼裏，西藏是中國的「藩屬」，其地位和越南、朝鮮等一樣，都是可以獨立的。
手頭有一本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獻》編輯組合編在一九九○年出版的《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除上述那篇文章之外，還有以下的賣國或分裂祖國的文章：
《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1920.9.5）
文中說：「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國，盡可以說沒有中國，因其沒有基礎。」「無個中國」論比「兩個中國」論還反動。他再重申前一篇文章中要建設二十七個中國的主張。
《絕對贊成「湖南們羅主義」》（1920.9.6）
贊成「我們絕對不干涉別人的事」，也「絕對不許別人干涉我們的事」。將北洋軍閥統治湖南稱之為「九年叄被征服」。
《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1920.9.6-7）
文中詳列湖南如何受中國之累，然後說：「小組織受束於大組織，事事要問過中央，事事要聽命別人，致造成今日之惡結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決自治，遠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氣，居全國之先，使無所謂中央者為之宰制，不早已造成了一個新湖南嗎？」把湖南改成台灣，可圈可點。
《「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發起了》（1920.9.26）
毛澤東除了說這必須是「實際」的運動外，還說：「我又覺得湖南自治運動是應該由『民』來發起的。假如這一回湖南自治真箇辦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於『民』，乃在於『民』以外，我敢斷言這種自治是不能長久的。」李登輝「主權在民」的思想如果不是從這裏學來的，就是毛、李「英雄所見略同」了。這點毛在後面的文章中還有闡釋。
《釋疑》（1920.9.27）
文章說，湖南自治「只是打斷從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縛的葛藤，湖南境內事，統歸湖南人自辦。」毛澤東還說：「我們但造我們湖南自治的事實，不要自治法，也未嘗不可以（英國以前的憲法就是不成文）。我們為裝飾門面起見或為抬出一部偶像嚇中央、嚇外省、並嚇本省的野心家起見，要制定一部自治法。」看看香港現在那個可以被任意解釋和歪曲的基本法，毛澤東可說是「英明預見」了。
《再說「促進的運動」》（1920.9.28）
毛澤東說，湖南的自治決非聽其自然可以產生的。「不論那一國的政治，若沒有在野黨與在位黨相對，或勞動的社會與政治的社會相對，或有了在野黨和勞動社會而且力量不足與在位黨或政治社會對抗，那一國的政治十有八九是辦不好的。」搞「分裂」，當然要有強有力的反對黨，但普通的政治亦然。所以毛澤東掌權後搞一黨專政是自打嘴巴，而鄧小平、江澤民之流不也背離了「毛澤東思想」嗎？
《「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1920.9.30）
文章一開頭就說：「『湘人治湘』，是對『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種官治。」故『湘人治湘』一語，我們根本要反對。因為這一句話，含了不少的惡意，把少數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隸。這樣的治者，就是禹、湯、文、武，我們都給他在反對之列。」「我們主張組織完全的鄉自治、完全的縣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鄉長民選、縣長民選、省長民選，自己選出同輩中靠得住的人去執行公役，這才叫做『湘人自治』。」用這段毛語錄的照妖鏡來看香港，不但「港人治港」是虛假的、惡意的『自治』，中共建政五十年還停留在鄉以下的「村民選舉」，根本就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食言。中國老百姓已被他們欺騙了七十九年。
《「全自治」與「半自治」》（1920.10.3）
文中說：「我們主張『湖南國』的人，並不是一定要從字面上將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個『國』字，只是要得到一種『全自治』，而不以僅僅得到『半自治』為滿足。『國』的要素為土地、人民、主權，主權尤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沒有自己處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權，而長被侵奪於益我則少、損我則多的中央或鄰省。湖南人不是麻木，總該有點感覺，奮起獨立，正此其時。」毛澤東將「全自治」視為「主權獨立」的觀念非常清晰，「台獨」、「藏獨」、「疆獨」等等不過是「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耳。
《反對統一》（1920.10.10）
毛澤東明確地指出：「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四千年的中國只是一個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經營，多少學者的論究，都只在一個空架子上面描寫。每朝有幾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個條件得來，就是殺人多，流血多。」「胡適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們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以外，一概不理。國慶是慶中華民國，我實在老不高興他。特為趁這國慶，表示我一點反對統一的意見。」毛澤東果然靠「殺人多，流血多」來維持他的「中國」。鄧小平、江澤民有樣學樣，才有「六四」屠殺。當時他可以自由發表反對統一的意見。可見，當年中華民國的討論自由遠遠超過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九年當中，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隨世界的潮流進步，可見它是如何地黑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