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的理念和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使美國的大眾傳媒成了「無冕之王」，但是，在美國大眾傳媒的發展過程中，新聞自由的弊端日益顯現，主要表現為：新聞自由理念只重視傳播者的權利，卻沒有重視接受者的權利，沒有考慮到企業盈利活動信息傳播的性質和影響問題等。
進入20世紀後，新的傳播工具——廣播、電視發展迅速。為了防止新聞自由的濫用，整個大眾傳媒行業性的自律開始出現。大眾傳媒相繼建立了一系列相互獨立、各具特色的專業組織。例如，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美國報紙主編協會、全國廣播工作者協會、美國記者公會等等。所有這些協會都制定了自己的《道德準則》，擁有自己的會員，並通過開展評獎或培訓活動來維護本行業的行為規範。
1908年，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建人和首任院長沃爾特·威廉主持制訂了《記者守則》，首次提出一個全面且系統的新聞道德規範。《記者守則》指出：新聞報道必須真實、正確、公正、符合社會公益；一家大眾的報紙必須為大眾服務。該守則後來被譯成多種文字，並為世界報業協會所採用。1923年，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在其年會上通過了由《紐約環球報》創辦人賴特執筆的《新聞界信條》，強調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具有道德責任感。1934年美國記者公會通過的《記者道德律》最為著名。它強調新聞記者的首要責任是向公眾報道正確的、無偏見的事實，要求新聞記者遵守正確與公正兩大原則，不為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種族的以及宗教的偏見所左右，不得在新聞版上刊登宣傳性材料，不能因與自己有特殊關係而扣發應該發表的新聞。這些行業性的新聞道德規範的問世，標誌着美國大眾傳媒的自律前進了一大步。
在加強行業道德規範、嚴格自律的實踐中，大眾傳媒的認識日漸趨同，產生了大眾傳媒自律的理論基礎——社會責任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長R·M·哈欽斯主持的「新聞自由委員會」經過調查，發表了《自由與負責的報刊》的調查報告，該報告全面闡述了社會責任理論的思想和主張，包括了14個方面的內容。這份報告的發表標誌着社會責任思想的問世，從根本上奠定了社會責任論的理論基礎。
社會責任論始終強調「思想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可寶貴的」，但同時又堅持新聞自由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和義務，強調新聞自由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大眾傳媒必須在現存法律和道德的範圍內進行自我約束；媒介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應該符合真實性、正確性、公正性等專業標準；明確提出政府要對媒介進行適當的控制。
社會責任論的提出為大眾傳媒自律提供了理論基礎，推動了大眾傳媒職業規範、道德守則的建設和自律組織的建立進程，使大眾傳媒自律制度得以形成。由此，美國大眾傳媒自律實踐進入了組織化、制度化的新時期。開始從多個層面、多個角度構建起較為完善的大眾傳媒自律體系，這其中包括：新聞督察機構的設立；新聞評議會的建立；媒介評論運動的興起;新聞職業道德教育的普及和新聞道德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1967年，美國《路易斯維爾信使報》開始僱傭一名監督申訴專員，是全美第一家設置督察員的報社。到目前為止，美國大約有40家報刊都聘用了專職的「督察員」。督察員作為大眾傳媒與受眾的橋樑，其職責是審讀報紙的各個版面，接受讀者的投訴，並在此基礎上通過專欄文章的形式發表自己的獨立批評意見。這一具有美國特色的自律機制起到了約束美國報業行為的作用。
新聞道德信條無論多麼詳盡與完整，卻不是完全強制性的措施，個人理解千差萬別，如若使之發揮真正的功效，必須設立專門的新聞道德督察機構和人員來解讀，新聞評議會正是這樣一種機構。1973年，美國全國新聞評議會在八個基金會的資助下誕生。新聞評議會的主要活動是定期或不定期開會評議新聞媒介及其活動，並將評議結果公開發表，在道義上對新聞媒介及其活動施加影響，但不具有強制力。評議會一般僅處理有關報業的問題，任何人或團體，如認為報界對其不公，即可提出申訴。
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時代》雜誌就開闢《報界》專欄，專門發表檢討大眾傳媒及其活動的文章。至60年代初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大眾傳媒評論運動。1961年，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生院創辦《哥倫比亞新聞學評論》，旨在「評價各種形式的新聞報道工作的表現，指出其缺點和力量所在，並協助確定或重新確定新聞工作的正直無私和認真負責的準則」，為大眾傳媒從業人員提供了一個發表他們所屬的報社不敢發表的敏感消息的園地。
20世紀中葉以來，美國新聞教育界日益重視教授新聞道德的新聞倫理學教育，使這一領域發展成新聞教育中的重要環節。1977年，全美兩百多個新聞及傳播課程中只有68個有關新聞道德科目，但至1984年，全美274個新聞及傳播課程中已有114個與新聞道德有關。90年代初，美國高校新聞院系中50%以上均開設新聞倫理學課程。此外，新聞道德問題的研究也已不再是個陌生的課題，不少學術性的基金會增加了研究新聞道德問題的撥款，新聞道德問題研討會日趨增多，專門研究新聞道德問題的學術研究中心也應運而生，使新聞道德研究呈現出蒸蒸日上之勢。這些研究者以學術刊物為陣地形成了對媒體的全方位的監督。通過上述一系列嚴格自律的措施，美國的大眾傳媒加強了行業的職業道德規範,大眾傳媒的公信力不斷提高，使其擁有的讀者、聽眾、觀眾和廣告主顧越來越多，這是大眾傳媒生存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也是其能成為「第四權力」的關鍵因素。
美國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奠定了大眾傳媒監督制衡三權的地位；而大眾傳媒的發展，從多個角度來看，也進一步促進了美國政治的民主化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