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金日成發動了朝鮮戰爭，聯合國軍隨後將其驅逐到三八線以北，中共則派出志願軍
赴朝鮮與聯合國軍作戰，雙方傷亡慘重。在這場戰爭進行的同時，毛在中國大陸以「鎮反」為名對前民國的官員和軍人的鎮反，遇害者數以百萬計。
對在「鎮反」中遇害的國軍將領，可以略加分類：
(一).戡亂戰爭末期「起義」投降後解職返鄉者，被俘後釋放返鄉者，此類人數最多。
(二).退役返鄉已有數年，或閒居，或從商，或從事其他職業（如教師、律師等），此類人數也很多。
(三).堅持抵抗，打游擊而最終在戰鬥中被俘者，以及屬於國統，軍統和憲兵系統者，此類人數並不算多。
(四).其他，如因畏懼而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數也不多。
不完整的遇害國軍將領名單:
姓名曾任最高軍職地點時間
王旭夫中央軍校學員教導總隊長四川1951
肖步鵬中央軍校少將代理教育長1951
劉進第1兵團副司令四川1950
韓起功第2兵團參謀長、徐州綏靖公署中將高參1950年
李本一第3兵團副司令官兼第7軍軍長安徽1951
溫懷光第10兵團副司令太原1953
周址第12集團軍參謀長廣東開平1953
金亦吾第14兵團參謀長兼第7縱隊副司令1951.1.13
王育成第17集團軍參謀處長寧夏1951
陳應龍第2軍副軍長兼第9師師長海南文昌1951
尹作干第2軍副軍長兼宜昌警備司令河南南陽1954.4.8
李用章第3軍副軍長兼第7師師長四川邛崍1952
喻英奇暫編第5軍軍長兼粵桂東邊區剿匪總指揮廣東汕頭1950年11月28
徐經濟新編第5軍軍長，陝南行署主任陝西1951
鍾祖培第7軍副軍長兼師長廣西1951
曾憲成第3兵團暫編第8軍副軍長湖北鍾祥1952.10
武庭麟第15軍軍長洛陽1952
夏炯第20軍副軍長1950
向傳義第24軍副軍長，四川省參議會議長四川1950
曹森第26軍副軍長，滇西師管區司令河南唐河1952
劉孟廉第27軍軍長四川1950.9
劉秉哲第28軍軍長蘇州1950.11.17
張治公第29軍軍長、軍事參議院參議河南郾師1951.3
韓步洲第33軍軍長北京1953
高倬之第34軍軍長太原1952.12
陳春霖第44軍軍長，國大代表1950
周靜吾第41軍副軍長、川鄂邊區綏靖公署中將高參1950.6
潘峰名第51軍代軍長江西1950
何紹南第66軍軍長1954
李楚瀛第85軍軍長、第15集團軍副總司令廣東曲江1950.11.14
楊健民第96軍參謀長安徽宿縣1951
甘清池第99軍副軍長，陽江縣長廣東信宜1951.12
尚其悅東北行營第一戰區挺進軍第1軍軍長哈爾濱1950.5.30
何紹南副軍長，陝西第2區行署專員，綏德縣長1954
莫樹國第6軍第3師師長，聯勤總部第3補給區運輸司令湖南東安1952春
周亞預8師師長1951
潘琦第14軍10師師長江西廣昌1951
危宿鍾第15師師長，江西第5區保安司令江西1951
黃芳俊第29師師長河南雎縣1952
石建中第42師師長1950
何際元第49軍79師師長湖南1950.11
劉明夏第14軍94師師長1951
賴芬榮第154師參謀長、廣東第11區游擊副司令1951
宋士台第66軍160師師長，7戰區少將高參廣東1953
陳運武第77師副師長湖南辰溪1952
鄧獻坤第90師副師長廣東始興1952
鄧仕富新38師副師長、新7軍暫61師師長1952
劉培緒第40師師長，北京1954
李傳霖整編第47師參謀長1952
韓起功第100師副師長、新編騎兵軍軍長甘肅臨夏1950
周伯英第17補充旅旅長，國防部少將部員湖南東安1952
袁峙山整3師49副旅長，湘鄂贛邊區少將高參組長湖南常寧1951
梁彩林整65師187旅旅長廣東鶴山1952
陸汝群旅長廣西容縣1951
金亦吾第6戰區挺進軍司令1951年1月13
王英第12戰區騎兵總司令1951年1月
謝靈石新疆迪化警備司令部少將高參1952年
向光明宜昌警備司令部處長，國大代表湖北巴東1952
葉干武甘肅河西警備總司令部高參廣東梅縣1950秋
梁順德河西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謀長1952
梁仲西梧州行政區少將保安司令廣西1951
陳鵬翥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將參議湖北1951
彭永年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將秘書長1951
孫天放江蘇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安徽懷遠1951
鄧子超江西第九區和第五區保安司令江西石城1951秋
陳哲海南保安2師副師長1951
關仲志廣東保安4師代師長廣東1952
列應佳廣東保安第4師少將副師長廣東1952
廖卓如江西省保安副司令江西1951
陳定平4戰區兵站部辦公室主任海南瓊山1951.12.25
程斌第53軍上校高參承德1952.5.12
趙鴻厚徐州剿總軍官教導大隊少將副大隊長1952
陳舜統海南防衛總部第1路軍監察官海南1950
郭仲容四川綏靖公署人民服務總隊總隊長1950年冬
項麗源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少將參謀處長1952
陳俊三川滇黔邊區綏靖司令部少將參議1952
徐廷瑞陝南綏靖區少將副司令河北蠡縣1952
焦達梯長沙綏靖公署少將高參1952
譚正綱川南軍政區長官公署少將參議湖南茶陵1952
張鐵英第10新兵補訓處少將督練官青浦1951
林芝雲湘鄂贛清剿區少將司令湖南湘潭1952
趙俊圖湖南醴陵師管區少將副司令湖南1952
徐餘生四川軍管區第7常備師長四川廣安1951
廖德誠贛南師管區副司令江西1951
符樹總廣州行轅外事處少將處長海南文昌1952
楊清海合江省改編支隊中將司令瀋陽1950.8
唐憲堯國防部川鄂挺進軍司令部參謀長四川1951冬
馬廷賢甘肅聯軍隴南路司令甘肅臨夏1958
龔汝松川康黔邊反共救國軍第5縱隊副司令1951
莫致寬國防部中將高參，廣西蒼梧1952初
沈荃國防部少將監察員1951年秋
沈荃國防部少將監察官湖南鳳凰1951秋
李曙傘兵司令部政工處少將處長浙江永嘉1952
戴雲林軍統局少將專員江西江山1950.8
廖宗澤軍統局兵工署稽查處少將處長雲南1951年4月15
王春暉交警東南辦事處主任湖南衡陽1950.4.8
霍遠鵬內1警第3支隊長湖南1950春
方滌瑕西南區憲兵司令1951
李楚藩西南憲兵指揮官1950
戴可雄少將高參，海豐縣長1952
羅聯輝廣州綏靖公署少將高參，新豐縣長廣東新豐1952
糜藕池川黔公署獨立第一師師長，貞豐縣長貴州1951.7
黃質勝第19路軍少將參議，靈山縣長廣西靈山1951
覃守一湖北綏靖總司令部長陽總隊長兼縣長湖北長陽1952
詹寶光廣東省幹部訓練團少將大隊長，連山縣長1953
王雄瓊崖守備司令部參謀長，文昌縣長，國大代表海南1951.3.1
陳少鵬粵軍第2軍獨立旅長廣東興寧1950
唐孟壑獨立第十師師長湖南東安1952
何海清雲南北伐軍大隊長、靖國軍師長、建國軍軍長1950年11
鄧玉麟北伐軍左路軍第一路司令1951年3
夏之時辛亥起義四川革命軍總指揮1950年10.6
被鎮反的國軍抗日將士實在無法計數，列出只是一百多位遇害的國軍將領。
宋鶴庚，國軍上將，1923年隨譚延闓入粵投孫中山，被任命為湖南討賊軍湘軍第一軍軍長。1952年1月，「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鶴庚「曾充任匪軍師長、軍長、省建設廳長、上將參議等職，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處死刑，實際在1925年宋即脫離軍界，1931年後就閒居上海，1949年，宋鶴庚還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枝，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投奔中共地下武裝姜亞勛部....然而，北伐軍也是「匪軍」，參加過北伐就是「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劉晴初，國軍中將,曾參與第一次長沙會戰。1940年因病回鄉休養，籌辦實業、學校。1944年10月，日軍陷湘潭，劉晴初被日寇軟禁，後被游擊隊營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的外圍工作，參與策動湘西「和平解放」。並將保存之五萬分之一湖南軍用地圖交與解放軍第十二兵團。1950年5月在家鄉籌辦簡易手工業工廠。1951年以參議身份赴縣開會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殺於岳沖劉家灣。劉晴初的鄉鄰回憶，當時殺人要完成指標，可槍聲響後不到半日，上頭就來了文書，後來得知那文書上寫的是要劉去參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議會」。
唐伯寅，國軍少將,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1928年升任第十九師五十五旅一一０團團長，1935年升任第十九師五十五旅旅長。抗戰爆發後率部參加凇滬會戰，所在的師被評為會戰中戰績最優的十個師之一。1938年參加武漢會戰，在廬山一線擊挫日軍。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師師長並於11月晉升陸軍少將，以後率第十九師先後參加了第一、二次長沙會戰、上高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屢立戰功，曾獲四等雲麾勳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組織策動，參加了華中局領導下的「江南地下第四軍」，任副軍長，4月又參加了程潛、唐生智等人在湖南發起的「和平自救運動」，8月隨程潛、陳明仁參加了「長沙起義」。為酬答唐伯寅的「起義」，在1952年2月21日將他槍決。
宋士台，國軍少將，第66軍160師師長，7戰區少將高參1953年被槍決。宋將軍到底做了什麼「反革命」的壞事，以至於被槍斃呢？2007年，我們在官方的「廣州宣傳網」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抗日將領宋士台將軍銅像落成。中國廣州網2004年9月21日訊。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73周年紀念日，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1000多民眾參加了抗日將領宋士台將軍銅像揭幕儀式。區領導麥忠民、黃水記、任耀行、黃富林、湯浩昌等以及宋將軍在港、澳、台的親屬、部屬應邀出席了揭幕儀式。宋士台將軍是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人，生於1894年，卒於1953年。宋將軍系原國民黨六十六軍一六零師少將師長，後任七戰區惠淡守備區中將指揮官。宋將軍早年先後畢業於保定軍校六期陸軍科和陸軍大學將校班。抗日戰爭期間，宋將軍參加指揮了多次在正面戰場上的對日作戰，其中，奉命指揮了著名的南潯戰役，重創日寇侵略軍，擊斃日軍少將旅團長飯冢國五郎及其部屬官兵500多人，繳獲輕重武器一批。葉挺將軍致電稱：「南潯戰役與平行關戰役和台兒莊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後，宋士台解甲從商，1946年國民黨發動內戰，請他再次出山，並委任高官，被他拒絕。在宋士台將軍銅像揭幕儀式上，將軍當年的部下回顧了將軍戎馬一生，抗擊日寇的感人事跡，並告戒當今的人們，日軍的侵華歷史不能忘記......」
唐伯寅將軍和宋士台將軍等人在北伐或抗戰結束後即懈甲歸田，根本沒有在1946年後的內戰中打過仗，更沒有在「建國」後從事「反革命」活動，結果卻仍然難逃槍斃。如此對待國軍抗日將士，法理何在？
1949年後以「剿匪」、「土改」和「鎮反」殺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但是這種反革命遺蹟和反革命政治影響，歸根到底要被肅清……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被改造，他們中的一部份人將被淘汰，某些堅決反革命份子將受到鎮壓」。五十天後，毛簽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對國民政府黨政軍人員作了「准予量才錄用，不使流離失所」的承諾，然又加上「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的但書，至於「反動行為」「嚴重劣跡」的定義如何，則由中共當局主觀界定，徑由各級軍管會或軍事法庭一審判決執行，並無獨立機構監察制衡。兩個月後毛為紀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宣稱要「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這就為此後大規模的屠殺異己埋下了伏筆。一九五零年，根據毛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殺人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毛明確要求有600萬人口的上海應該殺3000人，有50萬人口的南京應該殺不止兩百多人，應該多殺。上有好之，下必甚焉。雖然中央下達的殺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執行者顯然從中讀出了多殺人的信號，很多地方鼓足幹勁，力爭超額完成指標。大殺國民黨軍政人員，就是完成指標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學教授郭廷鈺在其《中國現代史》中指出「國軍被害者約三百萬人，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黨員被害者約一百四十萬人」。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間，至少有三百萬人被殺害。據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電台廣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萬人被毛處死；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萬人被殺。在一個月內處死的最高數字則是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透露的：
皖浙蘇魯四省一個月之內死了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人；在華中和華南，一個月內則死了一百五十萬人。內務部長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們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總政治部直屬的解放軍出版社推出《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洋洋灑灑六鉅冊二百廿萬言。其作者根據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區檔案館、各大軍區政治部、各省委黨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辦公室、軍事科學院資料室、軍事博物館資料室、全國政協文史辦以及解放軍檔案館所存檔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分別殲「匪」(按：成王敗寇的定律，便把國軍留在大陸的殘部、保安部隊以及敵後游擊隊統統視為「土匪」而以大部隊圍殲之)四十一萬六千、一百十五萬、八十五萬、兩萬九千、七萬九千、六萬人，合計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人。考慮到東北、華北陷共較早，武裝相對較弱，且統計數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與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較遲，國民黨在南方有較周詳的布建，且統計截止期為一九五二年六月與一九五○年二月(華東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難人數數十倍於北方。再者，「殲滅」這個含糊性的動詞，泛指的總數，在戰犯監獄與遣送回籍監督勞動的國軍被俘官兵無一避免歷屆運動的殘酷折磨，死得更慘。所以，公佈的殲「匪」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人，其中絕大多數可歸入非正常死亡的類別，這同薄一波所宣佈的「清算二百多萬土匪」已經比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認的數字大體吻合。
瘋狂殺人的目的是什麼？
從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門破獲了「刑事案件」20.4萬餘件，被殺的人卻有數百萬，被關被管的不計其數，這些人中有多少現行犯，不是很值得懷疑嗎？其實，毛已經道破了：「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儘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毛xx關於暫時不動富農的策略徵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見》中說：「過去北方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戰爭完全掩蓋了土改空氣，現在基本上已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給予社會的震動為得重大，地主叫喚的聲音將特別顯得尖銳。」兩相對照，不難明白，鎮反就是借戰爭為掩護，立威之實（即發動群眾），不是什麼基於情況危急不得已採取的非常手段。
在大陸,痛心的是，然而，令人痛心的卻是：曾堅持長期英勇抗戰的國民黨官兵們，雖然戰死者已矣，其中的倖存者和負傷者，其中絕大多數竟於四九年之後，成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管押、即在家鄉被監督勞動，不僅失去了人身的全部自由，而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內戰的共產黨的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他們的萬古奇冤是無處可以申訴的。
但是，歷史還是永遠地記住了他們。
尤其重要的是，正是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抗戰，才向我們提出了「權力的歷史合法性」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堅定地領導了衛國戰爭、頑強地堅持了對日抗戰、直至完全戰勝了外國侵略的政權和政黨，都不具有權力的合法性，那麼，誰還能擁有對這個民族和國家的合法性權力呢？如果這樣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作出了如此巨大犧牲的政權和政黨，在剛剛贏得了那一場關乎民族存亡的反侵略戰爭之後，就立即遭遇了一定要被打倒、被推翻的命運，並且要打倒和推翻它的，又是一個絕不抗戰、甚至賣國通敵的政黨和軍隊，而且這個政黨非但奪取了權力、甚至攫取了權力的「合法性」，如此，歷史的公道何在？更何況這個劫奪了權力和「權力合法性」的政黨，又在此後五十年的統治中，將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推向了史無前例的殘暴統治之中，為它所迫害至死的中國人民居然是被日本侵略者殺害的四倍以上。朋友們，這個令人矚目驚心的歷史事實，是不是早就應該提醒我們注意：在現當代中國，誰才真正具有「權力的合法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