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5月19日，時任總理李鵬宣佈戒嚴，向天安門廣場的反抗學生派出軍隊，為六四的血腥鎮壓開啟前奏。《解放報》在世界版刊出題為「天安門：鎮壓之夜的三十年後」的報道，記者Arnaud Naulerin在巴黎專訪參與六四、此後流亡國外的中國學者、畢業於武漢大學哲學系博士的蔡崇國。
在兩個整版報道的開篇，記者描述了春天的巴黎，在Denfert-Rochereau廣場的一個咖啡館裏，蔡崇國向記者講述對三十年前另一個春天的生動記憶。「你無法想像當時的熱情，數百萬人參與了這個特殊的時刻」「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裏，我們在全世界的目光中見證了中國歷史上一段特有的自由時刻」。「西方第一次意識到中國人能夠動員起來，能夠批評他們的領導人」，蔡崇國這樣回憶道。這就是一個火花，它點燃了這位年輕哲學學者的激情，而當軍隊的坦克在6月3日至4日夜間粉碎了天安門運動之後，他被迫逃離祖國。這個日期將他的人生一分為二，也因它而留下了「中國人之間的深刻分歧」。
30年後，曾當過中共模範黨員、目前居住在法國的蔡崇國為中國目前「六四」的絕對禁忌感到黯然，在這種普遍的壓抑和健忘中，他看到的是一個「金錢和警棍控制的社會」的出現，在他看來，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不僅僅是一個獨裁國家，而更是一個瘋狂的資本主義、一種新型的極權政權，它試圖控制一切，辨識監控所有的人。
蔡崇國說，1989年的六四事件，讓人感受到了壓制的恐懼、打破了以往鎮壓的禁忌。「我們看到軍隊會毫不猶豫地殺人。而在1989年之前，我們還堅信當局的鎮壓永遠不會越過這條紅線。」
報道回顧距今整整30年前的中國，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在5月底開始的局勢變化，中共高層內部意見的分歧加劇，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說服年輕的抗議學生，說了那句「我來得太晚了」。整整19日當天，電台不斷播出李鵬和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的激烈辯論。蔡崇國回憶了他在那段時間的親歷，他在為編輯一本關於文革和毛澤東歷史書籍而從武漢北上，在抵達北京時，看到鐵路沿線幾十輛軍用卡車。以及期間示威學生與市民堵在坦克四周，和戰士交流互動的場景。在24日軍隊退出了，但一切都以走得太遠而無法挽回。蔡崇國說，「我們當時認為我們贏了一場勝利，設法制止了戒嚴」，之後開始意識到大屠殺將會發生：因為鄧小平不可能屈服於學生而丟掉面子「。
報道隨後介紹了1955年生於武漢的蔡崇國，講述了他在文革下鄉經歷、對毛主義的懷疑、到一代人對政治的熱情、對改革和現代化所抱有的希望。這種希望催生了從1986年開始一直到89年六四持續幾次的民主運動。而蔡崇國本人直到6月2日仍在北京，兩天後親眼目睹了鎮壓的場面、藍裙被坦克履帶夾壓的女生，六四鎮壓後的三周，蔡崇國從海上歷險游泳到香港，之後來到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