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中共碰鼻子轉身，從1980年代農村「包產到戶」到1990年代城市「市場經濟」，悄悄復辟資本主義，公有制退往私有制。第二代領導核心認識到「初心」不行，只能走修正主義道路。可囿於自身政權的理論來源，不肯摘下共產招牌，美其名曰「股份制」（似乎還帶一點「公」）。這次所謂「第二次解放」，各級赤吏近水樓台，首先沾沐「黨的陽光雨露」。1989年六四學運的「反官倒」，即反對官員坐公車拉私纖。
六四槍響，中外譁然。為挽回不良形象，以示清廉，1990年鄧小平指令成立聯合調查組（中辦、中組部、中紀委），專項調查省部級高幹及其直系親屬的政經情況，為示公正，特邀十餘名黨外人士參加。
調查報告
歷時七月，聯合調查組向政治局呈遞報告（概要）——
1、歐美公費留學生、進修生中，有870餘名中央部級以上高幹直系親屬；歐美使領館、港澳新華社、中資企業中，有320名高幹直系親屬。
1200多名省區高幹中，420名直系親屬為歐美公費留學生、進修生，近700名派駐外使領館、商業機構或港澳工作。
1700多名中央和省級高幹中，3100餘名直系親屬已是司局或師級以上高幹，900餘名在經濟特區任外貿公司經理或董事。
對省部級以上高幹及其家屬的檢舉信，中央已收到23000多封，其中嚴重違法亂紀需要專案偵辦8000多起。
陳雲批示：「近幾年黨的領導幹部搞特權十分嚴重，不但要解決，更要找出主因。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人民有權抗議，要求更換領導。」
鄧小平批示：「把黨內的蛀蟲清除出去。」
政治局討論多次，終因牽涉面太廣、影響太大，難下決心，不了了之。1
專家析因
1995年，流亡美國的前中國社科院馬列所長蘇紹智（1923～）：
中國由於一黨專政，特權橫行，沒有自由平等的競爭，實際上不可能走到自由資本主義。在由指令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過程中，特權階層利用權錢交易，操縱市場，積累大量資本。這種特權很多是高幹子弟所掌握的，帶有族閥性（nepotic)，所以我稱之為族閥資本主義。其特點是官僚本身不露面，而是他們的子弟們在發財。有人訪問江澤民，問他的收入怎麼樣，他說他是無產階級。陳雲死時遺產據說只有四萬元。這可能都是事實，但是他們的子弟們卻在拼命發財，這種資本帶有宗族的性質，在父母的庇陰下利用特權發財。族閥資本主義比官僚資本主義更厲害。鄧家的財富據香港報刊披露已經達到五億美元。2
有一專業術語——異化，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雖然為共同富裕奮鬥終身，最終卻是自己的子女「先富起來」。革命赤史未能按中共意圖走，而是走出了很標準的「異化」——徹底背離「初心」。
億萬富豪九成官家
港刊《爭鳴》（2006年8期）披露一份官方機構調查：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85～90%要職為高幹子弟。中國億萬富豪，高幹子弟佔九成以上。截止至2006年3月底，大陸27310人擁產超過5000萬（不包括境外財產），其中3220人超過1億，而2932人為高幹子女，共擁有資產20450億。這些高幹子女較集中在以下八個省市：廣東（1566）、浙江（462）、上海（225）、北京（195）、江蘇（172）、山東（141）、福建（92）、遼寧（79）。
高幹子女之所以「先富起來」，主要依靠家庭背景，渠道如下：
引進外資抽取佣金，包括駐外中資投資 大陸。
引進設備，一般比國際市場高出60～300%。如從意大利引進制鞋流水線，國際市場價200萬美元，廣東、江蘇引進同一型號，報價分別600萬美元、720萬美元。一套年產50萬噸化肥設備，國際市場價2.2億美元，山東、遼寧以4億美元報價引進。
操控國內資源、商品，出口獲利。
倒賣地產，借貸銀行，無本暴利。
走私、逃稅，每年走私日本、歐洲轎車3～4萬輛轎車。
無抵押信貸，資金流入個人口袋，銀行壞帳主因之一。
霸佔大型工程。85%高速公路由私企承包，承包商必為高幹親屬，每公里獲利700～1100萬。江蘇22家大地產商、15家工程承包商，清一色幹部子女，其父包括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省人大副主任、省法院院長等。
通過金融機構、中資抽逃資金。
操控證券市場，勾結金融機構製造假信息，以獲暴利。
中國特色
高幹子女從「衙內」一躍成富豪，最標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簡單，歐美民主國家以私有制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地基，政府無有財產，國庫全部來自納稅人，政府每一筆開銷都有嚴格程序，受嚴格監督，「伸手」談何容易？嚴格監督才是歐美民主國家低貪污率的根本保證。
「偉大的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基礎，經濟命脈捏於政府之手，政府又全由共產黨員組成，「公有制」成了「黨有制」。官員僅須批張條或咳嗽一聲，其子女就可撈到上佳地皮，或進國企當頭頭，或派往境外，哪個歐美官員有此神通？
而從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閥門捏於官員之手，利益出於權力，一代代赤吏會是「特殊材料製成」？刀槍不入？胳膊肘不往裏拐嗎？
還得擁護「先富起來」
中國人民的悲劇是：儘管高幹子女以不公平非正義的途徑致富，仍然還得擁護鄧小平的「先富起來」。因為，「先富起來」至少允許「可以富起來」，此前毛時代可是一律「不准動」，誰也富不起來，成了只能赤繩自縛集體捱窮的社會主義。鄧時代高幹子女「先富起來」，大魚大肉，饑寒交迫的老百姓則可跟在後面撿渣啃骨，「後飽起來」。在什麼辦法？當代中國就這麼個客觀現實，只能默認高幹子女「先富起來」，他們不「先富起來」，百姓就無法「後飽起來」。得承認，歷史很殘酷，現實很骨感，客觀「合理性」就是這麼一寸寸出來的。可愛的中國只能爭取「次差」，以免得到「最差」。王蒙（1934～）有一句現實主義名言：
要知道對我來說，今天中國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worst。（比最差稍好）3
結語
如今，高幹子女不僅「先富起來」，而且「後貴起來」，紅衛兵「官二代」全面接班，還高高翹起封建大尾巴——恢復終身制，好像缺了×××，地球就不轉了，中國就亡了。陳雲此前的「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人民有權抗議，要求更換領導」，可人民連話都沒地方說、不讓說（「妄議中央」），遑論撤換不稱職的官員、預定的「核心」？有可能嗎？如何操作？
3/10～15/2019 Princeton
注釋：
1.蕭統：〈對高幹子女的調查報告〉，《爭鳴》（香港）1991年2月號，頁23。
2.亞衣：〈馬克思主義和中國——訪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蘇紹智教授〉，《北京之春》（紐約）1995年10月號，頁78。
3.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三聯書店（北京）2006年，頁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