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談判北京回合的結果並不出意料，似乎完全按照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談判前所定調的劇本展開：非常接近協議達成，中方甚至承認達成了原則性共識，卻未簽署任何文本，包括備忘錄。相信，幾天後第七輪華盛頓回合的談判，可能也是3月1日最後期限到來前的最後一輪談判，將簽署正式備忘錄，為特朗普總統延緩加征關稅創造條件，也為中共領導人贏得了寶貴的拖延時間，還有面子。
這實在是一場很不對等的大國談判，暴露了中國作為一個崛起大國的虛弱一面，仿佛馬嘎爾尼使團1793年到訪清國發現這個據說GDP總量世界第一的康乾盛世，在自信外表下其實不堪一擊，人民也貧苦、奸詐，不以偷盜為恥。
經過一年的貿易戰後，中國政府最初表現的各種桀驁和強硬，例如從文宣單位警告美國「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到習近平主席在去年底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鏗鏘有力的「堅決不改」的誓詞，似乎都在過去一周的釣魚台國賓館裏煙消雲散了，被特朗普總統「談判的藝術」所馴服。
這當然不是說商人出身、精於談判之道的特朗普總統有多牛逼，不僅單方面伺機發動了貿易戰，且從頭到尾掌控着談判進程，而是在各個層面逐一破解了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崛起大國的神話。假設這就是全球化時代的新冷戰，那麼，勢必像冷戰時期圍繞各種裁軍談判的進程逐漸將蘇聯這一泥足巨人拖向深淵。中美間的貿易談判如果不斷反覆、繼續，也可能最終引致一個相似的結局。而且，一旦入局，哪怕只對最低限度的結構性改革讓步，那麼，未來都再難逃脫貿易戰的框架，並且在此框架下不斷地在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壓力下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和平演變。這恐怕就是中國政府最為防備的，在貿易談判中對美方「結構性改革」建議十分抵制的原因，然而缺乏戰略性的反制，無時不刻暴露着崛起大國的虛弱。
譬如說，其一，貿易戰為中國的公共輿論和社會經濟預期創造了一個持續性的窗口，這在過去六年的互聯網和公民社會整肅的高壓下是罕見的。雖然有研究表明過去一年中國互聯網新聞審查其主要目標就是貿易戰的有關內容，但是也間接證實我在去年評論里所觀察的，中美貿易戰成為中國社交媒體最為熱烈的主導性議題，美國對貿易戰的發動和動作一直引領着中國的公共議程，進而對中國的決策層發揮着間接影響。其結果，不僅發酵出私有企業退場論等社會恐慌，從去年12月起北京的各方人士開始打破沉默，公開批評最高層的失誤，中國公眾也在少有的持續性討論里意識到，美國政府所提出的結構性改革方案其實正是中國未來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南。這對不敢驟然拋棄改開路線繼承者的中共領導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輿論挑戰，黨內分歧在去年下半年後也隨之加劇，動搖着「定於一尊」的領袖權威，原定2018年秋天的十九大四中全會因此遲遲難以召開。
更重要的，也是本次北京回合談判所凸顯的第二層面：不在談判現場的兩位元首並不對等。雖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受着三權分立的約束，還因國會牽制而被迫關閉聯邦政府，時長創下美國歷史紀錄，但是美國民主體制下的總統制設計卻賦予總統在對外談判上極大的自主性。例如1905年的西奧多·羅斯福為了解決貿易違約而「悍然」地向多米尼加派出軍艦、接管海關，成為馬漢海權主義的經典案例，也成為美國大國崛起的起點。另一方面，他或許只是因為單純的選舉承諾為消弭貿易逆差而發動貿易戰，但美國各方力量卻趁勢而入，賦予了中美貿易戰更為深遠的政治意涵，精英意見的充分吸納和共識形成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中遠被中方忽視。然而，中國的談判決策者卻面臨着尷尬的境地：他雖然消滅了所有黨內外的反對者或挑戰者，但是受制於死板如古代中國節氣政治一般的時點——3月5日即將召開的「兩會」。這個每年一度橡皮圖章似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大會卻像定時劇場一般神聖，無法容下中美貿易談判的任何清晰結局，無論達成協議還是談判破裂。前者意味着「新二十一條」的喪權辱國，而後者則預示着中國被國際秩序的拒絕和隨後嚴重經濟危機的到來，對團結勝利的人民代表大會和統一戰線大會來說，這都是不可接受的，也是習近平無論如何也要虛與委蛇，即使面對那些堅決不改的結構性制度，也可能被迫作出口頭讓步。爭取緩衝時間對他來說或許是這一回合談判最為重要的目標。
換言之，習近平雖然在過去六年裏成功顛覆了政治局集體領導體制、空前強化了個人威權主義，即「定於一尊」的超級元首，但是他的近乎不受約束的個人權力卻受限於中國的僵化政治，一個雖然充滿唯唯諾諾和層級服從卻被錯綜複雜的官僚機器和程式化的表演政治所固化的體制，而且越來越像勃涅日列夫時代的僵化和停滯。區別只是，他可能通過發動一波又一波的微型文革來動員官僚體制，而不必像勃涅日列夫那樣通過不斷討好地方大員來維持權力，製造出一片繁榮穩定的內部幻覺，但是在國際事務上卻陷入勃涅日列夫時代的冷戰陷阱——因為體制的封閉性和意識形態的對抗性而受制於核均勢、繼而陷入永無休止的各種裁軍談判，包括為尋求緩和而在1975年簽署赫爾辛基條約、歷史性地對人權作出讓步，從而引入體制崩潰的特洛伊木馬。習近平或許想避免過早陷入新冷戰的困境、並不願意過早展開中美間的對抗、擔心因此干擾他的「偉大復興」，但是，中國在互聯網限制和國家主義黑客、「一帶一路」戰略、對國際人權外交的破壞和對西方世界系統性的竊取技術、對駐華美國外交機構的大功率微波照射、以及對加拿大的人質外交等等方面，都在重現冷戰後期蘇聯對西方陣營咄咄逼人的相似手法，無法不引發國際社會對新冷戰的憂慮，而吸引各方力量利用特朗普總統發動的貿易戰導入長期的戰略談判框架。這是中國的強硬姿態抑或戰術性讓步都無法擺脫的，也是中國國內政治僵化所決定的選擇困局。無論習近平嘴上怎麼說改或不改，最終都只能通過向美國的讓步也即緩和，來換得國內的威權承認。
當然，最關鍵的，貿易戰所暴露的，並非晶片、高技國企補貼等等技術問題，傳聞中的備忘錄就包括了中國放棄補貼以換得美國放鬆對民用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管制，而在於過去一年中國的談判方式再次印證了一個過去幾十年的中國外交模式：以強硬的姿態開始，然後突然全盤放棄。連戰爭模式也不脫其窠臼，如1962年的對印戰爭，和1979年的對越戰爭。在其間不多的重大外交談判，例如1954年的日內瓦和談、1979年元旦前夕的中美建交談判和1990年代末到2001年的入世談判，等等，幾乎都一再重複了這種「紙老虎」的外交模式，表明中國的外交缺乏堅實的戰略基礎，外交談判和最高決策層之間也缺乏足夠信任。而長期以來支撐這套可笑的、清朝式外交模式的卻是中國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儘管這一意識形態在過去兩百年經歷了從華夷之辯到輸出革命到今天的民族主義外交，儘管其間間雜着洋務派的以夷制夷、民國時期的成功外交和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等成功階段，而且這些外交經驗和教訓都在中國外交學術界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思，但是，意識形態的僵化始終沒有得到重視，也遮蔽了意識形態與外交路線的分裂。
換言之，意識形態本身的虛偽和過時，特別是今天陳舊的民族主義話語卻混同在新民族主義的潮流中，不僅無力解決小外交的制度瓶頸，造成連外交人員在無論輸出革命還是一帶一路時期都在抱怨的——外交部門對國內話語和對國外話語的割裂，這種割裂充分體現在貿易戰談判進程中，也體現在中國政府對華為案的態度上；而且，意識形態的僵化加速着中國的國際孤立，而不得不在最後以投降換得和平，倒也符合儒家每每清議好戰最後不得不簽立城下之盟的傳統。對習近平的外交決策來說，更是最為體制性的牽制。
所以，過去一年中美貿易戰的進程，不僅為中國內部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輿論窗口，也為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政治提供了一個窗口。外界不難發現，他們面對的咄咄逼人的對手，或許更像冷戰後期的蘇聯，陷入停滯的蘇聯全力以赴地盜取西方的先進技術，並且掩蓋自身的困境，而最終如同泥足巨人一般地坍塌了。這或許是中國政府在2019年伊始便意識到的危機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