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節我回家探親，大年初二，院鄰謝老師約我去尹一之老師家喝酒吹牛皮。由於吹得高興，我和謝老師直到半夜一點才離開尹家。途中經過錦江邊川醫白果林一帶時，突然被衝出樹林的幾個武裝人員包圍。他們命令我倆舉起手來，喝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答，回家的。他們說，說得脫走得脫，跟我們走一趟。他們用手巾蒙起我倆的眼睛，帶到鐘樓附近的一座樓房內。
我因被他們從小皮包里搜出一張「兵團證」，立即被帶走，分開審問。我當時在川南山溝里的石油築路處工地上參加的那個群眾組織，已經加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簡稱兵團），並與在成都的幾個石油部門的兵團所屬組織聯合成了兵團石油系統分團。那時候個人都沒有身份證，而我這樣的臨時工也沒有工作證，帶個「兵團證」在身上，不過是為有時需要證明身份時方便。但沒想到在那派性極強的年代，這個證明卻可能惹來殺身之禍。
分開審問後，我被他們用銅絲把兩個大拇指捆在一起，然後被臉靠在牆上繼續審問。猛然間，一連串槍托打來，我沒有退路，只能硬撐着。他們罵我不老實，命令我轉過身來，只一槍托就把我打得捲縮在地上，痛的站不起來。臨走，他們威脅我，第二天帶我去看鏹水池，若我再不老實交代，就丟我進鏹水池。
他們走後，我悄悄撳起手巾，才看到我被關在一間有洗碗槽的小屋內。地上只有一些稻草，而且還有少量積水，所以屋內很冷。由於難以成眠，我聽到謝老師與「野鴨子」們在樓上聊天，還有一位被「野鴨子」叫作老紅軍的，自稱曾是林彪的警衛員，在教「野鴨子」們怎樣應付「兵團」的偷襲。
之後，他們又押進一個「兵團警衛營」的小伙子，他不斷地說，不要搞錯了，我是「兵團警衛營」的。我知道他已上當，連自己被關到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川醫當時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總部）過了半小時，他們把小伙子押出去槍斃，我聽到一聲槍響，以為小伙子已經一命歸天。結果，他又被丟進屋內，一個「野鴨子」說，沒出息，尿都嚇的拉一褲子，我才明白小伙子是被假槍斃。
天亮前我要求去解小便，想伺機逃跑。一個「野鴨子」剛把我押出大樓門口，就叫我就地撒尿。我聽見拉槍栓的聲音，知道逃跑不成，只好等待天亮再找機會。
天亮後，「紅衛兵成都部隊」總部的廣播響了。我聽到頭上都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正義聲音。而我卻被關在樓下的黑牢房裏，這真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腳的派性作怪。由於一夜未眠，加上屋內很冷，我的手指和腳指都被凍傷。
後來，我聽見成都警司的車開到「野鴨子」的黑牢房樓前，一位軍官來要「兵團警衛營」的那個小伙子。顯然是「兵團」總部有人向「警司」報了信。可能沒有10分鐘，「野鴨子」就向「警司」交了人。
已接近中午，一個「野鴨子」才帶我到樓上喝稀飯。沿途經過幾個房間，我見到不少傷員，有男有女，分別睡在單人床上。吃飯時，我趁機問旁邊一個中學生模樣的男重傷員，他說是成都16中「東方紅公社」的，頭上被「野鴨子」用槍托打傷，已經在這裏躺了兩個月，才稍稍好些。我才知道「野鴨子」的黑牢房，樓上樓下都有。
喝過稀飯後我要求去小便，「野鴨子」去找謝老師帶我去廁所。結果謝老師因是東郊保密信箱的，有工作證為憑，並說是「紅衛東」（紅衛兵成都部隊派）觀點，已經被放回家。因是中午，川醫來來往往的人很多，「野鴨子」不便押送我，就叫我去廁所後老實回來。我從小在川醫周圍長大，對川醫的道路非常熟悉，就故意走到靠近廣益垻側門的廁所去小便，出廁所後四顧無人監視，走出校門就一溜煙跑回家中。
回家後我在床上躺了幾天，全仰仗院鄰華婆婆的藥酒泡「三七」和雲南白藥給我療傷。聽謝老師說，是他告訴「野鴨子」們我在外地工作，不可能是他們要抓的，「兵團」的「蔡花蛇」，（前幾天曾偷襲川醫）「野鴨子」們才故意放我一馬。
雖然兩派當年都有派性，但這些無知，幼稚，易衝動，不怕死的「野鴨子」，極易被派性蒙蔽，愚弄，利用，在武鬥中往往會沖在前面，充當炮灰。這是那個時期的時代氣氛造成的。而且「野鴨子」中有少數人不僅是派性十足，還趁機搶劫財物，姦淫婦女，無惡不作。
過了幾年，我曾見到成都的報刊上有懲治這類「野鴨子」的消息，但遺憾的是，時過五十年，當年發動文革的毛澤東至今並未立法進行清算。文革產生的原因和社會基礎並沒有進行徹底清理，因此，文革的野蠻和暴力並未遠去，它不僅制約了中國的進步和發展，而且成為人類和平發展的阻力，毛澤東當年不斷革命，以紅遍全球的陰影，至今還在中國大陸徘徊。
2016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