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友蘭，1885年生於山西省興縣一個大地主家庭。1937年，抗戰爆發後，牛友蘭為抗日救亡可謂竭盡全力。牛友蘭在興縣城關開設了「復慶永」商店，抗戰爆發後，當時的合伙人準備把庫存商品轉運陝北，另設門市。牛友蘭說服合伙人，拿出部分物資支援抗戰。
1937年，賀龍所部120師來到晉西北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120師軍需物資嚴重匱乏，牛友蘭召集「復慶永」的股東，商議決定把「復慶永」庫存的布匹棉花，毛巾襪子肥皂等拿出來，支援120師。
牛友蘭還獻出自己五座庭院和一所花園，給部隊和邊區行政公署使用，賀龍等人曾長期住在牛家大院。
後來，牛友蘭的好友中共地下黨員劉少白，奉命籌辦興縣農民銀行，劉少白找到牛友蘭籌集資金，牛友蘭拿出2萬5千元。
晉西北的交通閉塞，抗戰期間物資匱缺，牛友蘭拿出1萬銀元，在「復慶永」商店的基礎上，創辦了興縣產銷合作社。
合作社分為生產部和營業部。生產部負責紡花織布，營業部負責經銷生活用品。生產部後來改名為蔚汾紡織廠，直供抗日部隊。
蔚汾紡織廠後來發展成晉西北紡織廠，成為晉西北最大的紡織廠，牛友蘭擔任晉西北紡織廠廠長和經理。1941年牛友蘭任晉西北貿易總局顧問，調離了紡織廠，牛友蘭沒帶走任何財物（包括建廠時他自己投入的1萬銀元）。
在整個抗戰期間，牛友蘭幾乎獻出他的全部家產，先後捐資35000塊銀洋，捐糧2萬多公斤，還捐獻了大量棉花布匹，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
1942年5月，牛友蘭帶領晉西北士紳團來到延安，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的接見。參觀團回到晉西北以後，牛友蘭積極宣傳延安的好經驗，好作風。
牛友蘭在《抗戰日報》發表文章說：「最使人感動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這是共產黨領導人民能夠取得勝利的保證。我們一定要把這些寶貴的經驗發揚光大，讓它在晉西北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牛友蘭認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他鼓勵自己的子女參加革命，先後將自己的兒子，侄親等十幾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
在牛友蘭的子女中，最突出的革命典型，就是牛友蘭的兒子牛蔭冠。
1933年，牛蔭冠考入清華大學，讀書期間，牛蔭冠開始擔任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幹事。
1936年，中共北方局委派牛蔭冠回山西，協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層的統戰工作。
1940年，晉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蔭冠被選舉為行署副主任，兼任行署黨組書記。
1947年秋，晉綏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在蔡家崖召開了「鬥牛」大會，對牛友蘭進行了殘酷的批鬥。「鬥牛」大會的高潮是，牛友蘭被鐵絲穿過鼻孔，讓牛友蘭的兒子牛蔭冠牽着，不知何故當場拉斷了牛友蘭鼻翼下的脆骨，鮮血落地「有人說牛友蘭見牛蔭冠接過鐵絲，左右擺頭所致」。
鬥牛大會幾天之後，正趕上中秋節，牛友蘭去世，終年63歲。
1947年鬥牛大會之後，牛蔭冠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回到黨校繼續學習。
1949年後，牛蔭冠歷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湖南株洲331廠廠長。1955年牛蔭冠調任瀋陽112廠廠長。
1962年調任國務院商業部副部長，1963年任北京商學院（今北京工商大學前身之一）院長。牛蔭冠是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當年晉綏黨校教育長龔子榮曾經在《回憶牛蔭冠同志二三事》中提到：有一次牛蔭冠在支部大會上發言時，談到在「鬥牛」大會上的經歷時說，大會一開始，有人把他（牛蔭冠）推到地主一邊，但貧協主席卻說：這是自家的人，怎麼放到那一邊？讓他和農民坐在一邊。這時，他（牛蔭冠）「真是感到極大的溫暖和黨的親切。感動的落淚不止。（《牛蔭冠紀念集》172頁～174頁）」
牛蔭冠對導致父親死亡的「鬥牛」大會，事後能感到「極大的溫暖和親切」！
真不知是什麼樣的體系，能培養出如此冷血的動物？
曾在晉綏工作過，後來做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鄭天翔，在懷念牛蔭冠的文章中說：大義滅親，蔭冠同志已經做出榜樣。如果他的父親是一個惡霸，或漢奸，或進行反共，反八路軍的活動，或反對土改，對他進行嚴厲處置，蔭冠同志是會毫不手軟的。（《牛蔭冠紀念集》176頁）
1989年7月18日，中共興縣縣委正式作出了給牛友蘭「平反」的決定，否定了土改中強加給他的所有罪名。
一個對自己生身父親的冤案，如此棄之不顧，還能獲得最高法院副院長的稱讚，這在人類歷史上也是實屬罕見的案例。
像牛蔭冠這樣的人，能在牛友蘭被折磨致死之後，不僅繼續做官，還能活到1992年，不是心理強大，而是人性泯滅。
如果歷史的命運落在這樣的人手裏，不僅不會反思過去的種種罪惡，不僅不會反思貽害無窮的文革，是很有可能將人禍災難升級變異再來一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