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與毛第一次見面後沒幾天，五一節前夕，已經是夜裏一點多了，一名衛士值班室的衛士打電話來，要我立刻到毛那裏去，毛在等着我。
我匆匆走到一組面對中海的後門。我想毛大概生病了，要不然怎麼會這麼晚找我去？
我從來沒有去過毛的內住地。我第一次踏進這塊「聖地」的時候，內心充滿了激動和喜悅。我想，我終於「長征」到「革命的核心」中來了。作為一個醫生，能有這種幸運的並不多吧。
大家總是形容毛過着禁慾而簡單的生活，他設下節儉的好榜樣。他死後，中南海住地開放，展覽他生前破舊的衣服、袍子和拖鞋，顯示他為了接近群眾而捨棄奢華的生活。毛是農民出身，慣於單純。他只是在絕對必要時才穿戴整齊；平時睡醒以後，總是科頭跣足，赤身穿一件睡袍半躺在床上。他穿衣服時，只穿破舊的衣服和布鞋，在公開正式的場合才穿上毛服和皮鞋，新的布鞋一定要別人先穿一段時間，完全踩合腳後，才肯換上。至於衣着整齊坐在那兒看書或辦公，是為照像，擺個樣子。事實上，他幾乎總是在臥室或室內游泳池處理公事。
但是他仍過着帝王般的生活。毛的中南海內住地在中海與南海之間，前門面對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門禁最森嚴的地方。晉見毛的外國貴賓感覺不到武裝警衛的存在，但事實上警衛以毛為中心，成環狀向外擴散，遍佈中南海內。毛的貼身侍衛（又稱內衛）也兼任隨從，武裝精良，守衛緊密森嚴。汪東興督導下的中央警衛團武裝安全警衛，即外衛，則防守內住地。他們在周圍的隱蔽哨站內等距放哨。
中央警衛團並駐守中南海的四周，毛出巡時全采這種保護網層措施。
毛行蹤不定，只有最高領導階級同志才會知道他的行止。他在中南海外主持慶典儀式時，車子都停到別的地方以防車牌號碼被人記下來。車牌號碼經常更換。這種安全措施抄襲自共黨革命後的蘇聯，但這也是封建時代保護帝王的嚴密方法。
毛的內住地原是乾隆時期興建的圖書館和休息室。宮房幾十年來沒有好好整修，已開始腐壞，建築物仍未恢復它們當年的雄觀，修復工作仍在進行，房內到處是乾隆的御書匾額。
舊式傳統大門上，繪有五彩圖案。大門上一橫匾，即「豐澤園」。宮房頂鋪着灰色瓦。大門內東西耳房，是警衛值班室。二門內是一大院，正房上一橫匾，即「頤年堂」，一九五九年人民大會堂未建成之前，毛在這裏召集會議，接見外國貴賓和朋友，也在這裏舉行他個人的宴會。頤年堂後面是「含和堂」，其中是毛的藏書室。
毛住的「菊香書屋」在第二個大院內，與第一大院有遊廊相連。菊香書屋四合院中，長着鬱鬱蔥蔥的古松柏，當中放着一些藤椅藤桌。五十年代初期，在熱天的時候，毛曾在這院內召集過會議，但以後再也沒有在這裏開會了。
菊香書屋有一大房和幾小房。北房三大間：西間是江青的臥室，有暗廊與毛的藏書室相通，中間是毛的餐室，東間是毛的臥室。南房則是江青的活動室。
機要秘書室主任葉子龍住在北房後的西間，江青的臥室隔壁。葉住所西側，與「含和堂」相接處有一大廚房。葉負責毛的食品。毛的食品檢查制度很復——也是引用蘇聯模式，但大都沿襲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斯科返國後，警衛局請來兩位蘇聯的食品專家，目的是讓他們指導，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於被人下毒。在這兩位專家的指教下，先設立了一個大的巨山農場，生產各種蔬菜、肉類、家禽及蛋、奶，專門供給中南海內的「首長」用。又在警衛局下成立了供應站，農場來的食品，集中到站內。站內設立生物化驗室，負責化驗食品的新鮮及養分；毒物化驗室，負責檢驗食品中有無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試嘗制度，在「首長」入口以前的各種食物，都要由試嘗員先吃一定的數量，以免「首長」中毒。這種檢驗方法在警衛局內成為一套制度以後，全國各大省群相效仿，確實勞民傷財。
東房是毛的辦公室，有走廊與他的臥室相連。但我從來沒有見到他去過這間房子，所以是長年關閉的。
南房向南又形成一四合院，這是江青的姊姊李雲露及毛的女兒李敏、李訥等三個人的住處。李雲露比江青年長甚多，纏過小腳。江青母親死後，她便姊代母職，扶養江青成人。中共領導遷居中南海後，江青把李雲露和她兒子接來同住，以幫忙照顧李訥和李敏。毛和江青不太關心他們的子女。李訥、李敏都住在學校里，周末及節假日回家。一年只有幾次和毛或江青一起進餐。平常彼此也很少見面。
第四個四合院稱為「西八所」。這裏原有從北向南八排房子，當中六排完全拆了，餘下南邊一排，靠西是乒乓球室，靠東的一排是醫生辦公室和休息室、秘書辦公室及毛遠新的住室；北邊一排是毛與江青的衣物室，和外國友人送的禮品儲藏室。中國著名畫家齊白石和徐悲鴻等人送給毛的作品，也放在這裏。
後來我在這間禮品儲藏室看見卡斯特羅送的大箱大箱古巴雪茄，羅馬尼亞總統齊奧賽斯庫送的陳年白蘭地，還有伊朗國王贈的金銀煙盒。這裏也是由葉子龍負責。
西八所當中造了噴水池，種了雪松和叢竹，和一個大葡萄架。每到夏天的時候，這裏總比別處低四到五度。這個院子靠東邊，在南花牆上開一小門，斜對瀛台，這就是南小門。在南小門裏，原有一片菜地，種些西紅柿、黃瓜之類，後來在這空地下，挖了一個防空洞。
東牆有一小門，通過去就是「勤政殿」了。一九五九年人民大會堂造成以前，在這裏接外國大使的國書，會見外國政府首腦。毛的衛士和江青的護士們的宿舍，就在這周邊的房間內。
在西八所大院子北牆內，靠西一排房子，是毛的衛士和江青的護士值班室。他們是日夜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一般生活用品、食品及藥品都放在這裏。衛士有「值班日誌」，詳細記錄了毛的一切活動。所以這裏成了「毛的身邊工作人員」了解毛的情況，和平時聚會的地方。
北牆上開了一個後門，面對中海。毛平時外出，都走這個門。一般客人和見毛的黨政領導人，也都走這個後門。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點多鐘，我匆匆趕往後門，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門衛看到是我，立刻按電鈴，衛士開了大門，我同他一起走進衛士值班室。我問他這麼晚了，有什麼事叫我。他說：「主席已經吃過兩次安眠藥，睡不着，叫你來談談。」我穿過相接的明廊，入北屋進到毛的臥室。
毛的臥室很大，幾乎有舞廳般大小。家具是現代而實用的西式家具。臥室南北牆上四個大玻璃窗都用一層黑布，一層紫紅色線絨窗幕遮住，因此在臥室內完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
這時，毛正睡在床上，上半身靠在床頭的枕頭上。他那張大木床，有一個半普通雙人床那樣大，床內側佔床三分之二都堆滿了書。他睡的地方，只佔床外側三分之一。外側床頭床尾的兩隻床腳，用木頭墊高，這樣外側比內側高出有三寸。據衛士長李銀橋告訴我，這個辦法是防止毛翻身時，掉到床下。但是過了幾年以後，我更加深入了解了毛的內幕，才知道這樣的安排與他的性生活習慣有密切的關係。
床頭外側放一張方木桌，上面堆着文件，就是毛的辦公桌，也是他的飯桌。他與江青兩個人的生活習慣和規律完全不同，碰在一起共同吃飯的時候也不多。
毛見我進來說：「我還沒有吃晚飯，找你來談談。」他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白絨睡袍，前襟敞開，右手拿着一本線裝書，兩頰微紅，眼光閃爍。
我搬了一張椅子，坐在床旁。這時衛士端給我一杯茶。
他放下了書，問我有什麼新聞沒有。這一下把我問糊塗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方面的新聞，而且除了《人民日報》上刊登的以外，我也沒有別的新聞。他見我沉吟不回答，跟着就講：「你這兩天見過什麼人？有什麼議論？」
毛每天的開場白就是「有什麼新聞沒有？」他對每個人都問這個問題，這是他收集情報和監視控制一組人員的方法。他要我們報告所有談話及活動的內容，並聆聽我們對彼此的批評。他喜歡讓一組裏面的人鬥來鬥去，並要求我們「知無不言」。
於是我將見到傅連璋的情況，告訴了他。
他注意地聽着，然後抬起身說：「在江西反AB團、打AB團的時候，傅連璋一家五口人，女兒女婿都被當成AB團打死了。他不是共產黨員，長征時問他願不願意跟着走，他願意，給了他一匹馬，他不會騎，連人帶馬掉到河裏，幾乎淹死。他還是跟着到了陝北。他是大好人，可是他教你的一些話，不可全聽。譬如說，我有了病，你給我治病的時候，是什麼病，怎麼治法，你要事先同我商量好，我同意了，就是治壞了，也不怪你。你若是不同我商量，你治好了，你也沒有功勞，是你的錯誤。」
前面他講傅連璋的話，很容易理解，可是後面講到治病的方法，使我莫名其妙了。我預感到今後的醫療工作將會十分困難。毛要求給他進行醫療以前，都要說明生理和病理的演變過程，每一步治療要達到什麼目的，起什麼作用，得到什麼結果，全都要深入淺出地講明白，還要使他接受，這很不容易，但是我必須做到。事實上，此後多年，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很多困難，但也都儘可能做到了。
這時衛士給上飯菜，將桌上的文件疊好，堆放在一邊，鋪上了一塊桌布。菜擺上來，是一盤大塊的紅燒豬肉，肥多瘦少，一盤清蒸魚，一盤炒莧菜和一盤青椒豆豉炒苦瓜。他吃肥肉吃得很香，我心裏不以為然。這時他已經是六十二歲了，傅連璋交給我的毛的健康檢查資料，體重是八十七公斤，再吃肥肉，對健康有很大壞處。我想，以後要同他說清楚，肥肉，特別大量肥肉，對健康不利。我這一打算並沒有實現。原來這一嗜好，是他少年時期在老家韶山農村養成的，直到他去世前保持不變。
他要我吃炒苦瓜，並問我味道如何。我以前從來沒有吃過，而且也沒有見過。我說：「又辣又苦。」他哈哈大笑道：「一個人是應該吃點辛和苦，特別像你這樣，念書，然後做醫生，大概是沒有吃過什麼苦。」
我當時沒有弄清楚，他說這話，是開玩笑，還是當真，或者是用開玩笑的方式，講出他對我的真實的看法。我只是就勢說：「我以前沒有吃過苦瓜，今天吃起來還是很有味道。」他又笑了說：「那好，以後你就要有準備，要多吃點苦。」這樣我明白了，他認為我過去是一個不知辛苦的人。
毛覺得每個人都該「吃苦」，包括他的女兒李訥、李敏，還有解放後養尊處優的領導幹部。大部分的領導幹部都是農工出身，數十年來為革命勝利而艱苦奮鬥，他們已經吃過苦了。但毛覺得他們在當權之後就逐漸沉迷於城市的奢華生活，意志薄弱。毛認為，如果這些領導幹部不再吃吃苦，就會忘記真正的中國。往後那些年中，他讓他身邊的人——我和領導幹部們——吃足了苦。
隨後他說：「我說過，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第二是曹雪芹寫的《紅樓夢》，第三是打麻將牌。」他又問我會不會打麻將牌，我講不會。由於家庭教育，從少年時代我就將打麻將牌和吸鴉片看成是中國社會的兩個毒瘤，對之是十分厭惡。
他說：「不要看輕了麻將，牌是一百八十四張，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來的牌，別家打出來的牌路，來判斷自己和每家的輸贏趨勢。你要是會打麻將，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關係。」
麻將的確是種戰略遊戲，毛是中國最偉大的軍事家和麻將高手。但我想他優異的戰略戰術來自於《孫子兵法》、中國歷史和《三國演義》。毛打麻將牌可不只是為了磨鍊戰技。原來打麻將固然是一種消遣，對毛來說，卻也是一個調情的機會。牌桌上，手在和牌、摸牌、打牌，牌桌下卻是用腳勾腳，用腳蹋腳，也在忙得一塌糊塗。
毛接着又說：「《紅樓夢》這部書是封建社會的興亡史，是中國兩千年來歷史的縮影。我從來不看小說，可是我看《紅樓夢》。」
《紅樓夢》這本小說我以前翻過，但是實在引不起興趣，覺得書中的情節景象，距離我自己的生活與思想太遠，所以往往只看一兩頁，就扔到一邊去了。
《紅樓夢》這部書的主題之一便是賈家的興亡盛衰，還有當時社會的墮落。毛認為它是一本探討中國封建制度之腐敗和衰亡的奇書，但數百年來，中國人都把它當做賈寶玉個人的愛情悲劇故事。賈寶玉早年追求美麗的女性和感官逸樂，其實是他對社會家庭的反抗。他最後失敗了，只好遁世去做和尚。後來我才知道，毛一貫以賈寶玉自居，以能左擁右抱為一大樂趣，「豐澤園」幾乎成了當年的賈府。也正因為此後他的「後宮佳麗」越來越多，「爭風吃醋」更使他飄然，更加以賈寶玉自居。毛這位反抗英雄跟我說：「我不是聖人，我也不想做和尚。」
毛那晚又說，中國的龐大人口應該歸功於中醫的發達。他說：「至於中醫，你想想看，中國有幾千年歷史，經過連續不斷的天災人禍，戰爭屠殺，到現在人口怕有了五億多人了吧？有這麼多的人，是西醫的功勞嗎？西醫到中國，不過上百年。數千年來，老百姓就是靠中醫。為什麼現在還有人把中醫一筆抹殺呢？中國的書，只有佛經和中藥書我沒有讀過。你讀過醫書嗎？」
這可把我問倒了。雖然我的祖上都是中醫，可是我沒有想到中醫對中國人會起這麼大的作用。何況，在醫生還沒有出現的遠古，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又怎樣解釋呢？
我說我試着讀過張仲景的《傷寒論》，可是弄不清楚金木水火土的道理，讀不懂，昏昏然不知道書上說的什麼。
他大笑說：「陰陽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體內的生理和病理狀態。我主張中西醫結合，首先要讓一些有根柢的西醫學中醫，老的中醫也應該學學解剖學、生理學、細菌學和病理學之類，要能用現代科學闡明中醫的理論，也應該將一些古典的中醫書翻譯成現代語言，或者加註解說明，經過一段時間，總可以形成中西醫結合起來的新醫學，對世界會有貢獻的。」停了一下，他又說：「我提倡中醫，可是我自己不信中醫，不吃中藥，你看怪不怪。」
是很怪。
他講過以上的高論之後，又說：「明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門上面去看看，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機會。」他緊跟着又問我，孩子有多大了。我告訴他，已經是五歲。他說：「你把孩子也帶上去，讓他看看。」我說：「這可是不能辦。上天安門的都是首長，我因為工作關係，可以上去，但是孩子可不能去。首長們的孩子都沒有上去過，他怎麼能去？何況他很調皮，又不懂事，惹出事來，找來麻煩，那麼我可真成了眾矢之的了。」他聽後，笑着說：「那好，就這樣辦。你回去睡覺，我也要睡覺了。」
我回到南船塢宿舍，已經是凌晨三點半鐘，早就過了我每晚十點入睡的時間，嫻還在等我。我將當晚的情況告訴了她。我說：「看來，他的身體很好，並不需要什麼經常性的治療。我這個角色與其說是醫生，不如說是清客。」
嫻說：「不能急，開頭只能照這樣接近他。何況，看起來他對你的印象還不差。千萬不要急。」
那晚是往後多次與毛徹夜長談的開端。毛很孤獨，很少見江青，也沒有什麼朋友。所謂「延安精神」不過是個神話罷了。劉少奇和周恩來有時會來，但毛與他們之間的交談只限於公文上的批閱往來，和不定期在「頤年堂」或毛所巡行的城市裏，舉行的會議討論。毛和其他領導同志之間很少相互來往。他最親近的人是那些年輕、知識水平很低的衛士。談話範圍自然有限。毛愛跟衛士們討論他們的女友，面授機宜，還代為寫情書。但毛無法跟衛士討論他最有興致的兩個話題——中國歷史和哲學。
因此我成了毛的清客。我讀些毛推薦的史書和哲學書，和毛討論上數小時成了每周的常規。由於失眠症，他睡眠極不規律。一天分二十四小時，對他沒有多大意義，他想睡時就睡，睡不着就找人談話，或開會，或看書。時間對於他沒有任何限制，也不起什麼作用。
嫻勸我不要急是對的，但事實證明要適應毛並不只是一天兩天的事。毛是個獨裁者，我們這些在毛身邊的工作人員必須事事以他為中心。在毛的官闈中如果膽敢有自己的主張，無寧是自尋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