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視車駕駛員不斷調整路線，始終圍繞被監視者轉悠。他們根據判斷，會在被監視者前往的路口放下一個特務，或去接走已經完成階段性跟蹤任務的某個特務。
這樣不斷地變換跟蹤特務，是為了防止被跟蹤者辨認出來。因為老是一個人跟着，很容易被警惕性高的人察覺，從而改變行動計劃，甚至取消跟某個人會面，讓跟蹤者一無所獲。
六個特務足可以封鎖一個商場的六個出口，或某個地點的六條出路。所以無論被監視者怎樣機智靈活繞圈子，即便甩掉了一個兩個，甚至三個跟蹤者，最終還是會被預先安置在某個路口的特務發現，繼續跟蹤。
後來我每次經過天安門廣場一帶時，都特別留意，辨別哪些人是特務。我能夠感覺到，那些若無其事閒逛的人，多半都是特務。因為他們對附近的景色毫無興趣，更注意周邊的人，而且他們一般都戴着耳機，似乎在聽什麼？
他們在竊聽附近可疑的人在說什麼！也是那次北京被跟蹤的經歷，使我注意到特務手裏一般拿個小黑包，有時候夾在腋下，那包里似乎裝有什麼設備。
後來我問過專家，得知那是野外竊聽器，只要把話筒對着講話者的方向，可以清楚地聽見數十米外人們的輕聲交談，從而判斷出這幾個人想幹什麼，是否危險。
天安門廣場一帶的特務，有時候比真正的旅遊者還多。所以任何想要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抗議活動的人，都會迅速被察覺。這也足以證明，天安門自焚案是當局炮製。
因為那麼七個對天安門廣場特務密佈的情況一無所知的外地法輪功學員，別說要聚在廣場上搞自焚，行動時必須要交談聯絡協調，僅僅當他們靠近廣場，就會被受過嚴格訓練的專業特務察覺辨認，遭到包圍，迅速被帶走，根本沒有任何機會進行自焚。
何況那個時期，正是中共嚴防死守法輪大法弟子抗議的敏感階段。天安門廣場各系統的特務本來就數以千計，當局隨時可以加強力量，甚至可以調來數千總參情報部的偵查人員。
由於那次我們不斷努力想要甩掉跟蹤者，反而導致他們變本加厲，以至於最後他們在鐵路賓館我們房間對面，直接開着門盯着我們。
當我們再出門時，就有三個跟蹤者直接對我進行貼身跟蹤，無論我走到哪兒，甚至跟到衛生間。
不過當我跟美國外交官在專門為外國人服務的北京友誼商店旁邊的星巴克咖啡館會面時，那些跟蹤者突然消失了。儘管我一直在觀察，也只看到一個便衣在馬路對面的行人路上走來走去。
我猜測他們通過竊聽我的手機，已經在星巴克咖啡館裏安排好了監視者。甚至這家星巴克可能早就有中共特務安裝的竊聽器。
最後，當我們要離開北京，站在北京站廣場上的時候，周圍我能夠確切辨認出來的特務就有六個，尤其那個黃衫女子，可能表現突出，受到了表揚或獎勵，表情很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