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17日，一名紅色高棉士兵命令商鋪店主們放棄他們的商店
紅色高棉是二十世紀最後一場共產主義革命，這場革命建立的血腥政權一九七九年被越南軍隊和起義的柬埔寨人民推翻。從那以後，其主要領導人逃到叢林裏，或死於火併，或不得已向政府投誠以換取赦免。最後一個在逃的領導人於一九九九年三月落網，即將面臨世紀末的審判。
此人名莫克（MOK），曾位居柬埔寨共產黨中央常委，西南大區書記和軍事首長，但他的官銜今天只有很少人記得，廣為人知的是他的綽號塔莫克，意為莫克大爺，外國人往往以為這就是他的正式名字。
莫克之所以有這麼個綽號，是因為他把自己的全家老少，包括姻親，都一股腦兒安排進了「革命隊伍」，把主管的地區變成了莫家天下，他自己也就成了老太爺。莫克的家鄉在塔寇省（TAKEO）的犬卡(TRAMKAK)，隨着他地位的上升，這裏成了紅色高棉的一個樣板區，在紅色高棉上台前兩年這裏就開始建立公共食堂，廢除家庭了，這個政策後來推廣到柬埔寨全國，成了柬埔寨革命的特色。
塔莫有四個兒子、五個女兒。大女婿是犬卡區的書記，後來此人提升為高一級的109區黨的書記，其職位由他的妻子，也就是莫克的大女兒接任。這個女兒一年後病死，其職位就交給了塔莫的妻兄。此時那位女婿又已官據省委書記和紅色高棉海軍司令了。塔莫的另外三個女婿也很了不得，一個是犬卡區的工廠書記，一個是第120團的司令，還有一個是縱隊指揮官。最後一個小女兒本人是犬卡區醫院的院長，她的丈夫被父親通過和柬共中央的關係安排到金邊唯一的波成東機場當了司令。莫克的四個兒子也是官運亨通。其中兩個在犬卡區任要職，三個外放到五十五區（PREY KRABAS）當書記，第四個也外放到坎波特省(KAMPOT)當領導。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塔莫的另一個妻兄，擔任了柬東109區（相當於省一級）的書記。
塔莫的家庭權力網不過是紅色高棉家庭政治的一個縮影。在柬共中央，權力核心是波爾布特和英薩利的政治聯盟，他們在紅色高棉政府中身居要職，起碼是各級婦聯主任。再如後來倒戈的紅色高棉將領韓桑林，他本人是師長，他的弟弟和妻兄也是相等級別的幹部。
如果以為這僅僅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那就錯了。這種家庭政治的更深一層原因是紅色高棉的統治過於殘暴，每個身居高位的人都有難以計數的血債，到處是敵人，以至在自己的隊伍里也只有血緣才是唯一可靠的關係。就拿塔莫為例，不說別的，單單死在他手下的紅色高棉自己人就不計其數。一九七八年，他奉波爾布特之命從西南區來到東部地區，主持這裏的大清洗。他說這裏的柬共都是「高棉人的身體，越南人的心」，在六個月內殺了十萬人。在平時，他常常親自槍斃手下那些他稍有看不慣的人。因此，他另外還得到一個「屠夫」的綽號。殺人這麼多，甚至手下人都動輒成為犧牲品，當然只有自己的子女和親戚才信得過了。
「大爺」和「屠夫」這兩個綽號典型地反映了紅色高棉的一個特徵：家庭權力和殘暴統治的結合和相互依存。當然，有些人也許不這麼看，他們會說：你看，塔莫把自己全家都奉獻給了革命，這是一個典型的革命家庭。現在紅色高棉已經覆滅，他們更會說這是滿門忠烈了。只要看看大陸一些傳媒在報導塔莫落網的消息時，隻字不提「屠夫」的綽號，而是說他是紅色高棉最「英勇善戰」，受到戰士「敬畏」的領導人，並強調他在戰鬥中失去了一條腿的報導就可以知道了。或許他們還會以為「大爺」是柬埔寨人民對這個屠夫表示「熱愛」的稱呼呢？
劊子手的懺悔
好象冥冥之中柬埔寨的無數冤魂在索命，不讓紅色高棉的殺人犯太平地告別二十世紀。在屠夫莫克大爺落網之後沒幾天，今天四月，又一個紅色高棉罪孽深重的在逃犯露面了。
此人名叫杜克（DEUCH），是紅色高棉秘密警察頭子。他原來是個教師，參加紅色高棉後主管一個叫聖特波（SANTEBAL）的特工部門。民主柬埔寨建立後，對聖特波大大地擴充，成了紅色高棉的蓋世太保和契卡，代號是S21，地點設在金邊南部的一所高中，人稱托士楞（TUOLSLENG）。
這裏先後處決過近兩萬人，在所有送進來的囚徒中只有七人生還。除了那些在黨內鬥爭中被清洗的老革命，例如內政部長胡容，新聞和宣傳部長胡寧，副總理溫威，國家主席團副主席索平等等之外，還有很多普通柬埔寨人。他們的罪名從越南代理人、蘇聯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到前朗諾政府的內奸等等無奇不有。
杜克主管的S21不但是一架審訊和處決機器，還是一個拿人體作試驗的實驗室。例如檔案中記載了兩個十七歲的女孩，她們分別被用刀砍死和用棍棒打死，然後被放入水中，記下不同的屍體浮上水面的時間。現在我們已經很難知道這種原始而殘忍的實驗究竟有什麼用途，它們倒更有可能是紅色高棉以殺人取樂。
一九七八年底越南大軍進入金邊。杜克在匆忙逃離之前既沒有來得及銷毀全部材料，也沒有來得及把刑訊室的鐵床上捆綁着的死去的囚犯解下，於是給後人留下了紅色高棉這個人類歷史上嗜血怪物的罪惡的鐵證。今天托士勒的原址成了柬埔寨大屠殺的紀念館，東南亞的奧斯威辛。但杜克本人此後一直不知去向。
一九九五年，一個現在已加入美國藉的柬埔寨牧師，名叫克里斯多佛，在柬埔寨為一個自稱罪孽深重的前紅色高棉幹部作了洗禮。這個牧師自己的父母和兄妹都死於紅色高棉之手。他說此人定期來聽他的佈道，然後決定入教，為自己罪惡的靈魂找一個歸宿。但他並沒有透露自己的名字。
一九九九年四月，香港《遠東經濟評論》的尼克，一個熱心追蹤前紅色高棉人員的記者，在柬埔寨採訪了一個自稱是杜克的人。他的長相和談吐，使人們毫不懷疑，他真的就是那個雙手沾滿了柬埔寨人民鮮血的紅色高棉秘密警察頭子，柬埔寨政府立即命令他前往有關部門自首。而克利斯多佛看了登出的照片後才恍然大悟，這正是自己四年前洗禮的那個神秘的信徒。
然而，使人們奇怪的是：為什麼當喬森潘、英薩利和農謝這些更應該為上百萬同胞的慘死負責的紅色高棉領導人由於交出武裝，走出森林和政府合作而心安理得地換取赦免，高唱「民族和解」、「讓過去的一切成為過去」時，杜克這個人們以為早已失蹤的罪犯卻要自投羅網呢？杜克說，自從皈依了基督教，他日益感到自己過去罪孽的深重。近年來他一直隱姓埋名為國際人道組織在柬埔寨工作，但現在他要站出來公開自己的身份並接收審判。他說：「我過去的生活充滿罪惡，現在是讓我承擔後果的時候了。」
人性確實是複雜的。上帝或許也確實具有讓人洗心革面的作用。無論如何，杜克可以說是紅色高棉那些「大無畏」的革命家中唯一一個敢作敢當的人。他的自首已經引起了喬森潘之流的驚慌，因為杜克無疑會在法庭上和盤托出許多他們難以逃脫干係的罪惡，到那時國內國際輿論會不會繼續容忍他們逍遙法外便是一個大問題。在世紀末，正義能不能得到伸張，罪惡會不會被清算，人們將拭目以待。
1999-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