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到英國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應該大學著名的學生社團「牛津辯論社」的邀請發表演講，當然是談中國問題的。這次演講相當成功，聽眾坐滿了大廳，然後，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場也有不少中國留學生，但是基本上都坐在比較靠後的幾排，有的甚至坐在更為不為人注意的二樓。
不要以為這些留學生是所謂的「小粉紅」，是來代表「國家」反駁我的。不是，因為舉手提問的，大部分是英國學生，也有亞裔面孔的提問者，但是問題也不是挑釁性質的，是真誠希望得到答案的提問。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兩個推論：第一，中國的年輕世代對於中國問題，對於中國反對派關於中國的觀點，還是有興趣聽聽的，他們不是完全不關心中國的未來；第二，但是，即使是在英國，遠離中國，他們的內心還是多少有些恐懼，因此才希望不被注意到前來參加這樣的活動，也很少踴躍發言。
我在到達牛津之前，就在我的臉書和推特上公開呼籲，希望演講之後，由中國學生可以留下來跟我交換意見。結果當天晚上的演講結束之後，確實有中國學生留下來等我，但是人數很少，大概四五位的樣子。這再次證明，遠離中國的年輕學子，內心還是存在一些恐懼。
在我看來，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我可以理解這些學生內心的恐懼，他們擔心跟我接觸，回國之後會被喝茶，會被當局盤問，他們不想惹麻煩。對於這一點，我覺得無可厚非。我要說的是，其實，他們完全沒有必要自己嚇唬自己。前來聽我的演講，甚至留下來跟我討論，真的就有那麼可怕嗎？事實證明並不是。
我在台灣教書八年，接觸了大量的中國學生，我還舉辦更為敏感的中國沙龍活動，也有不少中國學生參加。我不諱言確實有參加的學生回去之後被找去談話的，但是，第一，因為上我的課和跟我接觸而被找談話的，所佔的比例極小，不到5%；第二，即使是談話，根據被談話的同學後來告訴我，也大都是想通過他們了解一下我說了什麼，和我的活動狀況，並非針對參加活動的學生本身。長期的實際經驗證明，僅僅是停課和接觸，並不會導致中共當局採取過分的鎮壓行動。
我當然不是說中共當局比較開明，我是認為，中國問題這麼多，不管中共的管制力量多麼強大，他們是不可能管控到社會的每一個細節的。很多時候，其實不是當局恐嚇民眾，而是民眾自己嚇唬自己，這樣的自律在某種程度上，等於是幫了中共的忙，節省了他們的維穩成本。
我歷來主張在中國國內的人不要做無謂的犧牲，但是我也不認為，人民，尤其是年輕人，應當如此地最嚇唬自己。這，就是我這次牛津演講的一點點題外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