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中拒絕外援
當時，中共黨內高層有人建議緊急進口糧食，但被毛澤東否決。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後來透露：「毛澤東拒絕批准進口糧食，因為那是『修正主義』，是向資本主義送秋波。（見1987年趙紫陽對美國作家Harrison E.Salisbury的談話）」。大饑荒時，國際社會已經準備提供援助，中華民國政府不記前嫌拿出糧食，準備救濟大陸同胞。但是，外交部長陳毅告訴日本外賓，中國決不「乞求美國的援助」。當時的中共政府輕蔑地拒絕了一切真摯援助，也拒絕了一些中立的國際組織，如國際紅十字會的真摯援助。中國紅十字會致電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稱：「在我國沒有發生饑荒」。
美國提出向中國提供500萬噸小麥的援助，可以以硬通貨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況好轉後再兌現。美國還想提供更多幫助，甚至可以給中國的窮人送救濟包。中國特使王炳南斷然拒絕，並以幽默的口吻轉達了毛的建議：如果美方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也願意勒緊褲帶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麥，美國代表頓現窘態，中共代表哈哈大笑。中共以千萬中國人的性命來一次展示所謂的「骨氣」。
大饑荒糧食出口
周恩來明知糧食不夠吃，老百姓肚子餓、餓死了幾千萬人，但他卻在此時遵從毛澤東的指令，為擴大中共勢力，多次指示外貿部，稱糧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擠出來，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類，應該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保證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葉和各種小土產，應儘量先出口，多餘的再供國內市場銷售」。
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還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在嚴重饑荒面前，本應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從國外進口大量糧食，保證最低限度的國計民生的需要。但周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他強調，在外匯的使用上，我們花一個美元都要認真考慮考慮！在其直接過問下，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一兩是1.613盎司，當時黃金價格是一盎司約為40美元，當時匯率為一美元兌2.4618元人民幣，糧食價格每公斤大米約為0.2元人民幣，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且不說具體的糧食用量，但是這個決定本身就是極其荒誕無比！而且1961年也還是如此買進！
大饑荒對外援助
中共在「大饑荒」時期，不僅沒有接受外國援助，反而把大量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除對幾內亞的援助外，1960年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也決定援助15噸。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國的糧食出口僅1958、1959兩年就高達700萬噸，這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1960年7月16日，蘇聯決定召回在中國的蘇聯專家，但是並沒有提出還債問題，是毛澤東自己決定提前還債。蘇聯不僅沒有逼債，而且還向困境中的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蘇聯借給中國20萬噸糧食，「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1961年2月27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提出鑑於中國發生食品供應方面的困難，蘇聯願意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並且表示中國對蘇聯易貨貿易中沒有交貨的價值10億盧布貨物可以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
從1958年開始，中國向蘇聯陸續出口了數百萬噸穀物，來回應赫魯曉夫對大躍進是否真能向共產主義邁進的懷疑。中國為證實自己的宣傳，向蘇聯、香港與其它國家出口糧食和紡織品；還增加了對「友好國家」如阿爾巴尼亞等的援助。在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共無視於4000萬農民餓斃甚至「易子而食」的嚴峻事實，向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廉價出口糧食474萬噸、向匈牙利贈送3000盧布的貨物、350萬英鎊現款，向東德贈送5000億盧布的食品。
歷年來中共「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額費用，沒有因「大饑荒」而停止或減少，無償的援助越南200億美元、阿爾尼亞100億，加上對羅馬尼亞、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亞、巴勒斯坦等國「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額費用，外援總額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6.92%，為世界鉅富美國的上百倍。
也許是吸取美國等國家準備向中國提供糧食援助反被中共奚落的教訓或其他原因，加拿大在中國大饑荒時期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向中國出售了大量的糧食，滿載糧食的運糧船駛向中國途中，中共下令調轉方向，開向阿爾巴尼亞，連中國國土都未踏上半步就送給了阿爾巴尼亞。
1961年，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大量糧食以外，還提供了2.5億元外匯人民幣的援款，並承擔了19個成套項目。
糧庫滿盈卻不准賑災
1958年冬個別地方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繼續發展，農民是守着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原河南省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回憶：「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
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後來也證實，當時上面確實不准開倉放糧。他說：「我們當時整個地區還有11億斤，那是國庫的糧食，是不能動的。」
1958年冬個別地方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繼續發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不僅是信陽糧庫是滿滿的，全國的糧庫也是滿滿的，庫存糧食最高達到887.03億斤。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歷史資料：糧食部計劃司1962年統計表。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這是貿易糧，折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
也就是說：當時餓死人最多的時候，國庫糧食也是最多的時候，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農民是守着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再以某天為例，60年6月3日這一天，是最青黃不接的時候，全國糧食庫存是301.48億斤。這些糧食存放在全國各地：北京有2.3億斤、天津1.15、上海2.53億斤、湖北8.26億斤、山西8.16億斤，各省都有。餓死一百多萬人的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庫存；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還有13.22億斤的糧食庫存。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糧食庫存，800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的糧食，還是貿易糧，根本不會餓死人。中共的政策就是不去開倉放糧。
在歷史上發生大饑荒時，官府要設粥廠，開倉放糧，允許饑民逃荒。但1960年大批農民餓死之際，並且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的糧食庫存，中共不僅沒有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糧食徵購和糧食庫存，其中的奧秘，只有中共最高層才知道。
1960年左右的大饑荒，在安徽省餓死了700多萬人。安徽如此嚴重的災害，是由於當時的省委書記曾希聖堅決「按黨的方針辦」。曾希聖后來又在1960年10月兼任山東省委書記。在那場大饑荒中，山東省有900萬人餓斃。1962年2月被調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聖由於「跟黨走」而餓死了幾百萬人，民憤極大，但毛說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來。
賑災結局
張凱帆開倉放糧案
像彭德懷一樣的良知還未被中共完全泯滅的官員，不僅中央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地、縣、社、隊也都大有人在。他們全都在反右傾運動中遭到了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就是其中的一位。
張凱帆，1959年聽說農村餓死了人，他就下去調查，他從糧食廳了解到，無為縣1958年上報產量13億斤，徵購7億斤，已完全徵購3億斤。張凱帆十分震驚，他是無為人，知道無為全年產量只能是六七億斤，徵購7億斤，農民就被刮光了，還怎麼生活？他決定去無為調查。無為縣是全國的一個大米糧倉，非常大的一個縣。
張凱帆調查的時候已經有30萬人餓死了。張凱帆良心難安，決定解散公共食堂，並開倉放糧。救活了50多萬老百姓。因為這件事張凱帆被毛澤東指責「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佈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黨」，被打成「張凱帆、陸學斌反黨聯盟」，撤銷副省長並下獄。家屬和親友因受他的牽連遭到殘酷的迫害，全家被趕出省府住宅大院，其家族被迫害致死20多人(張凱帆說是5人)。
凡與張有過接觸的人都被進行了殘酷的鬥爭，這些人被抄家搜查、強迫勞動，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據不完全統計，遭受株連被批鬥、處分的無為籍各級幹部就有28741人。
七千人大會後，任監察部部長的錢瑛為李世農、張愷帆等人平反。因這件事，「文革」爆發後，錢瑛被隔離審查，次年升級為「監護審查」，給她扣上「叛徒」、「特務」等罪名，錢瑛得肺癌卻得不到治療，病情急劇惡化，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凰儀「武裝搶奪糧食」案
就在四川滎經大量餓死人之際，滎經凰儀公社武裝部長李文中，帶領農民武裝搶奪國家糧庫糧食。
凰儀距縣城20公里。六〇年春，凰儀公社各食堂都斷糧絕炊，短短几個月，死了快一半人。有的在地里幹活，倒地就斷氣了，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地死亡。在公社駐地凰儀堡的小街上，幾乎天天有死屍。偏橋溝、木溝岩一帶村子幾乎死絕了人。
其時李文中任凰儀公社武裝部長。李文中的嬸娘死後，叔叔帶兩個兒女去逃荒，還沒走出公社地界，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幾天後有人告訴，他才去收屍。他把三個屍體背上，輕飄飄的加起來沒一百斤。一路上，他看到路邊、河邊、山坡上，到處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頭的死人。
李文中本是一個忠厚老實、積極聽話的幹部。眼見死人如潮，於是找到縣委書記饒青反映災情，要求立即發糧救災。沒想到招致饒青一頓狠批，說他是「站歪了階級立場」，要嚴肅處理。
李文中實在忍不下去了，於是決心寧肯自己死了，也要為還沒死的那些太老實、太可憐的老百姓搞點糧食吃。於是，他拿起了槍，率領公社部分武裝民兵和勉強能走動的社員，進行了一次在當年算是石破天驚的偉大壯舉——持槍闖進裝滿糧食的國庫，開倉搶糧救災民。當他持槍和饑民們一起闖進糧庫時，遭到糧庫幹部的阻攔。李文中怒火中燒，用槍頂着站長，逼他打開糧倉，隨行的饑民歡呼雀躍，一袋袋白米和穀子，被背回到饑民的家中。
縣委書記饒青聞知凰儀公社李文中帶頭搶劫國家糧庫，怒不可遏，說他帶領「五類分子」（其實跟他一起去搞糧食的人，全是貧下中農，沒一個是「五類分子」，「五類分子」比社員更慘，早就餓得躺在床上起不來了）搞反革命武裝暴動，報經上級批准，以發動「反革命武裝暴動」罪，將其逮捕。1962年，他被判刑20年。
封建時代是如何賑災的
清乾隆年間，顏希深（淨甫）被任命為山東平度州知州時，其母跟隨兒子到了山東任所，人稱「顏太夫人」。沒過多久，顏希深到省城濟南公幹，不巧的是，突然天降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於是引起山洪暴發，平度頓時成為一片澤國。城中居民紛紛湧上城頭，清·張培仁《妙香室叢話》卷十三形容：「哭聲殷天」。
顏太夫人立即命令打開糧倉賑濟饑民。衙門裏的吏役都紛紛勸諫：「萬萬不可！這是大事，必須立即詳細奏明皇上，待皇上批准後才能辦理。否則擅自開倉放糧，可是個重大的罪名，必將受到嚴厲懲處呢！希望太夫人三思」。太夫人卻堅定地說：「這是什麼時候，怎能再拘泥於法令條文？平度距省城五六百里，距離京城則更遠。等到申文請示並得到批准，數十萬災民早已全都變成餓殍了！你們大家不必害怕，趕快打開糧倉，解救老百姓的倒懸之苦。至於我兒子的功名富貴則根本不用考慮，有什麼罪責，全都由我與我兒子承當。即使奉旨抄家，用我們家的全部資產抵償，也差不了多少，絕不會連累諸位的。」說完，把自己的髮簪、耳環等全部摘下來，換成錢買了米，連同官庫中的糧食，都運到城頭，當場發放。
有不少災民攀在大樹上、屋頂上，根本就沒法生火做飯。太夫人又命人做了不少糕餅，放在竹筏上，撐往災民的棲止處發放。就這樣，水災雖然相當嚴重，平度州卻沒有餓死一人。顏淨甫在省城得到了水災的報告，急忙趕回州城，州府的屬員向知州報告散發糧倉米谷的經過，顏知州聽了，滿面笑容地對屬員們說：「我母親要你們這樣做，那是十分正確的，趕快為我繕具呈文，向省級長官報告經過，我當即派專人回家變賣家產，以便賠補糧倉的米谷，你們是沒有責任的，大家可以安心」。哪知呈文稟到上峰，山東巡撫大為驚駭，以擅動倉谷的罪名，上疏皇帝彈劾顏希深，只不過，顏太夫人救活平度數十萬災民的消息早已傳至北京城。乾隆皇帝看了奏章後說：「有如此賢明的母親，有如此實心實意為老百姓辦事的官員，不保舉、不推薦，卻反而彈劾，如何勸勉各級官員？如何抑惡揚善？」，立即提拔顏希深為山東泰安知府，顏太夫人則賞賜三品封銜。
康熙認為自古以來，官僚的各種不良行為中，以隱瞞災情最為惡劣，凡是報災延遲的官員都要受到懲罰，相反，擅自動用錢糧賑災的官員，可免於處罰。
康熙九年，淮揚地區大水為患，災情嚴重，康熙不惜截留運往京師的漕米賑災；康熙十八年，京師發生地震，波及附近州縣，康熙除撥款救濟外，更在五城設廠賑災，派醫生為災民治病。
從此，每年冬天至年終，在五城設廠賑災遂成定例；康熙二十八年，直隸旱災，康熙賑災之餘，還資助貧民購買耕牛和種子，以便及時春播；康熙三十年，陝西旱災，官員未及時上報，康熙在革除失職官員外，還取消元旦筵席，以表達對災民的掛念。對於這些局部的災害，皇帝都如此重視，對比中共，可以看出到底誰愛民，誰在殘害我中華百姓。
再看一例：
房琯在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被任命為河南盧氏縣縣令。他在盧氏縣任上，革除積弊，廢棄酷刑，興修水利，發展農工，政績卓著，深得當地人民的愛戴，是一個為民造福的好官。不久後，豫西地區便遭遇旱災，很多饑民逃荒要飯。面對災情，房琯心急如焚，連連上奏朝廷，請求開倉放糧。而此時唐玄宗雄心已退，漸漸沉湎歡娛酒色，放糧之事遲遲未見批覆。
開倉放糧乃國之大事，未經朝廷恩准私動公糧是要殺頭的。眼看很多災民就要餓死，房琯決心以自己一人之死換取萬民得生，毅然下令全縣糧倉同時開倉賑濟災民。災民們見房縣令冒死放糧，深受感動，不爭不搶，秩序井然。僅一天時間，大部分災民都分到了救命的糧食。這時，他寫好一道救民於水火的呈文，打算以死謝罪。可就在第二天，他正準備派人送出呈文之際，聖旨已到：皇上下令，准予放糧。慶幸之餘，房琯立即呈報了完成放糧任務的回覆。朝廷接報後，認為他辦事沉穩神速，不久便委以重任，調入朝廷供職。唐肅宗時，房琯被任命為宰相。盧氏縣百姓為了紀念他，便在盧氏縣的祁村灣村原糧倉處修建了一座「房公祠」。該建築經歷代維修現仍殘存大殿、卷棚兩座和石碑四通。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