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於張大千大師，很多人只是在上小學時聽說過，知道他的畫技絕妙，可他飄泊的一生，很少有人見聞。詩界有「詩聖」，鄙人認為給張大千以「畫聖」不足為過。
世人眼中的張大師，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儒雅之士，一位充滿生活情致的智者，一位有着傳奇人生色彩的藝術大師。可是對於這樣一位世界級畫師，為何會遭遇背井離鄉，後半生悽苦無依呢。張大千大師明明懷鄉思親之情濃厚，可是至死也沒有回到大陸，其實有很多的原因。
1949年10月，張大師赴台準備舉辦首次個人展。11月，「張大千畫展」如期在台北隆重舉行，除少數敦煌摹畫外，展品多為近期力作。這是張大千第一次來到台灣，寶島絢麗的熱帶風光讓他非常喜歡，並流連忘返，這也是後來定居在台灣的一個重要原因。11月下旬，搭軍用飛機返蓉。回到家後，便馬上抓緊收拾東西，讓他犯愁的是他這些畫怎樣才能多帶走一些。因為印度的畫展已定於1950年的年初，而現在已經12月份了。12月6日，攜徐雯波乘軍用飛機離蓉飛台。離開大陸後，他先後旅居過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國，最後定居台北。
中共建政後，中共高層人物曾多次過問張大千的回歸問題。張大師對於中共官方的宣傳工作，能迴避則迴避，不能迴避，就左右周旋。總之一句話，他不願意回歸大陸。謝家孝在《張大千的世界》中，記載了1956年中國商業代表團團長與張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對話。
團長：「上海一別，不知近況如何？」
張大千：「國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麼好日子好過啊，欠了一身債！」
團長：「欠了多少債？」
張大千：「不多，二三十萬美金！」
團長：「人民政府可以代你還債，只要你肯答應回去。」
張大師：「我張大千一生，自己的債自己了。想當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幾百條金子的債，人家說我發掘藝術有功，可以申請政府補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說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錢是國家的，怎好拿國家的錢給私人還債？」此事也足見他是多麼的有氣節、清高。
張大師有個要好的朋友叫謝稚柳，謝稚柳是大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對他的個性脾氣自然了如指掌，這兩點是從他的生活作風和個性上，道出了他不願回歸的原因。原因有二：第一，張大千自由散漫，愛花錢，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第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美協理事等職，經常要開會，肯定吃不消。張大千這人，只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
除了以上原因，還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政治方面。從《行走的畫帝-------張大千飄泊的後半生》一書中可以知道，1949年7月，隨着第一次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正式召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曾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被確定為新中國文藝運動的總方針。並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將這個「總方針」上升為無產階級的「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張大師隱約感覺到共產黨所要求的藝術風格與張大千的文人畫風格相差甚遠，共產黨要求的藝術風格就是「高，大，全」的紅色藝術，歌頌工農兵，歌頌領袖，而張大師是比較傳統的文人畫風格。要求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張大師認為自己做不到。加之張大師的生活總是很「奢侈」，他的作風肯定會受到共產黨的批判的，最後落到被被清算的下場。1949年，成為所有文藝家們是去是留的最終分水嶺，無論「走」或「留」，個人命運都將由此轉折，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難。我們知道張大師最終的結果是離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不斷，「土改」「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反右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文革」的爆發更讓他徹底驚駭，通過香港新聞媒介和親友書信傳遞，得知他有一些親友、畫界朋友在運動中受到了各種傷害，使他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有些害怕，這使他開始向台灣傾斜和靠近。
經濟方面。「新中國」成立初期，困難重重，百廢待興。公私合營前，除少數私方人員外，絕大部分人員先實行供給制，後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無幾。很少有人會用錢來收藏字畫，藝術市場十分蕭條。張大千是職業畫家，需要賣畫養家，既無國內市場，更無海外市場。如果他不走，他的畫第一不被認可，不被接受，第二畫也賣不出去，生活沒有着落。我們知道，張大千為人之大度、慷慨是有目共睹的，甚至不少和張大千並不相熟的朋友，也會因在初見時感受到他的熱忱而深受感染。對於錢的作用，他有最明確的理解：金錢是為換心之所愛。並且，他是真正做到了「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大氣魄，只要是喜愛的東西，大到古書畫的收藏，小到一個盆景、一棵花、一塊石頭，即使代價再高，也會傾囊而得。這種敢於花錢的氣勢着實讓人咋舌。他自己也承認，他不算是很有錢的，但他是最敢花錢的。他朋友中有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但絕不會像他這麼花錢。他說他們總想着細水長流，而他自己則是活一天，就要享受一天，「哪怕明天就要死」，也不想被金錢所奴役。因此他常常是「左手還未進，右手就已出了」。張大師有一個印章，印章上面刻着「遊戲神通」四個字，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呢？「遊戲」就是要遊戲人間，快快樂樂的生活，盡情享受生活，不要每天愁眉苦臉的；「神通」就是要神通廣大，張大師在多國定居，就是為了讓自己更神通廣大。對於追求享受的張大師來說，沒有足夠的金錢是「遊戲」不了的。
人情世故方面。除了自己要花很多錢之外，張大師還要給自己的親屬寄送財物，以滿足他們的生活所需。《張大千家書》中有這樣一封信：
三哥賜鑒：
老年弟兄天各一方，不得相見，慘痛萬分！月初經過香港，曾托一門生兌上美金五十元（合人民幣一百廿二元）。度此信到時，此款亦當收到，外寄砂糖二公斤、花生油五公斤、花生米二公斤、紅棗一公斤、肉鬆二公斤、雲腿四罐。則雲鬚一月半或兩月方可寄到，不知去年在巴西所寄之食物收到與否。弟一人在法國,大約六月十二飛回巴西。哥回信仍寄巴西為盼。今晨弟媳由巴西轉到一月廿四日（臘月初八日）哥手示，拜讀再三，哭泣不已。老年手足但求同聚，不計貧苦。弟之近況尚可慰，哥（弟之誤筆）於萬里之外，每年賣畫可得美金萬餘（合人民幣三萬上下），只是人口稍多，足夠家用，無多蓄積而已（保羅夫婦及子女三人共五人，澄澄、滿滿、牛牛、阿烏、朵女、滿女、醜女共七人，弟同弟媳二人,一家共有十四人，果園有柿子一千五百棵，每年可收四五千美金）。萬望哥與三嫂申請同時出國，來香港會晤，斯得與哥嫂見面，決計同回。若哥嫂不能同來香港，則弟亦決不歸矣！（節選）
張大師的這一封封家書，所述家庭私事及手足之情，信中反覆抒發兄弟叔嫂相思求見之情，以及他如何關切兄嫂侄媳生活的細節。十餘年間，張大師兄弟之間魚雁傳書，為謀劃海外相晤相聚，耗盡了心思，一句「哥手示，拜讀再三，哭泣不已，老年手足但求同聚，不計貧苦」，情真意切，語重心長，道出了兄弟間的至愛情深。但最終「老年兄弟天各一方，不得相見」，心中自當是「慘痛萬分」。「萬里山隔衡陽遠，望斷遙天雁字難；總說平安是家信，信來從未說平安」，道出張大千讀家信後的焦灼；「不見巴人作巴語，爭教蜀客憐蜀山；垂老可無歸國日，夢中滿意說鄉關」，說明張大師「眷念故山，真如夢寐中事」。張大師多次對親人發出赴港邀約，提到要以三哥三嫂能否來港會面，作為回 大陸的先決條件。但這種說歸欲歸猶未歸的複雜心理癥結，除了來自家人的訴苦，更多的還是對故鄉政治形勢變幻莫測的困惑。張大師的這種不安，在《夢回枕上作》一詩中有所體現，詩中道「家書壓枕啼號滿」，「多難故山怨猿鶴」，「浮天又見橫流脈，認作承平為一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家書也是張大師為何不回大陸的自白書。
對張大師這樣的藝術家來說，大概在世上的任何地方都很難找到一個純粹的安頓之所，抑或真正的安頓其實就在漂泊里。張大師原本想回台灣居住，可是他因給毛澤東送過畫和賣過幾幅畫給中共領導而遭台灣方面的拒絕。後來通過當時受蔣介石委託特命擔任駐日的私人代表蔡孟堅做中間人，為後來張大師回台灣定居掃除了障礙。張大師從1950年就旅居海外，但卻一直思念着祖國和親人。落葉要歸根，介於當時大陸的政治環境，返回大陸是不可能的。1976年，張大師返回台灣，於台北定居。1983年，心臟病復發，醫治無效，於4月2日病逝。
張大師一生漂泊不定，仍創造了藝術的奇蹟，實在令人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