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在武漢市參加培訓的網絡警察。*
在互聯網時代，儘管中共打造了防火牆阻礙民眾與外界的聯繫，但隨着「翻牆」民眾的日漸增加，了解真相、認清中共本質的中國人越來越多。無疑，自由是無法被禁錮的，無論是在哪個時代，即便在五十多年前。
以前看歷史書或文章時，發現在不少回憶文革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偷聽「敵台」的事情。維基百科稱，敵台是文革時期產生的名詞，特指無線電愛好者或者擁有短波或高靈敏度收音機電台等中國大陸居民收聽到的大陸以外漢語或者外語廣播，彼時比較知名的有「美國之音」、「莫斯科廣播電台中文台」和台灣的「自由中國之聲」等。一些中國人在有意無意間接收到這樣的廣播，被中共定性為「偷聽敵台」。
新華社《內部參考》曾接連發表文章說：天津、上海、武漢、無錫、杭州、西安、長沙、太原等地到處都有很多人在收聽美國之音。由於這些海外電台傳遞更多與中共報導所不同的真實內容，且對中共政策持批判態度，因此中共當局除了強力干擾外，還抓捕「偷聽敵台」民眾，輕則將他們的收音機沒收，所在單位停止其工作，對其隔離審查、批鬥、勒令檢討等，重則會被送交司法機關審判，判個年的。
海外學者王友琴曾在《文革受難者》中記錄過一個叫左樹棠的人，文革中因為「收聽敵台」被抄家、隔離審查，後來被毒打致死。而揭發他的那個人也被隔離，釋放後流浪，最終以自殺結局。
然而，即使如此，在那個年代，仍有一些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對中國問題進行思考的中國人，在高壓下，藉由「偷聽敵台」走向了覺醒。
傅作義警衛團成員之子的醒悟：
美國之音曾發表過《文革口述史：在禁慾的時代，我偷聽敵台》一文，口述者叫李金龍，父親是投共的國民黨傅作義部隊警衛團成員。文革時，其母親被公開批鬥並被逼瘋，其父親因人緣好，沒被公開批鬥過，但也受到羞辱，活的戰戰兢兢。而14歲的李金龍小學剛畢業，就進入工廠工作。目睹着眼前一幕幕發生在身邊的荒誕之事，他開始思考人生。
李金龍買了一台收音機，他開始偷偷地收聽一些國外的廣播電台，主要是美國之音和蘇聯的莫斯科廣播電台。從這些電台裏面，他開始接受了一些以前沒有聽說過的真相和新思想，於是，李金龍對社會就有了一些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其實一開始，我也是在無意中調到這些頻道，後來，就越聽越上癮，因為這些電台披露出來很多被掩蓋和遭到故意篡改的真相。」
當時，李金龍住的是工廠的一個單間宿舍，白天是不敢收聽的，怕被人發現，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他一個人打開收音機，戴上耳機，用被子把整個人蒙住，躲在被子裏面偷偷地收聽。因為收聽了這些「敵台」，李金龍從此有了不一樣的想法，但並不敢輕易表露。
後來，李金龍結識了幾位家庭出身同樣「不好」，有過類似的生活經歷，並且觀點接近的「黑五類」子弟，於是，他和他們就在私下裏偷偷地聚會，議論一些事情，包括收聽美國之音等「敵台」時間長了，這些年輕人就對共產黨、對毛澤東的做法就有了各自獨立的看法，當時，他們在私下裏叫毛為「老毛頭」，等到毛死去的消息通過廣播公佈以後，李金龍還把這些朋友約到自己的宿舍，喝酒慶賀。不過，令李金龍失望的是，直至今日，中國人依舊活在同樣的專制的體制下，依舊沒有享有真正的自由。
作家阿城曾寫過一篇《聽敵台》
中篇小說《棋王》的作者、作家阿城曾寫過一篇回憶七十年代的文章《聽敵台》。當時，阿城在雲南當知青。因為當地聽不太清楚中央廣播電台的內容，報紙也要隔很長時間才收到，因此，在當地聽「敵台」是很普遍的事情，什麼美國之音，台灣台，香港台等，他們都可以收聽到。正是通過聽「敵台」，他們知道了林彪「叛逃」被摔死，聽說了「四五天安門事件」等敏感新聞。阿城寫道：1971年的林彪事件，幾乎是當天從境外廣播中聽到的。這是七十年代的重要事件。毛澤東的神話頃刻崩潰。從1966年『八一八』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開始，不，從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開始，至此，催眠終止。」
除了聽政治新聞外，他們主要還是聽娛樂廣播，比如廣播連續劇、鄧麗君的歌曲等。
聽「敵台」的結果是什麼呢？按照阿城的說法，就是：聽的多了，思維材料就多了。思維材料多了，對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樣了。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了，就更覺得度日如年。
1976年，中共高官周、毛相繼死去，雲南知青開心的喝酒，彈結他慶祝。阿城寫道：「當此時，心下澄明。」
民主人士魏京生稱「聽敵台」是重要信息來源
1978年參加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1979年和1993年兩度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坐牢18年，並在1997年流亡美國的民主人士魏京生，也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透露，自己也曾在家裏偷聽「敵台」美國之音。文革爆發的1966年，魏京生聽說有一個美國之音的電台，與中共報紙說的不一樣，比如關於毛髮動文革的目的等。魏京生就嘗試着在家中偷聽，後來被媽媽發現，被堅決制止。
1971年9月的一天，正在中共軍中服役的魏京生從美國之音聽到了中國有一架專機在蒙古墜毀。他很快猜到是林彪出事了。魏京生表示：「我們在部隊的時候有個『反革命』小組織，就是林彪事件之後，大家覺得特奇怪，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共產黨這不對勁兒啊，怎麼能弄親密戰友啊，又是接班人的，怎麼就給弄下去了？於是我們這些原來的老反革命，就在部隊裏開始串聯，很快的形成一些小團體。當時這種老鄉串老鄉的團體啊，大家一議論說美國之音又說了什麼了，你要不知道啊，你覺得特丟人。知道了以後，都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來源。這是一種言論自由的補充，大家就想聽不同渠道來的不同的聲音。」
魏京生還提到：「各界都有很多人偷聽敵台。我就發現，有點兒知識，對現實有懷疑的人，很多人就想多聽一些信息了，不能滿足於《人民日報》那點兒東西。這個時候，偷聽敵台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信息來源。」
沒有人知道在那個顛倒黑白的歲月中，有多少人在暗夜中，偷偷地收聽來自外界的消息，有多少人由此有了不一樣的想法。中共黨史學者楊奎松曾說：「逐漸地，收不收聽美國之音成了愛不愛國的重大政治問題，甚至成了革命與反革命的一道分水嶺了。」
可嘆的是，收聽「敵台」並沒有隨着文革的結束而落幕，甚至一些中共高官也在困境中藉由「敵台」來了解信息。如1989年因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而被免官、軟禁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就幾乎每天收聽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其女兒王雁南回憶說：「有一個了解中國情況的一些特別的節目。我總是記得父親到了什麼點，某一個時間的時候，就彎著腰聽着那個小小的收音機，差不多是貼到耳朵上。實際上，父親是想通過這樣聽收音機，聽外電的一些報導來了解世界的情況和了解中國發生的情況。」
此外，中共前總理李鵬、原北京是市長陳希同也曾是美國之音的聽眾。魏京生對此解釋說：「知道一些高層領導，特別是一些不是很得意的一些高層，最高層，甚至政治局常委什麼的，他們得到的，就是共產黨給他們的信息也是不完全是真的，所以他們也聽，兼聽則明嘛。他們聽是公開的聽，甚至秘書、警衛員給調好了聽，到了時間提醒首長美國之音要廣播了，等等。」
毫無疑問，收聽「敵台」，不管是什麼人，都傳遞了對現實、對官方宣傳的不信任。而「敵台」的存在，讓很多中國人在黑暗的歲月中，找到了真相，並因此而學會獨立思考，走向覺醒，亦如今天很多被欺騙的中國人通過「翻牆」尋找到真相後一般，選擇了拋棄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