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時候，我的一位台灣朋友在上海一所大學做客座講座。第一次演講前一天，他在教室里試用設備，一個響亮的聲音憑空冒出來，責備他在測試之後還讓機器開着。
他掃視房間。那裏沒有人。然後，他在牆上看到了監控攝像頭和揚聲器，這是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提醒——他將在學校當局監視的目光下教學。
這位教授的經歷讓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變化中的學術環境，當局將毛澤東時代的人工間諜活動與新的監控技術相結合，找出那些有大膽言論的教授和沒能遵循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學生。
由於中國的經濟困境有可能破壞習近平主席的權威，政府加強了對校園的政治控制。用習近平的話來說，大學應該成為黨的「堅強陣地」。
在過去的十年中，許多西方教育家和研究人員將中國視為一個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北京在其精英教育機構中投入了大量資金，使它們得以在城市黃金地段翻新或擴建校園，建造高聳的新教室和實驗室建築，以及鬱鬱蔥蔥的花園。中國研究人員得到的錢大幅增加。
北京的大手筆投入促使許多西方私立大學——如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和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在那裏開辦機構。
在這個迷人的外表背後，隱藏着越來越精細的監控網絡和壓抑的政治氣氛。許多新教室配備了閉路攝像頭，通過它們來監督學生和教授，確保西方的價值觀或對中國政府的批評不會滲透到教室。去年以來，大多數一流大學都設立了專門的部門來監督教職員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另一位朋友——中國東南部省份浙江省的一位教授——告訴我，在那裏，導師需要填寫表格，宣誓他們服從黨的統治。大學還指派學生監視教師和其他學生，報告任何違反黨的立場的陳述，並向這些學生支付報酬。那些被發現違反「道德」準則的人可能面臨降級或徹底解僱。
對於那位台灣教授來說，在講座之前發現隱藏的攝像頭使他能夠謹慎行事，並使他免於近幾年來中國教授遇到的麻煩。
只舉出最近的幾個例子：8月份，中共警方闖入中國東部山東省的退休教授孫文廣的家中，當時他正在接受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電話採訪，批評中國的海外支出。警察突然將他從電話邊拉開並帶走。然後孫文廣就消失了。7月，據報道，在東南部城市廈門，一位資深的國際貿易和經濟學教授因其課堂上的陳述遭到大學解僱，大學官員模糊地稱這些陳述「激進」。
當前的政治環境讓我想起我在毛澤東時代求學的日子——當時我們被鼓勵舉報自己的老師和同學，令人們因所謂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遭受嚴酷的譴責和肉體攻擊。如今，如果教師偏離官方道路，政府就會剝奪他們的生計，使他們無法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
自習近平於2012年上台以來，政府幾乎抹殺了大學校園內的任何異議或獨立思考。教師生活在恐懼之中，大多數人選擇保持服從，採取自我審查來換取工作保障和人身安全。研究人員現在找到了荒謬的方式，將自己的項目與習近平執政理念聯繫起來的，以保護自己不受削減資金的影響。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學生湧向西方大學，這說明人們對中國教育體系缺乏信心。
高等教育有助於建立中國的全球地位，大量的大學畢業生將為中國持續的經濟繁榮做出貢獻。但是，加強對學術界的意識形態控制將扼殺創造力和批判性思維。
路透社2017年全球最具創新性大學的年度排名顯示，中國處於落後地位。沒有一所中國大學進入前50名。
中國對創造力的壓制助長了抄襲，這種抄襲在中國校園中極為猖獗。此外，在中國政府的鼓勵下，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將竊取西方知識產權作為中國崛起的捷徑。
當西方領導人在貿易談判中就知識產權侵犯問題與中國對峙時，務必要將學術自由作為貿易的強制條件，以此向中共領導人施壓。一點外部壓力是改變的唯一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