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鄧小平同志決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在那時，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沒有意識到這項歷史性決策的非凡意義，甚至到了今天，還有人懷念「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平均主義貧困和那時享有的精神特權，但是中國已經向前邁了不可逆轉的一大步。
在30年時間之內，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200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4.95萬億元人民幣，平均增長高達9.75%，經濟總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國際貿易量超過2.1萬億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幣上升到2007年的1.8萬多元，約合2500美元，農村貧困人口由2.5億減少到約1479萬人，人均預期壽命從上世紀50年代的40多歲提高到今天的72歲，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位次也從第十位一路躍升到第四位。
奇蹟不僅發生在北京、上海，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樣的增長奇蹟在全國很多地區都先後出現，即便在甘肅的定西地區，這個被聯合國有關專家定義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貧困地方，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其經濟總量在過去30年增長了10倍，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8.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約6.8倍。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衡量，都可以說，中國創造了人類社會大國經濟增長的奇蹟。
總結髮展現象的永恆主題是，為什麼有些國家和地區由窮變富，以及如何實現由窮變富，怎樣防止富國由盛到衰。發展似乎是有規律的歷史現象，但發展的原因有時讓人困惑，發展的結果往往出乎意料。
從中國變化的實際出發，我們看到，準備轉軌的巨大經濟體在最初經歷了危機和重創，受重大歷史事件影響，對傳統思想觀念批判和要求變化的強烈社會共識逐步形成，這使得發動改革的新思想獲得了光電一般的傳播速度。偉大的歷史人物出現，正確的重大決策使得思想解凍轉化為發展的實踐。
在正確的戰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類激勵因素不斷積累，相互激發，鑄就着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持續和超常規的增長現象成為標誌性的特徵。
中國經濟發展取得成績的原因眾說紛紜，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釋。從大的方面來說，關鍵是走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
在解釋成績的原因時，我認為有幾點是非常重要的：
1、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訓基礎上形成的發展共識
歷史反覆證明，重大的危機推動形成新的社會共識，好的社會共識是歷史進步的強大推動力量。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動亂」，那時中國經濟已經走到崩潰邊緣。
如果沒有經歷「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沒有對「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國人認識到了階級鬥爭為綱理論的錯誤和荒謬，認識到了閉關鎖國的嚴重惡果和悲劇結局，也認識到了作為一個人所經歷的可怕危機和噩夢。
擺脫貧困和結束動亂，是全民族的強烈願望，推動改革和開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強烈期盼。
這就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社會共識。鄧小平同志的正確決策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強烈要求。
需要看到，經歷「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難和深刻思考，為改革開放準備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價值認同，也準備了充足的人力資本資源。
全民族對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創新與激勵、權威與民主、中國與世界等問題的理性認識，則是歷史給予中國極其寶貴的國家財富。
和歷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國家一樣，中國經歷了危機催生復興的歷史過程。
比俄羅斯幸運的是，中共領導人在關鍵的時刻選准了經濟起飛的戰略方向。
2、堅定不移地對外開放，加入全球產業分工和市場體系
中國改革之初，恰是國別經濟走向全球經濟的轉折時期。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已經無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負擔，大量產業需要轉移，世界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中國。中國已經具備良好的基礎和諸多條件。只要堅決開放，就可以納入國際分工體系，關鍵在於決策。這就是當時世界的長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堅定地放棄了閉關鎖國路線，幸運地抓住全球化加快發展的歷史機會，毫不猶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過程是漸進和務實的。
從開放思想和理論的傳播、新產品的引進、對外貿易的擴大和利用外資的拓展，然後到全面對外開放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開放使中國及時利用了人類社會發展經濟最好的實踐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國加入全球化的分工體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為重要的是，對外開放對舊的計劃體制起到衝擊、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
在這一進程中，歷代領導人的正確決策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以往開放的歷史記憶、海外華人、國際研究機構和企業家的智慧、一批學者的探索功不可沒，沿海地區一批富有冒險精神和勇於實踐的政府官員與企業家則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建國後打下的基礎和巨大的勞動力供給則起到支撐作用。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中國發展的重要結論。
3、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
承認和保護個人和企業的經濟利益追求，重視發揮市場競爭的作用，重視保護產權，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和政府的導向作用，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主要實踐。
中國堅持自己的特色，沒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視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但也認識到市場機制發育的長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
如果從大的方面回顧，改革最為核心的變化是承認各類產權主體的物質利益追求和保護合法的經濟利益。
這是從上世紀80年代安徽和四川農村改革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從農村改革進入國有企業的改革，直到處理中央和地方關係的稅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體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處，都在這一最基本的問題上堅持了市場制度的信條。
以漸進的方法引入競爭機制，並且逐步健全適合國情的產權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國的獨特之處。在學院經濟學家圍繞產權和競爭激烈爭論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區域之間，中國找到了現實存在的灰色區間，在市場化這一根本問題上走出了迂迴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國在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上非常務實，因為兩者最終都是為發展服務的。
在發展的初期，市場體系並不存在，企業家階層也軟弱無力，政府在培育市場和促進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的關係逐步發生變化，企業家階層開始成長並且發揮重要作用。這是具有制高點意義的問題，各個高增長的地區都有一個善於引導的政府，雖然發揮作用的方式很難用同一個公式表述。
改革後的稅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競爭關係，明智的地方政府為了實現增長，更加重視發揮企業家的作用，這是詮釋中國出現高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今後的挑戰可能恰恰來源於這個環節。
4、保持政治的穩定性，發揮制度優勢
政治和經濟從來沒法分開，經濟學從來都是政治經濟學。從改革後歷代中共領導人都把政治穩定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中國的經濟基礎不可能承受脫離實際的政治風波，中國歷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條件決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徑。正確的道路是逐步發展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體制，加快實現依法治國。
政府重視發揮國家發展戰略的導向作用和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重視發揮中國政治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當然這裏肯定的是在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為。
各級政府認識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經證明失敗的路線沒有必要再重新論證，重要的是務實地、符合規律地推動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來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來和享有全面發展的權利。
當然，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之後，轉變政府職能、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擴大民主的要求會日益加強，這是未來發展的嶄新課題。
5、充分利用了國家具備的各種比較優勢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點。」在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基本問題是，在全球市場分工體系中找到和發揮比較優勢。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的後發比較優勢明顯存在，主要包括：工業化加速產生的巨大市場規模優勢、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二元結構落差優勢、高儲蓄率、國際資本流動等。這些和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相結合，成為巨大的增長動能。
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從地理位置優勢、勞動力素質到產業佈局優勢和成本優勢。比較優勢從來都是一個動態現象，發展初期的不利條件隨着發展階段的變化會逐步變成新的比較優勢，這是快速發展大國中比較普遍的區域發展現象。
如果相對落後地區找到了適合發揮自己比較優勢的商業模式和具備融入市場體系能力的話，這些地區就開始進入經濟快速增長的軌道。
深入分析就會發現，中國每個成功的省，甚至各個成功的地區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其獨特之處在於激勵經濟發展的不同變量作出了極不相同的貢獻，但在本質上又有相似之處。
6、文化底蘊發揮着逐步加大的支撐作用
經濟增長表面的決定因素是資本、勞動力、技術和地理優勢，但是最終起作用的是文化和習慣的遺傳。
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在改革開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漸進的傳統和中庸文化特點摸索改革路徑。
「和為貴」的思想和包容多樣的風格自然地和各類經濟因素結合起來，隨着經濟發展而產生不斷擴大的作用，成為看不見的又時時可以感覺到的國家軟實力。
在中國不同地區成功的背後，通常的解釋變量離不開資本形成、產權保護、企業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術創新或生產組織創新、重大的外部機會等經典因素，但如果追根問底，為什麼在這裏而不是在那裏發生了如此這般的變化時，解釋變量往往要回到歷史文化因素中去尋覓。上海、廣東和山東發展模式明顯不同，這是地理文化和歷史淵源的區別。
一些西方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時指出的歷史沉重記憶和文化沉澱，在發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當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和發展理念發生根本變化後，傳統的中華文化與全球化的新趨勢結合，則轉化成為巨大的發展動力，現在的確需要對中國優秀文化的認祖歸宗。
總的來看，中國出現的增長奇蹟是適應外部環境變化、凝聚社會共識、調整激勵結構、發揮生產要素價格相對比較優勢和文化潛在力量的結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