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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仲維光:1975年我就預言鄧小平會開槍鎮壓人民

——一衰煙雨任平生——談思想極端

一九七五年,友人都在支持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抵制,和我聊,我對他們說,白貓、黑貓,對共產黨來說我們都是耗子,左傾、右傾,共產黨不過是老地主、新地主,我們永遠是貧僱農。用不着我們來支持鄧小平!誰能夠添亂,我們就支持誰,而且希望越亂越好。朋友們覺得我不可理喻。我告訴他們,按照鄧小平的思想傾向及性格,從他對匈牙利事件和反右的態度看,以後敢於和能夠下令開槍公開鎮壓民眾的,在中共黨內鄧小平是第一人。

本文作者仲維光先生

1.

友人對我說,大陸知識界的一些人說你的思想極端;近日則又聽到,有人稱我對於極權主義思想、黨文化的拒斥是文革式的思想方法,我聽了一笑——這樣的話,五十年來我聽的多了。

在我走向這條路的六十年代末期,六九年底開始,我就被我的同輩認為觀點極端,因為你居然敢於否定馬克思主義。而就在六九底徹底反叛且開始覺悟的時候,我對自己說,今生不說一句共產黨好話,此後無論公開還是私下我都遵循了這個誓言,為此,從那時起也就被貼上了思想極端的標籤。這個標籤可說是跟隨了我五十年了。

在文革所謂“結束”後,對於那個時侯——八十年代,跟隨共產黨改革、對共產黨再次滿懷希望,繼續反對傳統,進行文化方面革命的北京的所謂青年才俊,對於試圖給共產黨啟蒙的黨的知識精英,我斷然表示拒斥及不屑,堅決拒絕使用黨文化的語言及思想方法,為此,那些對自己的過去從未有過反省及厭惡的人,就指責我是文革式的思想方法。這樣的指責,跟隨我也可說已經三十多年了。

想要用這樣的箭射中我的人不知道,由於反叛,我已經把這種指責看作是對我的肯定。因為當我還在他們的船上,和他們一起討論這艘船遇到了什麼問題的時候,也就是跟着黨搞“文化”革命時,他們從來沒有這樣指責過我,而當我跳了船,告訴他們這是一條賊船,他們必須都下船才能重生的時候,就開始遇到這種敵視。

我清楚地記得,一九七五年,友人都在支持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抵制,和我聊,我對他們說,白貓、黑貓,對共產黨來說我們都是耗子,左傾、右傾,共產黨不過是老地主、新地主,我們永遠是貧僱農。用不着我們來支持鄧小平!誰能夠添亂,我們就支持誰,而且希望越亂越好。朋友們覺得我不可理喻。我告訴他們,按照鄧小平的思想傾向及性格,從他對匈牙利事件和反右的態度看,以後敢於和能夠下令開槍公開鎮壓民眾的,在中共黨內鄧小平是第一人。對此,我的朋友們更是覺得匪夷所思。十幾年後,不幸被我言中。

我也記得,一九九〇年初,我太太和我訪台歸來,在德國對一些因為反對八九大屠殺而開始反對共產黨的大陸學生講演、談感想。不料,我對共產黨政權及其文化,以及對八十年代以來所謂改革的徹底否定刺激了他們。他們在發言提問中直接憤怒地聲討我說:你這是對十億中國人民的污衊。

一九九六年,一位因為八九年大屠殺而從駐德使館中叛變留在德國生活的所謂知識人更在研討會上,對我對於追隨共產黨的知識界及黨文化的否定,竟然到了無法忍耐而失態的地步。他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指着我咬牙切齒地說,你這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污衊。

2.

從有機會公開發表文章的時候起,就有人說我的這種拒斥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以及他們所貫徹的文化及其知識精英的文章是大批判、大字報。文字和思想上的分歧導致他們對我憤怒攻擊,乃至圍攻或封鎖,一直持續到今天。我甚至不止一次地讓他們憤怒到失態。

二〇〇三年我到澳洲悉尼參加有關李慎之的研討會,面對的雖然是些在政治上和共產黨權力集團有些異議的知識人,但是他們在文化思想上的大小血管,都依然連接着黨文化的大腦及心臟。所以那個會議幾乎成了所有與會者對我個人的圍攻。那次的圍攻雖然因為禮貌而沒有發展到直接對我的人身抨擊,但是這個壓抑卻導致一位來自北京的女士失態,她竟然激動地站起來開始無的放矢的放聲地自衛。因為已經是兩個世界的人,他們當然不會知道,所有那些充滿黨文化的不着調的言論及文字,於我其實都如耳旁風。這當然也包括後來陳子明批判我的幾萬字的長文。他們不知我早就養成了習慣,凡是“Made in China”的貨品,即凡是討論問題的方法、思想、理論及其使用的語言沒有脫離黨文化,也就是還沒有進入討論領域的產品,對我都是耳旁風。因為“意識形態”和“思想”及“學術討論”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

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是不會和意識形態分子,把意識形態問題當作學問和學術問題來進行討論、辨析的。因為那是自己貶低自己,作踐自己。

拒斥共產黨、拒斥馬克思主義的遭遇,一路走來一路陪伴着我。由於我的思想和看法都是有根據及依據的,甚至基本上都可說都是前人學者的觀點,儘管很多是我憑着感覺摸索到,是後來找到了西方前人或同仁的研究的。如我對於認識論問題、整體論問題和專制思想的關係的批判及強調,那其實是科學哲學家波普早就提出過的,再如我對共產黨及其文化的看法,奧威爾、布拉赫等人也早就有過非常清晰的描述及論述,所以所有那些攻擊我的箭都根本射不到我的痛處,它們在我身旁紛飛只能讓我感到可笑。大約正為此,反叛後,八十年代,三十齣頭的我,就非常喜愛蘇東坡的詞,“定風波”了: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一衰煙雨任平生。”

這當然意味着我對於說我極端的人的藐視。因為我總是覺得,我看到的那些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問題是十分簡單基本的事實,是一二三的道理。這麼簡單的道理,如果別人說了,還不能夠引起思索及接受,還要說揭示的人思想極端,那麼,我的確認為,那些如此攻擊我的人,以及聽他們如是說卻不覺得奇怪的人,其大腦實在是堪稱為腦洞了。因為面對如此簡單的道理和事實,面對血淋淋殘酷事實,他們不僅依然對共產黨的極權專制抱有幻想、不斷然拒絕,而且竟然與此相反,對於我這種從“價值”到“方法”明確地拒絕共產黨及其文化的人,不斷告誡過他們的人不假思索地拒絕、排斥,甚至不遺餘力地打棍子。在這種意義上,他們對我的排斥、聲討,以及所使用的從來沒有改變過的語言及概念,其實才不折不扣地是過去的大批判的繼續!

3.

究竟是我極端,無由而且杜撰了對馬克思、共產黨及其黨文化的拒斥,杜撰了對極權主義問題的批評性的解析,還是那些給我貼上“極端”標籤的人腦子出了問題?在這個已經可以看到一些讀物的時代,我要說,凡是這樣說的人其實這首先就說明了他們自己的腦子及思想嗅覺都出了問題。他們竟然沒有感到《一九八四》中的那個真理部的現實存在,當然也就更不可能對真理部貫徹的那套思想方法及語言有任何認識了。而如果他們至今為止,依然沒有感到這些問題的存在,那麼就甚至可以說它們已經失去了感覺到黨文化有問題的能力。入鮑魚之肆久聞不知其臭,誰要是說臭,誰就是極端。這不就是皇帝的新衣的現實翻版嗎:凡是說皇帝沒有穿衣服,說實話的人都是極端,徹底的否定謊言的做法是大批判。

實際上,過去我的工作大約都是在說清這個問題,說的更直接一些,不過是具體解釋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描述:何為意識形態,何為共產黨的新話、新思維,何為極權主義文化,何為黨派文化,學術研究、知識探究又究竟是什麼。而這個工作不過是正視聽,正人們的嗅覺而已。

極權主義需要,也必須徹底否定及拒絕,因為極權主義它存在的價值基礎和社會結構是建立在反人權、全面專制的基礎上。極權主義的反人權的本質就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反人類罪,即無論過去的階級鬥爭還是如今的一黨專制,其本質都是為了政權而對其它不認同它的族群的排斥和滅絕。

事實上還不僅如此,這個基礎造成了它的另一個獨有的特點,共產黨及其制度自身絕對不可能演化為民主社會、一般社會。這不僅是理論結論,而且至今為止有着百分之百的經驗事實。說我極端的人,不僅要在方法論認識論上說出極權主義的以論帶史的觀念論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它可以並且能夠和一般的對於知識的探討共存的道理,而且要具體列舉出極權主義可以不經拒絕,自己演變的可能性,並且還要回答,為什麼在過去發生的經驗歷史事實上從來也沒有發生過和平演變走向民主這樣的事情。

我當然希望能夠有對我的上述論斷證偽的,因為如此人類就會減少災難及動蕩的危險。但是可惜的是,這樣的證偽雖然有過一次,可它卻不能夠推翻我的論斷,相反它更進一步說明只有革命一條路。演變不過是在強大的壓力下,可以採取和平革命的方式,而非暴力革命。它迴避的是暴力,而不是革命。一九八九柏林牆倒塌的經驗事實證明的是一定要經過革命,只可能是革命的形式不同。與此對照,八九年後,將近三十年的中國社會的歷史再次重複性地證明,極權主義的共產黨萬變不離其宗,一黨專制越演越烈。

所以對於說我極端的人,我要再次強調法國自由主義大師阿隆說的話:

“某些人說我一貫反對共產黨,我問心無愧地堅持這一立場。因為我認為,共產黨令人憎惡的程度絕不亞於納粹。”

“我認為,現代社會中最令人害怕的就是一黨專制體制,也就是極權主義。”

所以不是我極端,我在搞文化大革命,而是你們對極權主義的共產黨還有感情、還抱有希望,還和他們有血肉聯繫,不願意否定自己並且徹底切斷它。當今之世,我可以對你說的是:如果你們不能夠忍痛徹底切斷你們對那個社會的感情和希望,它孕育並且迎來的一定是再次的八九六四,再次的一九九九,我們的父兄再次付出慘痛的犧牲!

2018.3.5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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