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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范之爭延伸到劉源和老兵?「悶聲大發財」時代結束

這種境況不獨劉源獨有,被認為代表「殘存話語權」的崔永元和整個軍隊大院子弟群體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相同不滿,而且更重要的,他們得到了正在全國範圍如火如荼展開的復轉退軍人抗議運動的呼應。似乎,崔永元等大院子弟在社交媒體,復轉退軍人在街頭,兩支相互同情的軍隊關聯力量正在匯合而成一支全新的政治力量和社會運動,而其組織性、社會資源和話語能力都是此前任何運動都難以匹敵的,也具有空前的體制契合能力。

因為“演藝界特別巡視員”名聲的鵲起,崔永元對范案關聯人的揭發似有愈挖愈深之勢,而崔、范兩人背後的兩種力量也漸漸浮出水面。在貿易戰背景下圍繞中國模式的爭論正酣,崔、范之爭竟然不經意間為這一爭論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旁證,也折射出當下中國的權力鬥爭格局。

譬如,當崔永元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而范案背後力量的關鍵人物指向了上海,一位長寧區高級公安的兒子,公眾才恍然大悟:以范冰冰出演的《大轟炸》為代表,投入演藝界的資本和權力組合不僅包括了人們熟知的上市公司、互聯網金融等等,更關鍵的關係人則是來自地方執法力量。正是他們,公檢法部門的要職人物,作為地方政治網絡的核心,也插手或者隱身在演藝界利益綜合體中,扮演着“悶聲大發財”的角色。

淪為奴隸與玩物的明星們

只是,隨着崔的揭發,這一江時代“悶聲大發財”的政治經濟模式才似乎開始真正曝光於天下。其中,范冰冰等等明星,猶如《玩偶之家》里的娜拉,雖然生活精緻也是階級婚姻必不可少的點綴——以女主人姿態維持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顯示,卻是財產婚姻的奴隸難以擺脫,她們則是中國整個權貴階級的玩物,一方面以蒼白的演技掩蓋着身後如冰山一角的資本——權力結構,另一方面則以“網紅臉”和緋聞故事教導、塑造着社會風氣,引誘剛剛踏入社會的年輕女孩像妓女一般向權力和資本獻媚。這也是“悶聲大發財”通過娛樂業所散播的意識形態邏輯,范冰冰則是其中偶像化的符號。

當然,中國電影業為之洗錢的行業性功能或許更多地只是服務於地方權貴,畢竟他們更青睞也更容易利用電影業或演藝界的分散性結構,亦同21世紀初期眾多煤老闆之熱衷投資電影、娶電影明星,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悶聲大發財”時代組成了一個從鄉村到省市再匯聚政治局層級的權力——資本庇護關係網。然後,在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薄熙來集團倒掉之後,在安邦、海航、政泉控股等一系列太君級資本大鱷解體之後,這些江時代的地方權力——資本利益集團終於因為今年春季開始的“掃黑除惡”運動而上升為公眾更喜聞樂見的打擊對象。

崔永元代表的新興力量

也因此,在范冰冰這個集“悶聲大發財”之權力——資本和意識形態雙重符號的“網紅臉”上,特別是范冰冰釋放後那張眼神惶恐無助的素顏照流傳在中國社交媒體後,公眾也才可能意識到崔永元所倚的力量所在,遠非“殘存的話語權”這麼簡單,而是另一支新興力量——一個以廣泛的大院子弟為代表的群體,出現在傳統的紅色精英群體和地方官僚與權貴之間,開始改變以往的政治沉默而積極介入社會公共議題。其中,崔永元代表的軍隊大院子弟居於核心,包括了崔健、王朔等等更早在1990年代市場經濟文化繁榮期間的代表性人物,也重合了蔡霞、高曉松等傳統被視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今重新以軍隊大院子弟表明其新的身份政治符號的人物。

他們以兼顧精英和平民的中間立場和橫跨所謂體制內外的身份,以包含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話語,利用他們豐富的社會資本,成功地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言論,既有對地方權貴——資本主義的批評、也有對平民階級的同情和對國軍老兵的民族主義關懷,幾乎以他們特有的軍隊出身連續着共和國的法統繼承,也區別於1990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主流,幾乎標誌着他們作為曾經“反叛”一代的回歸,酷似歐、美1968“造反一代”從1990年代向社會主流的回歸。在冷戰後剛剛開始的全球化時代,他們戒掉毒癮,去掉染髮和嬉皮士標記,重新穿上西裝,到律師樓上班,過着穩定的核心家庭生活,也選出克林頓、布萊爾、菲舍爾這樣的自由派明星政客,試圖開闢不同於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條道路”。

當然,迄今為止,外界還很難估計崔永元所代表的這一新力量到底有多大,也不清楚他們的政治立場與習近平代表的紅二代精英集團相比是否具有足夠的差異性,似乎現在就談論第三條道路尚為時過早。但是,在當下全球範圍的新認同政治時代,當習近平執政六年來分別以反腐運動和反顏色革命為名逐一摧毀或瓦解了舊的官僚——利益集團和自由主義公民社會(知識分子和NGO)之後,在認同政治的自然驅動下,文化上最早反叛、經濟上相對貧困、政治上一度邊緣化的軍隊大院子弟群體似乎正在重新集結,填補政治真空,並且以相當微妙的差異性拉開與習近平集團的距離。

例如,本來同屬紅二代集團的劉少奇之子劉源,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召開之際,公開出版了對父親的回憶錄《夢會萬里保黃衛華》,罕有地強調一向被認為“白區黨領袖”的劉少奇也是建軍元老,並且親自領導了導致朝鮮戰爭結束後也是斯大林死後中國政策的轉折——援越抗法戰爭,即1954年奠邊府戰役所標誌的中國東南亞政策轉型,直到1965年“9.30”印尼共倒台。

劉的這一動作和書中評論,普遍被北京的觀察家認為是對軍隊反腐做出關鍵貢獻的劉源在表達兔死狗烹之意,並向習近平的新毛主義表示不滿。這種境況不獨劉源獨有,被認為代表“殘存話語權”的崔永元和整個軍隊大院子弟群體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相同不滿,而且更重要的,他們得到了正在全國範圍如火如荼展開的復轉退軍人抗議運動的呼應。似乎,崔永元等大院子弟在社交媒體,復轉退軍人在街頭,兩支相互同情的軍隊關聯力量正在匯合而成一支全新的政治力量和社會運動,而其組織性、社會資源和話語能力都是此前任何運動都難以匹敵的,也具有空前的體制契合能力。能否形成真正的第三條道路,在習近平集團之外成為一支相對獨立的政治勢力,唯一不確定的,或者只是時間問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德國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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