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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和死亡的私人記錄

——楊澤泉著《回眸一笑》

一個經歷過刻骨銘心的磨難的倖存者,將黑暗時代的點點滴滴如實地記錄下來,在很多時候,尤其是那個黑暗時代並沒有完全成為過去時,這種私人記錄往往能洞穿官方遮蔽歷史、粉飾歷史的連篇假話,其價值遠遠高於那些冠冕堂皇的官方記錄和犬儒作家的虛構想像。

富有文學才華的楊澤泉先生已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1958年,在波及四川全省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還是一名高中生,厄運一夜之間降臨到他和許多同齡人的身上,他的父親吳天墀是一個人品高潔的歷史學家,曾經是青年黨的重要骨幹,1949年後飽受折磨,也許這樣的家庭出身就決定了他的命運,即便沒有那場已被民間命名為“五八劫”的劫難,即便他沒有在1961年鋃鐺入獄,在勞改營苦熬15年,他的遭遇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50年後,當他以倖存者的身份,將自己經歷的苦難一一記錄下來時,他沒有怨天尤人,沒有沉溺在自己的不幸之中,他以平實、生動而且豐滿的文字敘述那段苦難,卻沒有被苦難本身所吞噬,而是清醒地審視、反省造成苦難的根由,特別重要的是他對人性的真實見證,而不是一味地譴責壞人,不是以簡單的二元思維把人分成好人、壞人,他在黑暗時代看到了人性的複雜性,人性中的光亮和幽暗,他記憶中的犯人、看守都各有個性、各有品格,有血有肉,而不是臉譜化的。他把書名叫做《回眸一笑》,不是要解構苦難,把苦難化為歡笑,與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那種抽空真實苦難的態度截然不同,在這裡苦難就是苦難,苦難是沉重的,許多時候壓得人幾乎艱於呼吸,倖存者一方面並不因為自己的僥倖而迴避苦難,另一方面也決不陷於苦難之中不能自拔,而是以健康的心態回望苦難,直面苦難,更令人欣喜的他對於造成苦難的這個制度所達到的認識,這一點貫穿全書的始終,我相信,也正是這一點使他在見證苦難的同時超越了苦難,完成了對黑暗時代的有力證詞。

才華不凡的少年楊澤泉因為“五八劫”而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機會,打入社會底層,在鋪天蓋地的大饑荒面前,他因為偽造證明買點好吃的而被判刑10年,刑滿之後不讓回家,繼續留在勞改隊就業5年,從1961年到1976年,在長達15年的勞改生涯中,飢餓和死亡一直伴隨着他的生命,如影隨形。從某種意義上,他的回憶錄就是關於飢餓和死亡的見證,為了免於被餓死的命運,他曾冒險逃出勞改隊,逃跑的目的很簡單,當時他已得了浮腫病,看着隊里同伴的非正常死亡和不斷送醫院,他不能坐以待斃。

死亡的威脅一旦解除,他對於抓回勞改隊的結局並不畏懼。普天之下只有一個老闆,就是想出賣勞動力混個肚子也幾乎沒有可能。這一點,他在入獄之前,早就和同伴盧嘯風出三峽闖蕩大半個中國時見識過了,順着長江而下,武漢、九江、南京、上海,最後到西安,兩個有力氣的小夥子,想憑苦力吃飯都無門,只有失望地返回故鄉成都,那是1960年的秋冬之交,饑荒開始席捲中國,等待他倆的就是牢獄。在看守所,為了能儘可能平均分配每頓吃的,犯人們顯示出了驚人的智慧。在勞改隊,為了可以吃的“進口貨”,犯人有什麼都願意去換,乃至可以沒了褲子光屁股回來,在不可抗拒的飢餓面前,什麼羞恥之心都消失了。更不可思議的是,有人不僅吃青蛙、老鼠、蛇,而且連蚯蚓、蟋蟀、蝗蟲也敢吃,甚至是生吃,更不要說玉米、洋芋、花生的種子,哪怕是攪拌了糞便、桐油、有毒的六六粉,他們照樣有辦法吃下去。

對於寫這本書,作者說得很清楚,“人活一世總該做一兩樁有意義的事嘛。這些經歷不寫出來,不說對不起生我養我的社會,也對不住自己……”他不僅是為自己,為同樣的倖存者,也是為那些在黑暗時代丟了性命的人們,陳力、劉順森、張錫錕、孫小娃……在15年的勞改歲月里,他目睹過太多的死亡,也目睹了許多風骨凜然的反抗,人性中最壯美的一面,有多位右派、反革命在監獄中的表現真的是可歌可泣——

在成都看守所,他永遠忘不了孫百魯回蕩在夜空中的那一聲聲尖厲的喊叫。孫本來是出版社的編輯,從“右派”到“反革命”,即使經常被斗、反銬,仍堅持不認罪。

他永遠忘不了英俊彪悍的文廷才,在押解勞改農場前的那一聲吼叫:“我們不拿出點顏色給他們看,我們以後就會活不出來!”這個朝鮮戰場中過兩彈的連長,也是從“右派”到“反革命”,一身傲骨,什麼手銬、警繩都制服不了,把“反革命”當作榮譽稱號。

鄧曉竺本來是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學生,1957年成了“右派”,後因偷聽敵台判刑8年,他在代表共產黨專政機器的獄警面前毫不畏懼,有膽有識。

陳力曾是部隊的文化教員,共產黨員,聽說還做過將軍梁興初的私人英語老師,因為不滿在重慶教書的父親被劃為“右派”,而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只認道理,不服強權”,他常常公開頂撞掌握生殺大權的監獄長、看守,是全四川勞改隊中大名鼎鼎的“反改造分子”,也是犯人心目中敬仰的人物。

“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你抗拒改造只不過是以卵擊石。”面對看守的蔑視和斥責,15歲時在重慶“解放碑”撒傳單《告全市人民書》而入獄的劉順森作出了這樣的回答:“就算是以卵擊石,我起碼也可以弄你們一身蛋黃!”這樣的語言是應該進入史冊的。這位少年犯先是少管5年,刑滿又被告知繼續服刑15年,因為常有仗義之舉,在犯人中贏得了“劉俠兒”的稱號。

在他的記憶深處,這些鐵骨錚錚的漢子抹也抹不去。藉助這本回憶錄的面世,他們的形象將永留人間。一本出自普通人筆下的私人記錄具有如此強大的力量,這是任何不可一世的權勢者都無法想像的。

1970年7月23日,陳力和劉順森都以“思想反動”的罪名在四川鹽源縣城被槍斃,臨刑前他們被施行了張志新式的割喉術。這兩個人都是他熟悉的,1962年,陳力曾經以豆漿稀飯向他換尼採的書《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還欠着他兩瓢豆漿稀飯。劉俠兒如何與看守抗爭他親眼看到過,劉俠兒如何靦腆地朗讀自己寫的詩詞他也看到過。當他們的死訊傳來,他禁不住在被窩裡偷偷留下了眼淚。

陳力和劉俠兒之死,他雖然沒有親眼目睹,但就在兩天前,他在勞改隊親眼見到6個人以“反革命投敵叛國集團”而遭槍決,說6個人要去印度投奔達賴喇嘛。(此案和陳力、劉順森案都已平反,每人獲國家賠償5000元。)他們還列隊參觀了血泊中的屍體。當時腳鐐加身、命運未卜的他內心的痛苦和驚懼可想而知。因為有人檢舉在一次請罪學習結束時喊“毛主席萬歲”,他竟然自語“都餓得打‘偏偏’了,還要喊毛主席萬歲”,而被釘上腳鐐,命懸一線,也差一點以反革命被處決。

北大化學系的右派學生張錫錕,1965年因試圖逃離中國被判刑13年,曾向獄方直言:“從我當學生被劃成右派起,就知道你們共產黨一貫是騙人的,以後也一定會因此而倒台。”據說他還密謀逃跑而被舉報。臨刑時,被五花大綁的他立而不跪還踢傷了劊子手的下身,臨刑前他要求吃幾個自己種的蘋果。還有許多人的死亡,包括那個因受獄警羞辱欲拿炸藥報仇而炸死的孫小娃。

楊澤泉先生的《回眸一笑》再次以活的事實告訴世人,那個紅太陽光芒萬丈、照臨中國每個角落的時代,恰恰是最黑暗的時代,其中最為震撼人心的無疑就是死亡與飢餓的故事,大量的來自作者親身經歷的細節,那些與他的血肉、生命融化在一起的細節,是血淋淋的、赤裸裸的,超越了一切專業作家的文學創造,也是一切歷史學家翻閱擋案、爬梳史料所不能企及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是對黑暗時代的有力證詞,決不僅僅是甩在蔑視人權的專制政權之上的一身蛋黃。悲哀的是這個黑暗時代並沒有最後終結,因為直到今天我們還不能直面那個時代的飢餓和死亡,不能公開地在陽光下討論那個黑暗時代,在自己的土地上這本回憶錄只能以打印本的形式私下流傳。更何況,在我們眼下這個時代,從“黑磚窯”到“毒奶粉”層出不窮,那個造成了難以數計的飢餓和死亡的制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生活在今天的人們仍然需要為後人留下無愧於心的證詞。

2008年9月23日杭州

(楊澤泉著《回眸一笑——我在太陽不落年代裏的故事》,2008年打印本)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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