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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毛澤東真誠「感謝皇軍」

中共官方記載毛澤東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圖為九一八事變日軍進入瀋陽。(維基百科)

1924~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黨員從432名增擴至57,900餘。1937~1945年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從“七•七”前的3萬增擴至121萬1。中共才是依靠抗日養精蓄銳——“進城摘桃”。為此,1949年後毛澤東多次強調抗戰對中共的重要性。拙文撮掃這方面史料,集中呈供《議報》讀者。老規矩,簡述史實,詳列出處。

“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

1959年7月31日廬山,為打倒彭德懷,毛澤東指責彭1940年發動的“百團大戰”,乃是幫了國府的忙:

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2

1959年8月17日,毛澤東抱怨“日本投降早了”——

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3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說了一句大實話:

為了奪取全國政權,我們準備了好多年,整個抗戰就是準備。4

多次向日本人示謝

1960年6月21日,毛對日本文學代表團說:

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5

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對訪問中國大陸的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說:

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6

1964年7月9日,毛澤東對亞非澳等國訪問中國大陸代表團說:

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佔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7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對斯諾說:

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佔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8

1972年9月下旬,毛再次向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表示:“皇軍”幫助中國革命提早成功。余英時先生(1930~)認為毛感謝皇軍:“確是一句由衷之言。”余先生評共:“靠民族主義起家,趁民族危機奪權。”9

“統一戰線”的底牌

中共價值序列上,革命大於抗日高於民主。“統一戰線”乃是向國府要錢要糧,底牌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武裝,堅決走獨立自主的道路”(毛語);“抗日戰爭成為真正全國範圍內的大革命。”(胡喬木語)10

西安事變後,中共得到國府資助。1937年2月6日,范長江與博古、羅瑞卿同車自西安往膚施(延安),車上“最重要的是從紫金山那裡運來的幾十萬法幣”11。舒湮《邊區實錄》記載1937年初:“自從統一戰線完成後,中央對第八路軍有餉額補助每月五十萬元。”12

中共也承認:八路軍每月得到國府50萬元軍餉及衣物藥品等軍需補充13。1938年3月24日,毛對記者說:國府每月撥給八路軍幾(五)十萬元經費。14

1940年6月初,朱德向陳嘉庚介紹:國民政府承認中共軍隊三萬人編製,每月撥餉68萬元,步槍子彈800萬粒,中共則實行三民主義。15

1937年12月3日,八路軍蘭州辦事處主任謝覺哉(1884~1971)日記:“中央(按:國府)發給八路軍餉械比其它部隊為優先,所以未能全部解決,大概中央亦很困難之故。”161937年10月21日,葉挺首次領取新四軍開辦費5萬元;此後每月至少6.5萬。17

1938年4月,國府賑濟委員曹仲植攜賑款十萬赴延,發現延安報刊刻意強調兩黨磨擦:“《新中華報》每五天才出一張,每一張還要把磨擦的問題寫得這樣多,連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衝突都寫上了。”181944年12月5日,貴州獨山失守,重慶震動,8日國軍收復獨山,“新華日報拒不登載,引起讀者重大反感。”19

英美史家認為:

如果沒有日本人的入侵,他們(按:中共)在華北邊區貧困的根據地里可能會被餓死。總之,日本人提供了導致國民黨衰落和中共倖存、壯大和勝利的主要形勢。20

9/30/2018 Princeton

注釋:

[1]〈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屆代表大會、中央全會和中央委員、中央領導機構情況的資料〉,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82年,頁167、170、185。

[2]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北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223。

[3]1959年8月17日毛澤東談話。北大1968年編印:《毛澤東文選》。轉引自丁抒:《人禍》,90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頁203。

清華大學:《學習資料(1957~1961)》,頁260。

[4]龔育之:〈聽毛澤東談哲學〉,原載《北京黨史》2003年第12期。參見《龔育之回憶:“閻王殿”舊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25。

[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份子出版社(北京)1994年,頁438。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45~246。

[7]《毛澤東外交文選》,頁534~535。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選編》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169。

[9]余英時:〈中共政權的歷史起源〉,載金鐘主編:《共產中國五十年》,開放出版社(香港)2006年,頁4。

[10]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北京)2008年,頁49。

[11]范長江:《塞上行》,新華出版社(北京)1980年,頁189。

[12]舒湮:《邊區實錄》,國際書店(上海)1941年4月,頁12。

[13]錢之光:〈我所了解的八路軍南京辦事處成立前後國共合作的有關情況〉,載《中共黨史資料》第16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5年,頁193。

[14]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5年,頁17、59。

[15]陳嘉庚:《南僑回憶錄》,嶽麓書社(長沙)1998年,頁180~181。

[16]《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上冊,頁190。

[17]《中共中央東南局》,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2006年,下卷,頁499、512。

[18]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86年,頁76。

[19]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中文圖書供應社(香港)1974~1975年,第三編·延安時期(下),頁673。

[20](英)麥克法誇爾、(美)費正清編:《劍橋中國人民共和國史》,謝亮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上卷,頁42。#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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