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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康生夫妻30年異常行為的背後 最深卧底?

康生與曹鐵歐夫妻兩人唱的是一個調,意思是說「謀害」蘇枚為的是「謀害」康生,並且把「有待於深挖的黑台後」都一一指明了。康生、曹軼歐把劉少奇、羅瑞卿、楊尚昆、李克農等都牽進去,是有一段歷史背景的。

1975年康生死前曾對人說過大體是這樣的一段話:1920……1921……1922……,沒有;1923,沒有;1924,沒有叛變;1925,沒有叛變;1926,我沒有叛變;1927,沒有……接著說,江青是叛徒,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康生吞吞吐吐,欲說又止,他心懷鬼胎,究竟想說些什麼呢?!本文作者凌雲曾長期隨康生工作。

1937年11月,康生從蘇聯回到延安後留影(圖源:浙江圖書館)

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認定,只是因為已經死亡,依照我國法律,決定對他不再追究刑事責任。整人,是康生的看家本領,直接、間接挨過他整,遭他陰謀誣陷,被打成特務、叛徒、內奸、托派而被捕坐牢,甚至喪失生命的,難以計數,他亦以此出了名。人們談到康生時,都想刨根究底弄個明白:他為什麼這樣壞?為什麼這樣狠毒?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延安時期,我曾在康生任部長的中央社會部工作了5年,接着又隨他領導的中央土改工作團一起到山東,其間約有大半年的時間擔任他的秘書。從1950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又長期遭康生和他老婆曹軼歐的誣陷與迫害。因為有這樣的經歷,所以有些同志希望我談談康生的情況。其實我也不清楚康生的底細,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也回答不了。前些年我有機會比較系統地了解到康生製造的“謀殺蘇枚”案的翔實情況,由此聯想起我親身經歷或間接聽聞的一些往事,回憶和思索,使我有話想說,不吐不快。

我以為,從1948年以後我所接觸的事實看,康生整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左”,搞什麼“逼供信”;也不能簡單地解釋成為了抓權,排斥異己,結黨營私。我認為康生的整人與他和曹軼歐這家“夫妻店”的利害緊密關聯。在他們倆看來,周圍的人都不可信,總有人想整他們,不是“壞人”,就是“特務”;而他們自己總像是在緊張地保護着什麼隱私,生怕被人發現或抓住他們見不得人的什麼秘密。而康生與曹軼歐製造的這起“謀殺蘇枚”案,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佐證。

蘇枚自殺,偏說他殺

蘇枚,原名曹文敏,是曹軼歐的親妹妹。1928年由康生介紹入黨。歷史上曾被捕,出獄後,康生給她恢復了黨籍。1950年春夏間,康生與曹軼歐在杭州療養,蘇枚同他們住在一起,有一天忽然跳了樓。康生硬說是保衛人員把她推下樓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康生還把“殘害蘇枚”作為當時擔任他秘書的沙韜的一條罪狀。蘇枚跳樓無恙,回到北京,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到中央政法幹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正當造反派組織到處“揪叛徒”的時候,蘇枚競服下大量安眠藥自殺了。時間是1967年4月6日。上午10時許,她的兒子回家,見房門緊鎖,呼叫沒有人應答,便從廚房破窗而入,發現蘇枚睡在床上,已深度昏迷,無法叫醒,當即報告校方,叫救護車送往北京醫院。經搶救無效,蘇枚於當日下午3時47分死於醫院急救室。

為了查明蘇枚死因,北京醫院進行了屍體解剖和藥物檢驗,於4月18日對蘇枚之死作出結論。結論報告說:“根據患者處於昏迷狀態,各種反應均消失,血壓下降,唇印紫紺及心電圖檢查有心肌缺氧等臨床現象,死亡後病理解剖在胃內發現有多量藥物存留,經過驗定該藥物為導眠能。小便檢驗導眠能為陽性。因此患者之死亡原因為安眠藥(導眠能)中毒”。另經解放軍總後勤部、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衛生部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等單位多次化驗、鑒定,結論是一致的:蘇枚是服安眠藥自殺身死。接着,公安部又組織公安部治安局、政法幹校和北京市公安局組成聯合調查組,進行屍體檢驗和現場勘查,未發現外人作案的任何痕迹,排除他殺的可能,認定蘇枚確屬自殺無疑。

但是,康生與曹軼歐堅決不接受蘇枚自殺身亡這個確鑿無疑的事實。他倆不等醫院的結論,也不等公安部門現場勘查的結果,當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醫院向政法幹校造反派的人講述起蘇枚的生平,說她在白區工作如何英勇,如何有貢獻,“是個好同志,不會自殺”。責令公安部成立“蘇枚被害案件調查組”,並要立即為蘇枚開追悼會。康生說:“你們不開追悼會,我們開家庭追悼會。”開追悼會時,康生、曹軼歐特意帶一個警衛班,威風凜凜,到場示威。

追悼會前,康生、曹軼歐多次接見政法幹校造反派組織的頭頭,還連續召見聯合調查組聽取彙報。在1967年5月12日的第五次彙報會上,康生講了很長一番話,他說:“蘇枚既然站在革命方面,保守勢力打擊她是必然的。”“她雖然受到打擊,不等於動搖革命信心”,強調:“要從一個具體問題看出階級鬥爭”。康生最害怕的是醫院檢查和現場勘查作出的科學結論。他擺出理論權威的樣子,假惺惺地說:“要通過這個案件學會用辯證的方法,不是主觀片面,而是實事求是,全面、客觀、辯證地看問題,做調查工作。”接着,話鋒一轉,說:“調查中涉及很多技術,凡是接觸到技術,就很容易形而上學,如法醫、化驗、偵查,越是技術專家,越容易形而上學、片面。”他對醫院和公安部門作出的科學結論,全都不予承認。

曹軼歐配合康生,隨心所欲,信口製造“謀殺”的論據,提出了一大堆“謀殺”的疑點。比如說:蘇枚屍體的葯斑是“外傷”;廚房窗子的小破洞是“人為的”;鋁壺底有兩個凸起,是“兇手”為嚇唬蘇枚敲打水壺形成的;奶鍋里殘渣發臭,有點水底,是“有人沖刷毀滅罪證”。最惡毒無恥的是說“蘇枚胃裡的安眠藥是醫生解剖時放進去的”等等。這些為了掩蓋真相而製造出來的奇談怪論,當然經不起核證,被調查組一一否定了。

曹軼歐還亂指亂咬“謀殺”嫌疑人。她說,政法幹校副校長石磊住在蘇枚樓下,蘇枚死的當天,她在蘇家就見到石家的人兩次上樓歸還借用的小磨,看水管漏水,這是打聽動靜。又說,幹校衛生科科長聞伯俊在北京醫院搶救蘇枚時“出來進去,一定是在策劃什麼”。公務員段學思“不能因為是貧農就排除他,他同石磊住在一起,要聯繫起來看”。先後被指名為“謀殺案”嫌疑人的共8位,強令調查組進行重點調查。

這個調查組還是實事求是的,根據事實依然確認蘇枚是自殺。對此,康生、曹軼歐極為不滿,一再指責“不突出政治”,“單純技術觀點”。調查組把蘇枚自殺的證據材料匯總寫成書面報告,送給當時公安部的負責人李震。李震不得不承認蘇枚是自殺,但也耍了個花招,要調查組“一次不要報這麼多材料,一件一件地慢慢報,時間長了,不了了之”。

直接操縱,濫捕無辜

真能不了了之嗎?1967年底風波再起。李震接到政法幹校某人的誣告,說王久成(政法幹校主任教員)私下到遼陽東北警察幹校調查蘇枚歷史上的被捕問題。曹軼歐得知後,神情激動,全身顫抖。第二天,康生與曹軼歐經由謝富治和李震下令捕人。被捕的有石磊、聞伯俊,罪名是“謀害蘇枚”。還以“進行黑調查”、“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逮捕了王久成。逮捕行動開始前,調查組一再向李震申辯:懷疑石磊與聞伯俊殺人沒有根據,王久成到遼陽搞“黑調查”沒有查對核實。這時,李震卻一改原來不了了之的態度,不顧調查組的申辯,強令執行,決定另行成立“幹校軍管組”和“石磊專案組”,對所謂嫌疑人嚴刑逼供。

康生、曹軼歐利用中央政法幹校歸屬公安部領導的特殊條件,借口“防止案情擴散”,把“石磊專案”交給當時由公安部負責的“中央專案三辦”代管,並指令政法幹校軍管組組長兼任“石磊專案組”組長,實際上是直接對康生、曹軼歐負責。康生、曹軼歐把此案定性為“反革命謀殺”,多次在家中召見專案組負責人,當面作指示,逼令抓“兇手”。案件進行情況,“作戰方案”,以及專案人員的變動,受審人員到醫院看病,都要向他們彙報,經他們批准。用“專案組”負責人的話說,“是在康老關懷下,由曹大姐直接抓的”。後來有人譏諷說,這是康生、曹軼歐的“家庭專案組”。“專案組”成立後,捕人越來越多。石磊的妻子是西城區月壇街道辦事處的幹部,專案組竟以“群眾專政”的名義,將其抓到政法幹校院內,單獨關押了6年。聞伯俊的妻子是個家庭婦女,也被不分青紅皂白逮捕入獄。1968年4月以後,又將政法幹校另一副校長張效良、衛生科醫生宋公田、公務員段學思等逮捕入獄。北京醫院的內科女醫生顧惜春,1967年4月6日碰巧在急診室值班,參加了對蘇枚的搶救工作。根據蘇枚的癥狀和解剖化驗的結果,她從醫生的職業道德出發,認定蘇枚是自殺身死,為此觸怒了康生、曹軼歐。1969年11月11日,以有“嚴重問題”為名,被捕入獄。

1968年1月,政法幹校實行軍管。在“專案組”迫害無辜的同時,按康生、曹軼歐的指示,政法幹校的“文化大革命”圍繞“謀殺蘇枚”案進行,開展“大揭發”,“查兇手”,“追後台”,大抓“石磊一小撮”。曹軼歐再三強調,“蘇枚被害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問題”,凡是對蘇枚提過意見或對“謀害”表示過懷疑的,都被誣為“反康生”,“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遭到批鬥和挨整。這起“謀殺”冤案,遭誣陷迫害的多達99人。其中捕押在監獄的9人,隔離關在政法幹校內的23人,逼死2人,逼瘋3人,整成終身殘廢的1人。

曹軼歐對“專案組”刑訊逼供、以假作真的卑鄙行徑極為讚賞,又寫信,又送“語錄”,一再表揚是“高舉”、“活學活用”。在康生、曹軼歐的鼓勵下,刑訊逼供愈演愈烈。他們要攻破石磊這個“堡壘”,但直到最後還是連一根稻草也沒有撈着。石磊是這一冤案的“首要分子”,被關押了7年,受盡了種種酷刑的迫害,身心遭到極大摧殘,九死一生,始終頂住了逼供,挺住了腰桿。

1969年11月17日,按照康生、曹軼歐的旨意,公安部領導小組謝富治、李震等製造了一份報送中央的假報告,以逼供出來的假口供為依據,加上拼湊捏造,硬把蘇枚自殺說成是“謀殺”,誣說是石磊、聞伯俊、宋公田“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地謀害的”。謝富治等同康生、曹軼歐一樣,最害怕他們所謂的“黑調查”,也就是害怕揭開蘇枚歷史上的謎團。說“黑調查”是對蘇枚“進一步進行政治陷害,惡毒地攻擊康老”,“其用心險惡,無以倫比!”總之,蘇枚的歷史是觸動不得的。在報告中還說:“他們的黑後台還有待於深挖”。看來是想把他們要整治的更大的人物羅織進來,這才是真正的用心險惡!

[page]但是,冤案畢竟是冤案,假口供不能當真。從1971年起案件實際上搞不下去了。康生、曹軼歐咬住“謀殺”不鬆口;對石磊等人則關而不放,折磨得渾身是病。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押的人才陸續放出來。石磊是1975年3月2日放回政法幹校的,但直到康生死後的1977年,“專案組”還在阻撓對此案作出平反結論。這年6月9日,“專案組”在寫給公安部負責人的信中說,蘇枚是怎麼死的,“這個結論不好作,也不能作”。“特別是結案過程中,康老曾指示,不要再為此案打擾曹大姐了。”“要給蘇枚之死做結論,必須通過她,這對她身心健康是很有害的”,云云。後來由於胡耀邦同志的果斷決定,公安部於1978年5月作出《關於因蘇枚自殺造成冤錯案件問題的複查報告》。石磊等同志的冤案才於1978年10月相繼得到平反。

冤案雖平,謎底未揭

這樁冤案的受害者是平反了,可是蘇枚為什麼要自殺,又恰恰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組織“揪叛徒”的時候決心一死呢?這個最重要的疑問並沒有得到解答。康生、曹軼歐又為什麼這樣性急,慌忙跳出來親自導演了這一出惡作劇,並顛倒黑白,用盡一切卑鄙手段,蓄意製造一起駭人聽聞的大冤案?

原在濟南市公安局工作已經退休的幾位老同志向我提供了有關蘇枚的一段歷史情況,使我想得很多,不妨寫下來供大家思考。

蘇枚(曹文敏)1928年由康生介紹入黨。1930年她和丈夫劉少甫被派到濟南,劉任中共地下黨山東省委秘書長兼團省委書記,蘇在省委機關工作。他們的家在濟南市內順街一個居民院內,是省委秘書處的機關。這時曹軼歐的前夫李應臣(曾是上海地下黨滬西區委書記,已叛變)也從上海來到濟南。一次,李應臣正巧看到出門倒水的蘇枚,當即密報給國民黨特務機關,經過盯梢監視和密查,並派特務仲文煥帶家屬住到蘇枚家隔壁嚴密監視,不久逮捕了蘇枚與劉少甫。接着,國民黨特務機關在濟南以至山東省內到處進行搜捕,中共山東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相繼被捕的有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劉謙初和黨的一大代表鄧恩銘、女革命家郭隆真等20多位中共黨員和中共的領導人。這些中共的重要人物,後來都被殺害,唯獨蘇枚一人出獄生還。蘇枚出獄後不久,由康生恢復了她的黨籍,分配了工作。

蘇枚的這段歷史,現在是沒有人再去徹底查究了。但是,康生和曹軼歐把蘇枚自殺硬栽成“謀殺”,用盡心機,製造冤案,殘害無辜,究意為的是什麼,是為死者蘇枚,還是為他們自己?

康生心懷鬼胎已久。讓我們聽聽曹軼歐和康生自己是怎麼說的。1967年6月29日,即蘇枚自殺身亡後2個月又20多天,曹軼歐在筆記中寫道:“許多問題前前後後聯繫起來看,枚被害不是孤立的”,“枚被害也不僅限於幹校一個單位,有遠因、近因”。“遠因:饒(漱石)、李(?)、楊(尚昆)、李(克農)”,“近因:(蘇枚)分配到幹校去是安子文、帥孟奇早已計劃好的……”安和帥,一個是中央組織部部長,一個是副部長。1968年7月,康生親筆將兩人列入“叛徒、特務”名單,進行誣陷迫害。

1967年7月15日,即蘇枚自殺身亡後3個月零9天,康生與李震等人談話,造謠劉少奇迫害他。又說:“蘇枚同志的事,同羅(瑞卿)、楊尚昆、李克農有關。(公安部)五〇年檔案中,有沒有羅(瑞卿)、李克農陷害我的文件,找可靠同志翻一翻。”

康生與曹鐵歐夫妻兩人唱的是一個調,意思是說“謀害”蘇枚為的是“謀害”康生,並且把“有待於深挖的黑台後”都一一指明了。

歷史謎團有待歷史解開

康生、曹軼歐把劉少奇、羅瑞卿、楊尚昆、李克農等都牽進去,是有一段歷史背景的。

1947年冬,康生率領土改工作團到達山東渤海區。先是參加該區的土改整黨會議,第二年春,工作團和區黨委的同志組合一起到陽信縣搞土改。負責人是區黨委的秘書長彭瑞林,曹軼歐和賈璉(高文華的夫人)與彭的夫人分在一個村工作。因為工作中有些不同意見,曹軼歐競借口彭的夫人歷史上參加過“三青團”,誣陷她是“國民黨分子”,“有政治問題”,“包庇村裡的壞人”,還無理指責賈璉一道反對她,“包庇壞人”,是“立場問題”,在村裡大鬧一場後,稱病回到區黨委住地。曹軼歐大鬧工作組的時候,康生和我正在西柏坡中央工委(以劉少奇同志為首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回到渤海,曹軼歐就向康生“告狀”。康生、曹軼歐要我轉告區黨委組織部部長張曄查究彭的夫人的“政治問題”。我不能魯莽行事,先向中央工作團的幾位同志了解情況,他們都不滿曹軼歐的所為。張琴秋大姐說曹“太過分了”。徐冰說“曹軼歐政治上太狹隘”,要我不必管曹這樁子事。我覺得曹軼歐確實沒理,也就沒有再理會她。高文華曾經擔任過白區地下黨北方局和省委的領導工作。四五月間,在他與賈璉要回中央前,特意向康生道歉,說賈璉對不起曹軼歐。康生沒有作什麼回應。至於我的不遵命,康生與曹軼歐當然很不滿意,可我沒有立刻意識到。20年後,我在北京秦城監獄受審時,審訊員說康生、曹軼歐“在渤海區黨委時就看出你不對頭了”,我才明白過來。

1949年,康生是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10月間他病休去青島。不久,他到北京治病路經濟南。我當時在濟南市公安局工作,特意去看望他。康生問我:“你對沙韜了解不了解?他在政治上怎麼樣?在社會部的表現怎樣?”沙韜是一年多前應康生的要求從中央社會部調來給他當秘書的。康生這一問來得很突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得很爽利:“沙歷史清楚,政治上很單純,整風審干中做有結論,工作表現也不錯。”康生面無表情地說:“那他為什麼拆看曹軼歐給我的信呢?”這一問,出乎我的意料,我說:“可能是誤拆吧。”他搖頭表示不以為然。我又補了一句:“剛做秘書工作,沒有經驗,年輕不懂事也是可能的。”康生很不滿意我的回答,默默地坐在那裡不吭氣,不再理我,我只好退了出來。後來我才知道,拆信這件事發生在沙韜初到康生那裡工作的時候,康生在益都閔家莊中共華東局,曹軼歐在沂水中共魯中南區黨委,秘書每天收到的信件不是一封兩封,又不認識曹軼歐的筆跡,完全是誤拆,而且及時向康生作了檢討,說清楚了的,按照常理,何疑之有!但是,康生與曹軼歐對此事刻骨銘心,認定是故意偷拆信件,一直不肯放過,並且愈來愈嚴重,誣陷沙韜是有人指使的“特務行為”,這是後話。

1950年春,康生在青島休養。曹軼歐時任山東分局組織部副部長,在濟南。一天夜裡,曹軼歐來到省公安廳副廳長季明的住處,胡說有人對她“搞陰謀”,她在山東分局“已被嚴密監視”。季明原是延安中央社會部的幹部,曹找季的本意是希望能夠得到季的支持,並為她做些什麼。季當然不能同意她的說法,一再解釋不會有人監視她,並把她送回山東分局的住處。第二天,季明向主持工作的分局副書記傅秋濤作了報告:傅與分局其他負責同志覺得事出意外,對曹軼歐無中生有,憑空提出“搞陰謀”、“監視”這樣嚴重的指責,極為惱火;但礙於康生的關係,處理上又覺得十分困難。分局的幾位負責同志出於好心,認為曹軼歐是心神過於緊張,是病態的反映,考慮送去青島又恐對康生養病不利,於是希望她去醫院或休養所養息一段時間,但遭到曹軼歐的拒絕。不得已,他們希望把她接到我家住幾天,緩和一下她的情緒。開始我並不願意攬這樁煩事,後來分局作出決定並取得曹軼歐本人的同意,我也就只好同意了。曹軼歐在我家住了三天,攪擾得我全家不安,傅秋濤等分局負責人才同意我的意見送她去青島。行前,傅秋濤還同她談話,說了不少寬解的話。就是這麼一回事,引來曹軼歐對我們夫婦的刻骨仇恨。她到北京後曾對羅瑞卿造謠說,在山東濟南的一個晚上,我們夫婦兩人把她推進一間黑屋子裡整她,企圖謀害她。羅瑞卿是在1978年把這些話告訴我的。他說從來沒有相信過曹軼歐這些鬼話。

1950年春夏間,華東局和黨中央電告康生,從健康考慮,勸他離開青島去杭州休養。康生猶豫再三,先是擬發了一個不同意去杭州的電報,交青島軍管會參謀長陳雷送機要譯發,接着又要陳追回,另發一個同意去杭州的複電。這是多年後陳雷告訴我的。康生與曹軼歐去了杭州,心裏是不滿意的。過了20年後,即1969年,康生在一個材料上批道:饒(漱石)、傅(秋濤)、向(明)都想趕我離開華東,就是指的這回事。傅、向當時都是山東分局副書記。

康生與曹軼歐在青島、杭州休養期間,一直誣指沙韜在監視他,說連他睡覺時“沙都坐在卧室門外監視着”。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康生常在被窩裡抽煙,一次叼着煙睡著了,被子被燒了個洞。為了確保首長的安全,沙韜總要等康生睡著了,檢查過煙火才去休息。認真負責的工作,競被誣為“特務監視”,可惡又可笑!是誰指使派遣沙的呢?康生最早指的是李克農,沙韜是從李任部長的中央社會部調去的。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後,康生又指向饒漱石,饒原是華東局書記。到了1969年,康生在一個材料上又批道“當時我已看出沙是饒(漱石)、傅(秋濤)等人監視我的小走狗,故要沙走”,並且把矛盾進一步指向劉少奇。

康生和曹軼歐在杭州時出了蘇枚跳樓事件,杭州住不下去了,1950年7月到了北京,康住進北京醫院療養。1952年初,我調到北京,在公安部工作,先是李克農對我說:“康生說沙韜有問題,沙有什麼問題!”李又說,已經作了安排,“以後不要再讓康生見到沙韜就是了”。公安部的一些同志告訴我:康生到北京,羅瑞卿作為公安部長對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負有保衛責任,所以去醫院看他,孰料事後康生說,羅瑞卿為什麼來看我?對羅抱着疑問和很深的戒備。不少原是延安中央社會部的同志都知道,康生見不得中央社會部的人,也聽不得提起中央社會部和公安部。我問過徐冰:“康生究竟怎麼了?”徐說:康生到北京,少奇同志見了他,說他神情恍恍惚惚,康生要求見毛主席。徐說:“康生是認為中央不信任他。”待到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時候,我才確知,早在1950年康生在杭州、上海時就曾反覆向饒漱石說過黨對他不信任的話,饒曾報告中央。

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處理了饒漱石的問題後,人們發現6年沒有工作、深居不出的康生,又在一些公眾場合露面了。這時,他想起我來了,誣說我有“政治問題”,要求中央審查我。由於羅瑞卿和當時在中央工作的一些領導同志的明智,不相信他的誣衊陷害之詞。“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殺氣騰騰,信口雌黃,任意誣陷迫害人,我當然在劫難逃了。他夥同謝富治,利用公安部的偵察、情報檔案,採取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等卑鄙手段,親筆寫下許多批語,誣我為“叛徒”、“特務”,捏造了一個所謂“彭真、羅瑞卿、徐子榮、凌雲內奸集團”。我為此坐了7年冤獄。

沙韜當然也在劫難逃。1967年6月,康生從中央調查部“造反聯絡站”給他的報告中,得知沙韜改名張韜,在甘肅省委組織部任副部長,並看到1954年少奇同志在一個報告上的批示,大為惱火,怒氣沖沖地批了一段話:“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來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劉少奇、楊尚昆包庇起來的”,“這是劉、楊、李(克農)包庇之力,他竟然作了副部長”。原來在1954年11月間,沙韜所在組織為了澄清康生對沙的誣陷,曾將有關情況寫了報告報送“李克農並尚昆同志”,後又轉給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作了批示說:“懷疑沙韜政治上有問題,曹軼歐和我談過,他們是病時談的,並且談到其他的人,但沒有談到饒漱石,我不相信曹軼歐所說的。經過調查,沙韜同志和他的夫人是沒有問題的。以上事實應同沙韜同志談清楚,使他們放心。至於沙韜的工作,也不必因此調動,但也不要為此故意去刺激康生。”這個批示大概就是一度傳說的:“少奇同志批示病人之言不可信。”康生怎肯就此甘休!1969年8月,先由曹軼歐寫報告給康生,要求組成“沙韜專案審查小組”,“徹底搞清這一陰謀案件”。然後再由康生批示:“同意這種處置”,並誣說這是“涉及劉少奇、饒漱石、羅瑞卿、楊尚昆、安子文等叛徒集團的反革命陰謀問題”。從此,從誤拆一封信起,沙韜受康生、曹軼歐誣陷長達29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關押近8年,受盡了折磨摧殘。

羅瑞卿於1978年5月給胡耀邦的信中說:“康也組織了一個所謂專案組整我,罪名兩條:(一)包庇凌雲,陷害他的貴夫人曹軼歐;(二)包庇沙韜陷害他,這不僅是無中生有,而且是比海外奇談還要高超得不知多少倍的怪論。這位沙韜同志,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見過他。”

從1948年至1975年近30年的時間,縱觀康生與曹軼歐的種種異常表現,應該有理由相信,他們的確是在保護、掩藏什麼隱私,怕被人發現或被人抓住。這裡,我再引用一段我參加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工作時記錄下來的材料:“1975年康生死前曾對人說過大體是這樣的一段話:1920……1921……1922……,沒有;1923,沒有;1924,沒有叛變;1925,沒有叛變;1926,我沒有叛變;1927,沒有……接著說,江青是叛徒,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康生吞吞吐吐,欲說又止,他心懷鬼胎,究竟想說些什麼呢?!康生到底是什麼人?現在還是個謎,但歷史總會進一步作出回答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百年潮》2012年第10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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