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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最後關頭 醫生的選擇…這篇文章可能會顛覆你的認知

死亡,是人類無法忽視和迴避的話題,悲傷、不幸與之相連,這多是生者掌握話語權。我們經常看到幸福指數的許多報告,但這些指數往往會忽略了“死亡質量”——也是幸福指數的核心指標。

2015年經濟學人智庫對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調查後,單獨發佈了《死亡質量指數》報告: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71。

關注患者活得好不好

“不要再開刀了,開一個,死一個。”

原上海瑞金醫院院長、中國抗癌協會常務理事兼胃癌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朱正綱,2015年起,開始四處去“攔刀”。

他在不同學術場合央求醫生們說,“不要輕易給晚期胃癌患者開刀。”

現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醫院,首選就是開刀,然後再進行化療放療。老一輩形容這種治療方法“就是先把大山(腫瘤主體)搬掉,再用化療放療把周圍小土塊清理掉。”

這種治療觀念已深植於全國大小醫院,“其實開刀不但沒用,還會起反作用。晚期腫瘤擴散廣,轉移灶往往開不幹凈,結果在手術打擊之下,腫瘤自帶的免疫系統受到刺激,導致它們啟動更強烈的反撲,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術後幾乎都活不過一年。”

而現在歐美髮達國家很多都採用“轉化治療”,“對晚期腫瘤患者一般不採取切除手術,而是盡量把病灶控制好,讓其縮小或慢擴散。因為動手術不但會讓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餘下日子都將在病床上度過,幾乎沒有任何生活質量可言。”

朱正綱說:“技術上的創新是重要的,觀念上的創新更重要”。他現在更願稱自己是“腫瘤醫生”,外科醫生關注的是這次開刀漂不漂亮,腫瘤醫生則關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這有本質的區別。”

醫生患癌時,如何面對?

美國是癌症治療水平最高的國家,當美國醫生自己面對癌症侵襲時,他們又是如何面對和選擇的呢?

2011年,美國南加州大學副教授穆尤睿,發表了一篇轟動美國的文章——《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

文中說“幾年前,我的導師查理,經手術探查證實患了胰腺癌。負責給他做手術的醫生是美國頂級專家,但查理卻絲毫不為之所動。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沒邁進醫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藥物和治療來控制病情,然後將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後的時光上,餘下的日子過得非常快樂。”換句話說,在生命的數量和質量之間,他選擇了質量。

穆尤睿發現,其實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國醫生遭遇絕症後都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醫生們不遺餘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他們選擇的不是'近水樓台先得月'——為自己使用最昂貴的葯和最先進的治療手段,而是選擇了最少的治療。正是因為醫生們的專業訓練,讓他們深深明白藥物和手術的局限性,以及它們給患者帶來的生活品質的摧殘和巨大的痛苦。他們在人生的最後關頭,集體選擇了生活品質!”

“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東開一刀,西開一刀,身上插滿各種各樣的管子後,被掛在維持生命的機器上……這是連懲罰恐怖分子時都不會採取的手段。”

穆尤睿說:“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醫生同事跟我說過,當我處在這樣的狀況時,請你一定殺了我。”

一個人失去意識後被送進急診室,通常情況下家屬會變得無所適從。當醫生詢問“是否採取搶救措施”時,家屬們往往會立馬說:“是。”

於是患者的噩夢開始了。為了避免這種噩夢的發生,很多美國醫生重病後會在脖上掛一個“不要搶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時不要被搶救,有的醫生甚至把這句話紋在了身上。

“這樣‘被活着’,除了痛苦,毫無意義。”

生活品質遠遠大於生命

穆尤睿做夢都沒想到,自己的文章會在美國造成如此大的影響。這篇文章讓許多美國人開始反思:“我該選擇怎樣的死亡方式?”

美國人約翰遜看完這篇文章後,立即給守在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電話:“現在才知道,對於臨終者,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適當的過度治療。不要再搶救了,讓老人家安靜離開吧!”太太最終同意了這個建議。第二天,老人安詳地離開了人間。

這件事,也讓約翰遜自己深受啟發:“我先把自己對待死亡的態度寫下來。將來若是神智清楚,就算這是座右銘;如果神智不清了,就把這個算作遺囑。”

於是,約翰遜寫下了三條“生前預囑”:

1.如果遇上絕症,生活品質遠遠高於延長生命。我更願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親人,多回憶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沒做的事盡量做一些。

2.遇到天災人禍,而醫生回天乏術時,不要再進行無謂的搶救。

3.沒有生病時,珍惜健康,珍惜親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

隨後,約翰遜撥通電話,向穆尤睿徵求意見。穆尤睿回答:“這是最好的死亡處方。”

當我們無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時,是像約翰遜一樣追求死亡質量,還是用機器來維持毫無質量的植物狀態?

英國人大多選擇了前者,中國人大多選擇了後者。

讓生命最後一程走得有尊嚴

經濟學人發佈的《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71。

何謂死亡質量?

就是指病患的最後生活質量。

英國為什麼會這麼高呢?當面對不可逆轉、藥石無效的絕症時,英國醫生一般建議和採取的是緩和治療。

何謂緩和治療?

“就是當一個人身患絕症,任何治療都無法阻止這一過程時,便採取緩和療法來減緩病痛癥狀,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狀態,讓生命的最後一程走得完滿有尊嚴。

緩和醫療有三條核心原則:

1.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

2.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

3.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

英國建立了不少緩和醫療機構或病房,當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經無法治癒時,緩和醫療的人性化照顧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這時,醫生除了“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癥狀的辦法”外,還會向患者家屬提出多項建議和要求:

1.要多抽時間陪病人度過最後時刻;

2.要讓病人說出希望在什麼地方離世;

3.聽病人談人生,記錄他們的音容笑貌;

4.協助病人彌補人生的種種遺憾;

5.幫他們回顧人生,肯定他們過去的成就。

......

肝癌晚期老太太維多利亞問:“我可以去旅遊嗎?”

醫生亨利回答:“當然可以啊!”

於是維多利亞便去了嚮往已久的地方。

中國的死亡質量為什麼這麼低?

一是治療不足,“生病了缺錢就醫,只有苦苦等死。”

二是過度治療,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仍在接受創傷性治療。

尤其是後者,最讓人遭罪。

北京軍區總醫院原腫瘤科主任劉端祺,從醫40年至少經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錢不要緊,你一定要把人救回來。”“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

每天,他都會遭遇這樣的請求。他點着頭,但心裏卻在感嘆:“這樣的搶救其實有什麼意義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後時刻,劉端祺經常聽到各種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現在才琢磨過來,原來這說明書上的有效率不是治癒率。為治病賣了房,現在還是住原來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給人家交房租……”

還有病人說:“就像電視劇,每一集演完,都告訴我們,不要走開,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後一集我們才知道,儘管主角很想活,但還是死了。”病人不但受盡了罪,還花了很多冤枉錢。

數據顯示,中國人一生75%的醫療費用,花在了最後的無效治療上。有時,劉端祺會直接對癌症晚期病人說:“買張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結果病人家屬投訴他。沒多久,病人賣了房來住院了。又沒多久,病床換上新床單,人離世了。

整個醫院,劉端祺最不願去的就是ICU,儘管那裡陳設着最先進的設備。“在那裡,我分不清‘那是人,還是實驗動物’。”花那麼多錢、受那麼多罪,難道就是為了插滿管子死在ICU病房嗎?

我們的愛,這麼膚淺嗎?

這是上海“麗莎大夫”講述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說普通,是因為這樣的事每天都在各大醫院發生——

一個80歲老人,因為腦出血入院。家屬說:“不論如何,一定要讓他活着!”4個鐘頭的全力搶救後,他活了下來。不過氣管被切開,喉部被打了個洞,那裡有一根粗長的管子連向呼吸機。

偶爾,他清醒過來,痛苦地睜開眼。這時候,他的家屬就會格外激動,拉着醫生的手說:“謝謝你們拯救了他。”家人輪流晝夜陪護他,目不轉睛地盯着監護儀上的數字,每看到一點變化,就會立即跑來找醫生。

後來,他腫了起來,頭部像是吹大的氣球,更糟糕的是,他的氣道出血不止,這使他需要更加頻繁地清理氣道。每次抽吸時,護士用一根長管伸進他的鼻腔。只見血塊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來。這個過程很痛苦,只見他皺着眉,拚命地想躲開伸進去的管子。

每當這時,他孫女總低着頭,不敢去看。可每天反覆地清理,卻還能抽吸出很多。醫生問家屬:“拖下去還是放棄?”而他們,仍表示要堅持到底。孫女說:“他死了,我就沒有爺爺了。”

治療越來越無奈,他清醒的時間更短了。而僅剩的清醒時間,也被抽吸、扎針無情地佔據。他的死期將至,醫生心裏如白紙黑字般明晰。便對他孫女說:“你在床頭放點薰衣草吧。”她連聲說:“好。我們不懂,聽你的。”第二天查房,只覺芳香撲鼻。他的枕邊,躺着一大束薰衣草。他靜靜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許多。

十天後,他死了。他死的時候,膚色變成了半透明,針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腫,已經不見原來模樣。

這樣的故事每天都在發生,

“如果他能表達,他願意要這十天嗎?

這十天里,他沒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權力,生命的意義何在?

“讓一個人這樣多活十天,就證明我們很愛很愛他嗎?”

這些問題只能留給生者思考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麗 來源:大河健康網,綜合自拾遺、無界進修等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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