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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馬克思出生二百年帶給華人社會的窘迫

—被西方徹底冷落的馬克思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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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及其意識形態,即馬克思的世俗化的宗教學說——觀念論,即一般人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問題,已經是當代中國人及中國歷史不能夠迴避的問題。這是因為一百年前的「五四」之後,一大批中國的所謂「知識人」,在世界正在經歷的基督教世俗化過程中,基督教及其世俗基督教的文化,強有力地迅速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蔓延之時,借勢、借力,挾持了中國社會走向這個基督教世俗化,並且繼而利用權力徹底地粉碎了中國傳統社會、傳統文化的基礎,徹底地改變了華人社會的現狀。因此,時下的華人及華人社會,無論其走向是何處,首先遇到的都一定是如何看待馬克思及其思想問題。且不說已經被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大陸中國,就是台灣,老一代的台獨人士史明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狂熱信徒,而且自己就曾經是共產黨員;新一代時下民進黨籍的文化部長鄭麗君,則至今還公開宣稱自己最喜歡的哲學家是馬克思,最喜愛的書是《共產黨宣言》。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的到來,當代華人無法迴避。而由於對於這個所謂紀念日,中國政府試圖充分利用它,一方面鞏固自己國內的權力,另一方面擴大在世界上的影響,為此如何看待馬克思及其思想,如何讓華人清楚地看到中國政府在紀念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的影響究竟是什麼,就也成為在談論馬克思出生二百年問題時,華人社會必須要面對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

一.被西方徹底冷落的馬克思及其思想

1.

一八一八年五月五號,馬克思出生於德國的特里爾。他出生後對於世界的影響在上個世紀,二十世紀中期到達頂峰,而這個頂峰的一個標誌就是世界分為兩個對立的群體,共產黨集團和西方世界,冷戰開始。而他出生二百周年的所謂紀念,其實可以說是他在西方徹底被冷落,或者說已經毫無影響的標誌。

馬克思及其學說進入中國的歷史,可以用毛澤東的這句話說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為此,研究馬克思及其思想與華人社會的關係,最重要的是了解這一百年來,馬克思及其思想在歐洲及國際社會的地位,並且以此為參照系對比隨之而發生的它在華人社會中的地位及影響——有何一致,有何不同。對此我以為,一百年來馬克思及其思想在歐洲及世界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每個時期大約三十年。這三個時期大約分為:

第一個三分之一世紀,延續十九世紀,伴隨意識形態問題在西方的產生及發展,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響在歐洲及世界各地擴展蔓延時期。這一時期具體對應於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前。

第二個三分之一世紀,馬克思及其思想影響的蔓延不僅讓它的思想影響變為黨派存在,而且在很多國家攫取了權力,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基礎上建立極權主義制度。由此它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及惡劣影響,並且也為思想文化問題帶來了巨大的爭議。這一時期具體對應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之前

第三個三分之一世紀,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思想被徹底排除出當代嚴肅的學術界,馬克思基本上被社會輿論一致地認定是,一位曾經為人類社會帶來巨大負面影響的人物。這一時期可以說開始於六十年代,具體對應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之後,乃至可以說延伸到了今天。

2.

要了解認識馬克思及其思想,首要的是明確學術思想,及其所屬的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和意識形態的根本性的區別。這個區別其實馬克思自己早就明確地說出來,即以往的哲學尋求的是「解釋」世界,而馬克思主義尋求的是「改造」世界。說白了,它所意味着的是,以往的哲學,或者說學術,是一種探究,是可以討論、修正乃至否定的。但是「改造」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的潛台詞是,自己正確,它是一種自己掌握了真理、實現對世界的改造的指導思想及工具。一門思想觀念的這個要求過去是宗教、神學的要求,而不是發生於希臘,以及文藝復興後重新在西方覺醒的哲學及學術的要求、啟蒙思想的要求。

馬克思的這個自白道明了十九世紀初期才在西方產生的意識形態問題,ideology問題,是世俗觀念、世俗思想、世俗人物的宗教性的要求。為此,人們在認識馬克思及其思想,認識它的歷史作用的時候,首要的是明確「神學與哲學及學術思想的區別」,明白了這個區別你就會繼而明白「世俗神學」,即我們現在所說的意識形態、觀念論與哲學、經濟學等學術研究的區別。這也就是馬克思及其思想和發生於希臘的,文藝復興後復興的西方的學術研究——啟蒙主義思想的學術研究的根本區別。而對於這個區別的辨識則貫穿了這一百年來對於馬克思問題的爭論,從而決定了馬克思在當代社會中的起伏地位。它是理解馬克思及其思想問題的一把鑰匙。

3.

二十世紀的上半葉在西方產生了一句名言,「如果一個人三十歲之前不是左派就是沒有良心,三十歲之後仍然是左派就是沒有大腦。」

這大約也可以反映上個世紀第一個三分之一世紀,四十年代之前的社會現象,以及當時人們對待馬克思及其思想的態度。因為馬克思及其思想幾乎可說是統治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的左派的思想。為此,這句話清楚地說明了兩個問題:

第一,三十歲前的這個傾向是以充滿直覺的良知來反抗社會;第二,三十歲後的傾向則是用頭腦、思想來思考社會問題、人生問題。馬克思及其思想是反對已經存在的社會的工具,馬克思及其思想也僅僅是滿足反對需要的工具。

世界上的事情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為反對而反對甚至可能帶來更為惡質的結果。所以一個人是左派,受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響,說明的不是「馬克思及其思想代表了公正和正義」,而說明的只是人們對現實不滿,並且曾經「用它」來「對抗已存在的」、他們所不滿意的社會的不正義和不公正。

用來對抗不正義和不公正的東西,並不能夠說明它自己就一定是正義的和公正的。因為就在用它來進行對抗之中,尤其是在用這種思想建立的政權的統治中,它讓人們清楚地、無可否認地看到,用它來對抗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不公正和不正義不過是「以毒攻毒」,而它最終被人們發現,它是一種比現存的資本主義還要邪惡的,無可救藥、無法治癒的「毒」,一種人類肌體上的癌。而這就導致了一直從事對抗這種左派及馬克思思想影響的法國自由主義學者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的另外一段名言。

4.

一九一七年,以馬克思思想為基礎的俄國共產黨攫取了政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第一個共產黨政權。這使得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響在馬克思出生一個世紀後達到高峰,如日中天。這也是中國五四後,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國際背景。但是幾乎就在於此同時,知識分子把馬克思主義思想、共產黨及其政權放到了反省和思考的顯微鏡下。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史、思想史告訴我們,很快,早期或者說年輕時受到馬克思及其思想影響,受到共產黨影響及迷惑的知識分子就清醒過來,並且針對馬克思思想、共產黨及其政權進行了反省及解析。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二、三十年代,接觸後很快拋棄它的有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1902.7.28-1994.9.17),文化社會學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以及法國自由主義學者阿隆等,全心投入後又徹底反叛的代表人物是作家紀德(Andre Gide,1869.11.22-1951.2.19,法國作家)、凱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9.5-1983.3.3,匈牙利猶太裔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1903.6.25-1950.1.21,英國作家)等人。

中學和薩特同班,並且成績一直在薩特之上的阿隆,從三十年代末期後一直和法國陷入馬克思主義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抗,其中當然也包括薩特。阿隆的著名著作《知識分子的鴉片》即是對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力作。這一對抗一直持續到他八三年去世,可以說構成了他的終生的工作。為此,對於曾經被部分知識人作為學術及一種社會批評的工具的馬克思,阿隆有一段和我在前一節引述的第一段話一樣有名的話,他說:

「任何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學者都不會對已經變成馬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感興趣。在什麼樣情況下,一個人才能既是馬列主義者,又擁有才智和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喬恩‧埃爾斯特的話說,一個人可能成為馬列主義者,並且擁有才智,但是他不會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誠正直的馬列主義者,然而這類人卻都缺乏才智。」(筆者根據英文本,468頁,德文本,483頁,訂正了中文本,922頁的譯文)

這就是說,那些不能夠迅速從馬克思及其思想中走出來的人,要麼是缺乏才智,要麼是品質有問題。對此,積我五十多年在大陸生活及追求的經驗,也就是以我自己從一個被真理部徹底地扭曲了思想及精神的中學生從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反叛出來的經歷,體會尤其深切。而我反叛的半個世紀的經歷,和真理部的締造者及子弟們的衝突讓我同時也看到無數具體證明的案例。

5.

阿隆那段話所斷言的絕對不是憑空而來,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念論作為學術研究,而看不到它的荒謬性,在正常社會中,除了那些把它作為自己影響社會的工具來利用,如薩特那樣精明的知識人外,只有那些能力非常有問題,卻又非常想出名的三四流學者,才會深陷於此,走不出來。反觀這一百年來的歷史,尤其是馬克思及其思想在西方最近半個世紀在西方社會及文化思想界所遭到的冷遇,或者說出局的事實充分說明了這點。這一百年的歷史讓人們看到,除了在社會極為不公平的時候,動亂及經濟危機時期,人們可能會受到馬克思及其思想的迷惑,或者明知它的問題,還依然企圖自欺欺人地借用它來打鬼,否則的話是很容易看到它的問題、它的悖謬。所以馬克思及其思想雖然在這一百年來的第一個三分之一世紀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混亂,從第二個三分之一世紀開始,從冷戰開始,甚至可以說從三十年代末期開始,就由於學術界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討論,及對於不同政治問題的討論,使得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它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在文化思想史上的定位。

始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的有關「意識形態問題」的討論,標誌着產生於十九世紀初期的「世俗基督教神學」問題,即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各類問題引起了當代人的關注。基於這個關注及討論,意識形態時代的結束問題,化解意識形態問題,共產黨社會的文化思想的根本問題是徹底地意識形態化問題的提出,意味着經歷了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的當代思想及學術,已經開始充分認清了政教分離後,新的歷史時期中披着新的世俗外衣、物質化外衣的各類世俗神學思想,各類新的准基督教宗教的反彈。這些思想及團伙族群,不僅在形式上、內容上,而且在實質上試圖全面地取代退出去的基督教的地位。而在這種意義上,五六十年代的化解、驅逐馬克思及其思想在學術界、知識界的影響,幾乎重演了十八世紀前人們對於宗教及神學的態度——迫使它們退出去。。

事實上,任何稍微懂一點哲學的人都會發現,在任何一本文藝復興後,即當代西方基於希臘philosophy意義上的哲學史教科書上,不僅馬克思及其思想幾乎毫無地位,而且也沒有唯物和唯心主義問題的地位。對此,英國著名哲學家艾耶爾(Alfred Jules Ayer,1910.10.29-1989.6.27)在八一年出版的《二十世紀哲學》一書中,開卷就說,馬克思在西方的哲學領域中影響很小。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中文版,從來沒有在西方學習、生活過的翻譯者們卻居然針對於此,在譯者序言中信誓旦旦地強調說,「對於馬克思的哲學潮流,作者顯然懷着很大的偏見,在本書中,不僅未列專門章節加以介紹,而且在偶然提到的寥寥數語中,也極力加以貶抑,這不能不說是這本書的一個重大的缺陷。」(《二十世紀哲學》,艾耶爾著,李步樓、俞宣孟、苑利均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第3頁)

始於十九世紀中葉,止於二十世紀中葉的馬克思及其思想對知識人及學界的干擾性的影響,基本上是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以及相應的社會學、政治學及宏觀的所謂政治經濟學領域。而這個現象本身又說明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非學術性,它的社會現實性、世俗神學性、替代性的世俗宗教性。而它的社會現實性,則由於二十世紀的歷史事實,讓人們很快地看到它的災難性的負面影響。因為它完全繼承了基督教文化中的一神論的排他性,所固有的宗教征伐性及其殘酷性。為此,這個沒有神,卻自認為是佔有了人間絕對真理的馬克思及其思想,就把人所固有的最殘酷的一切帶到了當代世界:階級、族群、一黨對於世界權力的要求,以及徹底的黨同伐異。始於二次大戰紐倫堡戰犯審判的反人類罪的提出,正是人類看到了這個族群排他性的危害,試圖避免克服這個災難性的危害的產物。所以由此可以看到,馬克思及其思想,在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當代文明看來,毫無疑問它是建立在族群征伐基礎上的一種反人類思想。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所生活的德國埃森市中心的猶太教堂中,在該教堂最重要的一塊展示對人類做出過巨大貢獻的猶太人照片展板中,它甚至包括阿倫特等作家,荷里活電影明星艾倫(Woody Allen,1935.12.1-)等名人,但是唯獨沒有馬克思。

這個猶太教堂建成於一九一三年,毀於三八年十一月九號的水晶夜。因為是德國最重要的猶太教堂,所以單只是八十年代中期後就重新修建過兩次。最近一次二〇一〇年修建後,這個展板在新的展覽安排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據管理人員介紹說,不選入馬克思是經過委員會及專家極為慎重地考慮做出的決定。為此,這同時可以充分說明,在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的時候,馬克思在西方社會中影響極為負面,在學術領域中除了干擾性的影響外,在根本的學術研究的基礎的方法論、認識論上,在學術問題的具體研究成果上幾乎毫無影響。馬克思可以說在今天已經百分之百地被排除在現代社會主流以外,並且這個人及其思想的影響和人類巨大的災難聯繫在一起,具有相當負面的意義。(待續)#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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