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網紅為何越來越低俗（網絡圖片）
最近，無錫市民李先生反映，他半年內給某網絡直播平台上的一位女主播打賞了近10萬元，之後發現該主播直播時存在低俗、色情表演，加了她微信後，對方時常向自己索要錢財。李先生將該女主播告上了法庭，要求退10萬賠30萬總共索賠40萬。
網絡主播天佑在直播當中「談及色情，張口就來」。還居然用說唱形式，詳細描述吸毒後的各種感受。除了天佑，還有直播吃蟲子、穿耳洞、吃蛇、捕獵野生動物、半裸體誘惑打賞等等低俗、色情、誘導充值行為，甚至部分主播為了推高流量，吸引粉絲，直接突破法律的底線。
網絡直播突破底線的事件越來越多，而且愈發向無底深淵滑去。從直播「露肉」到直播「造人」，又到現在的直播吸毒等，內容越來越不堪。而這些主播的共同特點，就是為了借觸碰底線來搏出位，以此換得更多關注。
當然，「網紅」並沒有原罪。在一個自由社會，應該讓每個人都有實現夢想的舞台，營造可以階層間自由流動的公平空間。網絡的確給懷揣夢想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更自由的、可以展現才華的舞台，「網紅」本來應該是這群人中的佼佼者，但看一些「網紅」的表現，顯然不是靠比才華、比能力、比知識，而是在比丑。所謂的比丑，是指行為舉止上的無底線、無下限。
但要成為真正的紅人就不容易，「顏值」高者，往往會發現跟自己競爭的有數不清的更高「顏值」者；有才藝，智商「爆表」的人也會悲催的發現，想當紅人的學霸太多，脫穎而出太難。炒作因而成為網絡主播躋身更高層次、獲取更高關注和更多資源的入門級功夫，但炒作的人太多，就越來越考驗獨特性、稀缺性。空前的競爭壓力，催生了網絡主播的炒作方式不斷推陳出新。
這就給仍舊選擇堅守的主播們帶來了更大的考驗，怎樣才能從中脫穎而出，獲得更高的關注。在這樣的前提下，網絡直播出現了兩個發展方向，其中一個就是通過不斷挑戰社會底線來謀求生存的方向，另一個則是通過正視身份地位、優化內容質量獲得長久生命力的方向。如果單從「效率」來看，顯然是前者更快，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觀眾的青睞，但這樣做的前提就是以破壞公序良俗為前提。
揚名立萬之心，古已有之，並不是什麼稀罕事。但今昔相比，不同之處在於，如果說過去的人想出名，憑的還是令人嘆服的好風骨和真本事，揚的是「美名」，而今有些網紅以「搏出位」或「秀下限」而出名，出的是「惡名」、「臭名」。過去，「臭名昭著」還是個徹頭徹尾的貶義詞，現如今在一些人心裏卻成了香餑餑。
可資借鑑的是，在國外也有「網紅」，但國外的很多「網紅」，更多是憑專業精神、生活智慧和誠意勇氣來獲得公眾關注。模樣也非「錐子臉、鈴鐺眼、空氣劉海」般千人一面，而是有小至7、8歲雖患重病仍熱愛生活的兒童，老到七八十歲仍大膽追求時尚的爺爺、奶奶……
現在火爆網絡的「網紅」，雖然令不少人厭煩，但也有不少人羨慕他們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甚至拿他們作為人生奮鬥的方向，而且「網紅」也迎合了不少人低俗的趣味。如今，只要出了名，不管「美名」還是「惡名」、「臭名」，都會有利益不請自來。可以說，正是這些人，一手捧紅了某些「網紅」，拉動了「網紅經濟」。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從某種意義講，低級之所以廣有市場，跟高級缺乏有關；無節操之所以能走紅，跟有節操的供給太少有關。這其實才是「網紅」雖遭多數人唾棄卻傲然挺立在市場上的重要原因吧。
我們頻繁抨擊直播內容的無節操、無下限，奈何觀眾還是一批批地圍觀和打賞，為何直播亂象不斷觸及大眾道德底線，卻遲遲沒突破觀眾的接受下限？這也印證了網絡直播的一種發展趨勢：內容越奇葩關注度就越高，就越刺激各路主播冥思苦想、損招盡出，甚至不惜生命。而其動力來源就是關注度，倘若沒有觀眾，這類直播自然而然就會消失，所以直播亂象的根源不只是主播，還有成群在多元化娛樂背景薰陶下缺乏價值判斷、迷失自我的人。
《娛樂至死》中寫道，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繁瑣的世事中，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思考。
正如赫胥黎對文化獲取的擔憂一樣，我們失去禁書的理由，是因為沒有人還願意去讀書，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為庸俗的垃圾，是人們因為娛樂而失去自由。針對這類直播平台，無論是主播還是觀眾都是在不加選擇地放縱自己的欲望，長此以往，好奇心只會轉化為窺探欲，而不會成為求知慾，想像力只會浪費在意淫中，而不會成為現實的推動力。
我們都是生活的始作俑者，理智直播，合理出名，杜絕價值觀扭曲的直播。青春和躁動宣洩到更有價值的地方上，才不至於成為娛樂的犧牲品；感知和理念觸動到現實中去，才不至於成為虛幻世界的傀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