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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一個改革還是兩個改革?六四是個分水嶺

「六四」不但阻斷了中國的政治改革,而且給中國的經濟改革也造成了極其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六四」把中國的經濟改革引向歧路,「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和「六四」前也有着根本的差異。因此我們必須說,中國這40年的改革並非前後一致。其間確實發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改變。以「六四」為分界點,改革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今天,2018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69周年。通常,人們把中共建政這69年分為兩個歷史時期,以1978年12月結束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分界點,之前這29年稱為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之後這40年稱為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儘管習近平說不要把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與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不要用前者否定後者,也不要用後者否定前者;但是他也不能不承認畢竟有兩個時期,因為其間發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改變。我這裡要問的是:改革開放後這40年是前後一致的嗎?其間沒有發生過重大的、方向性的改變嗎?或者說,是一個改革,還是兩個改革?

我認為,改革不是一個,有兩個改革;“六四”則是分界點。我這一觀點本屬老生常談,毫不新奇。在“六四”之後的一段時期,這曾經是很多人的共識。只是到了這幾年,持這種觀點的人才變少了。這當然要歸咎於中共當局對“六四”話題的持續封殺。中共當局一直把“六四”當作頭號禁忌。29年來,除開異議群體,大部分人在談論當代中國問題時都避開“六四”這個話題。日積月累,中國國內生產出一套套關於當代中國的論述,在其中,“六四”要麼略去不提,要麼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就造成一種普遍的錯覺,以為“六四”沒有什麼重要性,似乎不談“六四”也可以談當代中國。按照這些論述,中國的改革本來就是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自1978年開始,中國的改革就是沿着一定的路線向前推進,“六四”之後固然有過一段短暫的停頓,但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重新啟動,於是改革就承接着先前的路線繼續向前推進。不錯,40年來,在民間,乃至在黨內,確實有人呼籲政治改革,呼籲自由化民主化,但是這種聲音一直遭到當局的打壓:不只是“六四”之後,不只是“六四”,在“六四”之前就在打壓。在打壓政治改革和民主運動的問題上,40年來是前後一致的,沒有發生過重大的、方向性的改變。

上述看法是錯誤的。事實是,在四人幫垮台後中國興起的改革浪潮,首先是政治的改革,其後才是經濟的改革。再有,儘管鄧小平本人對政治改革沒有興趣,他在80年代期間還時不時搞搞反自由化運動。但因為當時不管是民間,還有共產黨內部,出於對文化革命的痛定思痛,對於政治改革,對於自由化,有着非常強烈的要求。所以鄧小平在80年代一次又一次發起反自由化運動,但是每一次運動都搞的虎頭蛇尾,而整個社會卻變得越來越寬鬆。在抵制反自由化逆流的共同抗爭中,自由化力量民主運動力量愈戰愈勇,自由化浪潮和民主運動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在八九民運達到高峰。僅僅是因為策略上的失誤,民運才功虧一簣,遭到失敗。把“六四”之前的10年或曰八十年代和“六四”之後之後這近30年相比較,你會發現,八十年代的社會氛圍與集體心態是和“六四”後大不相同的;“六四”之前整個中國呈現出的演變趨勢是指向自由民主的。“六四”阻斷了這種演變趨勢,改變了社會氛圍與集體心態。還需指出的是,“六四”不但阻斷了中國的政治改革,而且給中國的經濟改革也造成了極其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六四”把中國的經濟改革引向歧路,“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和“六四”前也有着根本的差異。因此我們必須說,中國這40年的改革並非前後一致。其間確實發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改變。以“六四”為分界點,改革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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