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張承志們已經江郎才盡，所以才攻擊、批判別人。
王朔認為「張煒以思想家自居，這一點和柯雲路很象。柯雲路是走到左道旁門了，玩氣功了。張煒好象無所適從，他跑到山東去搞精神家園，作品越寫越差。……他最早把風景描寫剛過了關，他就在思絮錄中寫道：一個作家要是不會描寫風景，那就不能稱之為作家。後來過了一些年他好象認為自己有了點思想了，我又看見他寫道：一個作家要是沒有思想那就不能稱之為作家。他總是隨着自己的一點點進步不斷地修正『作家』的定義。縱觀張承志和張煒的創作，他們現在都處在創作的低潮期，已經拿不出有力的作品了，所以轉向張揚些什麼、批判些什麼、攻擊些什麼……」。
他最後說「張承志也好，張煒也好，你們不是有這樣的觀念、這樣的情懷嗎？你就把它寫成最牛ｘ小說，當然得是公認的，別象賈平凹似的，寫出來的不是東西、挨罵。」「我認為我將來一定能寫出特別牛ｘ的小說。我就敢吹這個牛。」
〔4〕現在的文學水平比三十年代要高
對於一些人認為現在的文學創作很不景氣，他說，「我們不妨對比一下三十年代─被認為是『五四』以來文學最昌盛時期的一些大家，包括郭沫若老師的詩歌、茅盾老師的小說，甚至巴金老師……咱們都算上，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作家比如蘇童、余華、劉震雲、劉恆等在文字能力等方面超過那個時代所謂的新感覺派之類，文字水平的進步那是非常明顯的。。」他認為，所謂文學的不景氣不過是視聽藝術的發展奪走了舊有藝術的影響力，並不說明創作水平下降了。
三．站在正統文學和紅衛兵文學肩膀上的小說家
第一次朋友對我說起《心靈史》，我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去看它，第二次朋友對我說起它，我敷衍過去，第三次、四次……，那麼多有「思想」，有「才華」的人推薦它，就象去年推薦《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一樣，我急切地想要看一看它了。
為了尋找一本張承志的《回民的黃土高原》（內有《心靈史》），朋友幫我給青海出版社打了電話。然而在我離京前還是沒有買到。直到我回到德國一個月後，才總算找到，從北京輾轉帶給我。
我必須承認，這是不見張承志二十多年後第一次認真地讀張承志的作品。自從我不再認同共產黨社會的文化後，任何得到那個社會承認的東西，如獲獎，對我來說都是一個負的參數。他在文學上出道初期的作品，「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黑駿馬」、「阿勒克足球」，只是出於對老同學的好奇，我都翻看過。但是，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沒有任何新意，他沒有突破性的變化，仍然在以前的路上走，增加的一點只是他在很多方面模仿艾依瑪托夫。這和他曾經在草原上插隊生活了幾年有關，也和他的有限文學知識和思想素養有關。因為當時在大陸出版的有限的文學著作中，出版了幾本艾依瑪托夫的書。
我感到，張承志最早的文學衝動所顯示的是，他不折不扣地走在共產黨社會中的正統文學的道路上。這種文學可能會比其前輩賀敬之、魏巍、瑪拉沁夫等人，甚至比蘇聯和東歐的那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更加成熟，但是終究是沒有生命力的，不會在文學史上留下什麼。直覺告訴我，張承志很難走出這個框架，很難和世界其它地區的文學交流、相比、融匯。所以，從此我不再讀張承志的作品，即便是在別人向我吹噓他寫的「北方的河」如何好之時。
這一次，我仔細讀了《回民的黃土高原》。雖然是我最熟悉的文風，但是現在我絕不願意認同它，套句時下流行的時髦話說，這是共產黨文化「話語」霸權下的產物，叫我如何認同它。
如果說紅衛兵文風是受前輩左派知識分子，如賀敬之、魏巍、乃至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受前輩黨的理論工作者，受各類黨文化作品的影響產生的，那麼可以說張承志今天的文風繼續了他們當年紅衛兵文風，雖然戰鬥的詞句少了一點。但是，所使用的語言、概念，語言的韻律、節奏，語言中包含的情緒都和當年一樣，沒有任何變化，只是更成熟了一些。事實上，張承志從沒有感到過有變換自己語言的必要。這樣的語言在張承志的作品俯拾皆是，如在「海騷」的開始，
「這不是北方阿洛達萊的春三月；草地上白毛風星期的日子再可怖，但馬蹄子踏着的是凍得鐵硬的泥土呵！
這不比西省灰條溝崖的落雪天，山溝里凍破石頭的日子再孽障，可钁把子頂着的是熱氣股股的故土呵！」（見《回民的黃土高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頁。以下均引自此書）
這裏既有賀敬之也有郭小川詩的痕跡。
「長久以來，我匹馬單槍闖過了一陣又一陣。但是我漸漸感到了一種奇特的感情，一種戰士或男子漢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第239頁）
這是和文化革命時的文體一樣的一種進軍式的散文，一些慷慨激昂的空洞的大話。
「對於我─對於你們從《黑駿馬》和《北方的河》以來就一直默默地追隨的我來說，這部書〔指《心靈史》─筆者注〕是我文學的最高峰。我不敢說─我還會有超過此書的作品。甚至我還在考慮，就以這部書為句號，結束我的文學。
對於我在1978年童言無忌地喊出的口號─那備受人嘲笑的『為人民』三個字，我已經能夠無愧地說：我全美了它。這是對你們的一個約束；如今我踐約了，我沒有失信」（第245頁）
「─那時，你們不僅覺得自己觸着了我的心，也覺得自己觸着了大西北的心。我的感情，你們的感情，死去的烈士們的感情─會彼此衝撞。那一刻的震撼將無法形容。我堅信那千金難買的一刻一瞬。我崇拜它。未來的人類將因此而羨慕我們。他們會覺得：在人世間，再也沒有一份比這更珍貴的感情了。」（第246頁）
這種肉麻的自大在自由社會的作家中是很難找到的，只有在那種極權社會和權威文化中，在那些極端的教派團體中才會出現。
「描畫這樣一個硬壯的漢子麼？
任何舊文學的手段都無法奏效。」（第240頁）
「他們並沒有懷着對殉教者的同情滲入調查。他們缺乏對於人的心靈力量的想像力，因此也不能獲得秘密。而歷史從來只是秘史；對於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會讓他們窺見真相。」（293頁）
這種誇張的基礎是一種自以為是的馬克思式的先知，一種對一般文學的無知，及由此而來的文化革命式的所謂對舊世界的蔑視。再如，
「中國對此一無所知。中國對心靈和心的靈性，從來是冷淡的。」（265頁）
這種誇張的語言可追溯到馬克思，以及雨果那種浪漫派誇張的語言的中文譯文的特色。為什麼會這樣習以為常地大量使用誇張性的語言，為什麼在絕大多數大陸知識分子的作品中經常如此，原因就是那種極權文化的自以為佔有真理，自以為代表真理，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意識形態化和教條化，這一切必定導致假、大、空。這種特點甚至在金觀濤等人的所謂哲學作品中都可以讓人一眼看出。這種自大而無知伴隨着一種虛張聲勢，在作者看來仿佛只有「歷史」、「人民」、「人類」、「危機」、「尊嚴」、「孤獨」、「宇宙」、「神秘」、「高尚」這些名詞，「一切」、「高、大」這些形容詞，才是大文學家和大思想家的語言和問題。如：
「毛拉說：『知識的終點，是主的認知；伊斯蘭的終點，那是無計無力！』
我堅信，一切哲學，都會被這句話震動。」（第261頁）
「在蘇四十三出世時，大時代悄悄降臨了。」（269頁）
「他的時代，用教內術語來說，已經全美。」（288頁）
在此我只是引述了極少的一些例子，這些語言遍佈在《回民的黃土高原》中的每一篇作品中。
分析這種語言和其它文學語言的不同，分析中國從三十年代以來到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語言的蛻化和萎縮是一個很重要的學術題目，不是兩句三句話可以說完的問題，我的朋友，研究德國文學的詩人吳建廣正在作這一工作。我想說的只是，這是一種典型的共產黨社會，極權文化的文風。我提出這點，也是想先對王朔的自以為是作一個註解。
我雖然不是專門研究小說的，但是也還是感到張承志的小說的結構仍然和已往和時下在大陸仍然流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的結構沒有任何形式上的不同。他甚至沒有能力象王蒙那樣玩弄一下新的形式。他和王蒙的這種不同非常能夠說明二人的特點，是一個很值得作的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