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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高速「國進民退」 「肉爛在鍋里」也分紅鍋白鍋

——為了不被洪水沖走 民營企業把脖子伸進水面上的絞索

民企作為一個整體,為了不被腳下的滔滔洪水沖走,他們選擇了自己把脖子伸進水面上的絞索——都是死,但絞索的死,或許能緩那麼一丁點。這也意味着,無論我們嘴上在說什麼,但我們多年任性發鈔、上槓桿狂歡的買單者,事實上錨定了民企。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是經濟最大的硬傷之一,且已經把一眾民企逼到了一個不投靠、不被收編,幾乎就活不下去的境地。

在當下嚴峻環境下,整個中國都處在焦慮與恐慌之中。焦慮,只是感受到了壓力,感覺力有不逮,但整體尚可掌控,仍可作為。恐慌則不然,恐慌是根本無能為力,要麼徒勞掙扎,靜候時運的擺布,要麼逃亡。

這種絕望的窒息感,很多人會想當然歸結為外部,也就是美國人貿易戰的逼壓,但事實上不是。十年前我們對出口的依存度接近70%,但去年這個數據已經降到了10%。去年我們的GDP總量是82萬億,出口貢獻8萬億,10%不到。

根本原因,是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幾乎都是指向民企。環保、稅收、社保、抽貸······,狼奔豕突,近乎一場定向圍獵。

前不久,一個60多歲的老企業家一邊和我溝通,一邊垂淚。他說經商這麼多年,經歷過無數溝溝坎坎,這是第一次感受到死亡離自己的企業如此之近:他似乎突然之間成了一個被通緝的逃犯,稅務、環保、工商、城管、甚至街道,哪裡都在找他的茬。為了活命,他企業的負債率已被迫抬高到了自己在夢中都被嚇醒的程度,企業如同在鋼絲上,一個市場惡意做空,一個銀行抽貸,公司就可能隨時崩塌。關鍵這種日子根本看不到頭,他預感自己一輩子的心血和財富,可能化為烏有。

問原因,不外乎兩個:一個,前面多年,自上而下都在放槓桿,不放桿桿,你就等着被淘汰。為了放槓桿,他的股權質押了很多,後來股市一跌,不僅得追加質押,而且質押率也迅速降低。二個,現在去槓桿,各種抽緊,稅收、環保、社保、抽貸······,源源不斷,互相補刀。國企有免死金牌,不受影響也不會在意這些,但作為民企,沒一刀躲得過,而且越艱難,反而越要借債——作為弱者,除非一心就死,否則大概率會壓上更大的賭注,一輩子的心血,總希望苦苦扛着,期待能熬過去,哪怕要借高利貸,哪怕從此沒有歸路。

誰又想束手就死呢?問題的可怕之處在於,在民企,這絕非個案,而是普遍現象:只是為了活下去,在市場利率持續走高的背景下,中國民企的整體負債率在過去18個月里竟反而越來越高,斜率也越來越陡峭,與國企的整體去槓桿天壤之別。

與此對應的是,過去三年,民企的財務費用支出也如影隨形,大幅上揚。

這意味着,民企作為一個整體,為了不被腳下的滔滔洪水沖走,他們選擇了自己把脖子伸進水面上的絞索——都是死,但絞索的死,或許能緩那麼一丁點。這也意味着,無論我們嘴上在說什麼,但我們多年任性發鈔、上槓桿狂歡的買單者,事實上錨定了民企。

這並不令人吃驚。過去三年中,各地方政府在經濟層面主要做了兩件事:

1、一是通過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將企業利潤在不同體制的企業之間調配;

2、二是通過棚改,將債務槓桿在居民部門和非居民部門之間調配。

前者化解了大批煤鋼國企過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幾萬億信貸和幾百萬產業工人的地雷;後者將天量的三四線地產堰塞湖灌給了歡天喜地的扛鼎老鄉,拯救了銀行和地產商。

這是兩項教科書級別的操作,如果不考慮對契約、產權、效率等市場經濟樁基的長遠腐蝕,其意義並不亞於一場中型對外戰爭的勝利。

但,生之絢爛的背面,是死之殘酷。在這塊土地上,任何改革的收益或者成本,從來都不是均勻分佈在每個人頭上的,“肉爛在鍋里”其實也是分紅鍋、白鍋的。“供給側”也好,“棚改”也罷,再美麗的辭藻,再複雜的輿論,也逃避不了一個本質:取與舍、保與壓,都有明顯的傾向性。政府對強勢國企的補貼和保護,造成的產能過剩,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是經濟最大的硬傷之一,且已經把一眾民企逼到了一個不投靠、不被收編,幾乎就活不下去的境地。

如果把時間聚焦到更近的2018年前7個月,這種“國進民退”的速度,在數據上體現得更為驚人。從官方公布的2018年收入及同比增速,看起來都不壞:無論民企還是國企,增速都還不錯,形勢一片大好。但統計局明顯犯了個錯誤:忘了把去年的同期數據隱藏起來。如果稍微費點功夫,把同樣是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同期數據找出來,再算同比,你會發現,除了國字號企業的營收是增長的,其他企業的營收其實全部是負增長。

正常的營商競爭與優勝劣汰,已完全無法解釋這種國企、民企之間極端詭異的兩極化。詢問了一下統計局的朋友,解釋說是調整了統計口徑,去年同期還活着,但今年已死去的民企,直接從統計的分母中拿掉了。

這無疑是一個比民企經營舉步維艱更令人悲哀的消息。我手頭並沒有權威的過去12個月民企倒閉家數的數據,但從利潤增速做簡單的初等數學倒推,就能大致算出,要死掉多少,才可能讓這個群體的利潤同比負增長超過50%?

數字冰冷,但數字說實話。

今年以來,不斷有人高調宣揚消滅私營經濟,最近還有人一本正經提示《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很多朋友拿着這篇文章,憂心忡忡問我怎麼辦,其中尤以民營上市公司老闆為多。儘管我一再安慰他們,從文章看,這就是一篇精神錯亂的文革大字報,與嚴肅的研究根本不沾邊。歷史不可能開倒車,這個作者大概率也是和另一個周小平一樣,不學無術,腹內草莽的嘩眾取寵之輩,根本無需在意。

但仍有諸多人追問:如果他不是嘩眾取寵,而是官方代言,言人所不能言呢?

這時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篇胡謅的文章,能讓眾企業家嚇得戰戰兢兢,驚弓之鳥一樣隨時準備拔腿開溜,那這個經濟生態已惡化到什麼程度了啊?

儘管有官媒隨後澄清,但民企隔三差五就被拉出來敲打的現實會讓諸多人高度驚恐和警惕。事實上,所有人都明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種殺氣騰騰、令人膽寒的離場論、消滅論能堂而皇之登台,並引發全社會的震動與惶恐,絕非偶然。

但,問題在於,民企佔到了中國企業總量的90%以上。

如果在一塊土地上,90%以上的企業,都只是隨時可能被放逐的流浪者,那麼,誰才是主人?我們又指望誰在危難時期挺身而出,共度時艱?

我已很久、很久不做深度研究文章了。一是現實與預期越來越大落差的沮喪,二則因為已完全無需研究。常識和公理,需要研究嗎?

本來有橋,需要去下河摸石頭嗎?民企才是社會財富創造的核心與主力,這需要爭論嗎?人類財富創造上,市場經濟優於計劃經濟,這需要爭論嗎?制度比人要靠譜,這需要爭論嗎?權利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這需要爭論嗎?

如果單純只以所有制來分主客,國企完勝。但,如果我們以為社會整體做的貢獻為維度,我們得出的結論則相反。

中國國企佔有了超過70%的資源,創造了不到30%的GDP。而改革四十年,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至少50%的GDP,60%的稅收,70%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哪怕是在定向收緊的供給側改革高峰年2017年,民營工業企業也以19.6%的整體凈資產收益率,完勝國有工業企業還不到10%的凈資產收益率。如果民企隨時可能被清算,全社會的整體得失,還會有第二種結果嗎?

往事並不如煙。

1956年全面公私合營後,絕非偶然地,自此之後中國經濟一路下行,到1978年中國GDP僅佔全球的1.8%,國民經濟幾近崩潰:

如果驅私濟公有效,我們的經濟在1978年何至於幾近崩潰?

“韭菜沒了,直接砍樹”——民間智慧把民企當下的困境概括為砍樹,有戲謔誇大之嫌,但說實話,這其實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樹砍了,根還在,旱季過去,終會復萌,一個春秋的輪迴而已。

最可怕的是,這種針對民企的、更接近存量財富分配的折騰,一而再、再而三地往複重演,會讓同一塊土地上的“身份”鴻溝越來越刺眼與對立,讓家國信仰、民族榮譽、經濟信心這些植根人心內里、並捆綁整個民族一起前進的動力慢慢枯萎凋零。這種凋零,會直接打斷社會財富創造的核心鏈條,且絕非一兩個春秋的輪迴能恢復的,而會是至少三十年、一代人的時間。

我們有幾個三十年可以揮霍?

1956年中國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即公私合營)全部完成。

茅台酒在清末就已年產170餘噸,公私合營後各種折騰,它的下一個輝煌期,要一直延至新世紀股份制改造後,中間隔了近一百年。

回溯過往70年的經濟史,我們或許不得不承認,所有制“身份”的僵硬劃分與區別對待,硬幣的正面是我們的執政基礎,硬幣的反面,或許恰是我們這個社會資源循環碰撞、摩擦、消耗,社會財富輪迴創造、毀滅的一個大坎。

但,事實上,我們所有人上路的初衷,一定是這個民族的財富自由與精神自由,而不是任何其他形而上的中間目標。但凡在這個國家之內遵紀守法、勤懇耕耘的企業,就都是平等的,就都應該給予尊崇、讚賞與榮耀。這個很難嗎?

草原是個互相支援的生態。草挖了,樹砍了,根也死了,平原除了沙化,還有其他的路嗎?

樓蘭曾一度水草豐茂,國富民強。但如今,那塊土地唯剩死一樣的沉寂,以及躺在博物館成為乾屍的樓蘭姑娘。

我們這個民族的方向,大多時候都是“上面”說了算,但這絲毫沒有阻礙一群卑微且衣衫襤褸的布衣之怒,“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他們以慨然的家國情懷,用自己微弱的熒光,以一種螳臂當車式的悲壯,站立成大眾前行路上的路標。從風蕭蕭兮的荊軻,到我自橫刀的譚嗣同,跨越兩個千年,絡繹不絕於道······

我發自肺腑希望自己的國家蒸蒸日上,也發自內心地鄙視和厭惡歷史上任何以一己之私綁架民族福祉,誤導家國走向的人。而這,恰恰會成為痛苦之源。因為事實上,你能看到的經常是一輪一輪毫無新意的輪迴,少數人的歡快,多數人的悲苦,而你卻無能為力,徒喚奈何。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boxu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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