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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修憲的兩個共產國不同的走向與相同的結局

——從盛世修典到亂世修憲

——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論修憲

2018年,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修憲吸引了全世界無數政治觀察者的目光。3月11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八二憲法)的第五個修正案,取消了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至七月中旬,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格拉瑪報”(Granma)也公布了古巴憲法修正案的相關細節,其中特別提到了新憲法將設立總統任期的限制,總統任期每屆5年,只能連任一次。

現在觀察中國和古巴兩個國家,真是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古巴的國情和面貌,幾乎就是中國幾十年前老照片中所展現的情況。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容貌上,如果僅從表面來看,中國可以說日新月異,引領着世界的潮流,“中國製造”及其廉價的商品,也已經如同空氣一般無孔不入地瀰漫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中國的變化之快,非常容易讓人產生那裡時間的指針已經轉動得猶如脫韁的野馬這樣的錯覺。

而在古巴,世界則完全呈現出另一種景象。那裡時間彷彿已經凝固停滯了,首都哈瓦那(Havana)滿大街奔跑的汽車,樣子看上去還是上世紀50年代製造的產品,半個多世紀以來,那裡的市容也幾乎停止了變化。這種“凝固的美麗”,反而成了無數發達國家忙碌的都市人用來暫時逃避現實的度假天堂。在哈瓦那,在明媚的陽光里迎着清醒的海風,乘坐在描繪得美輪美奐的老爺敞篷汽車裡攬勝兜風,靜靜地聽着加勒比風情熱烈又美妙的爵士音樂,坐在路邊館子里就着海鮮喝着冰啤與知己一起享受片刻悠閑消磨時光,已經成了國際社會對這個美麗的島國最直接的認知。

然而,今年這兩個國家都提出了修憲,並且在同一種政治制度下又各自賦予了新憲法兩種方向截然不同的政治走向,這必然會讓觀察者們認真仔細審視修憲可能會對這兩個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產生何種變化,以及未來對兩個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可能會產生怎樣的長遠影響。

中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取消了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在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反響。當然這種反響同樣也包涵着截然不同的兩種層面,一面是製造偽民意的官媒極力吹捧,將修憲美化為時代大勢所趨、黨心民心所向,具有偉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而另一面,微信、微博上民間差評如潮,稱之謂開歷史倒車,復辟帝制逆歷史潮流而行。相對而言,除了部分海外媒體發表了一些中文評論文章之外,對於中共修憲,國際社會則大多處於更為謹慎的觀察之中。在那些海外發表的文章中,許多文章對中國修憲的評論也往往只是停留在對專制獨裁和個人的貪權上加以嘲諷、蔑視、批評和批判,缺乏真正理性地去挖掘和尋找歷史的規律和制度的原因加以深入地分析和評論。

在最近一期英國出版的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上,一篇Cuba's New Constitution, Less than Meets the Eye(《古巴新憲法,膚淺的表面文章》)的評論,對古巴今年的修憲簡略做了一番剖析。閱讀這篇文章,我獲得更多的並不是對古巴現狀有了更多的了解,而是讓我重新回想起中國所謂的改革開放的歷史,並以此來再度審視國家在中共的領導下走到今天,卻又想回到那個早已無法回去的專制政治年代這種矛盾現狀的原因。

在毛澤東去世、“四人幫”粉碎,中國政治上迎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的1976年,古巴在革命領袖和共產黨第一書記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主持下,古巴共產黨政權在2月15日通過公民投票產生了古巴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與當時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憲法一樣,古巴憲法同樣是以“人民”和“工人階級領導”的名義,來實行一黨專制,描繪出一幅未來共產主義的誘人藍圖,給天下民眾畫餅充饑。而對於國民經濟最主要的命脈,如:土地(小部分住宅、自耕農地除外)、海洋、礦藏、森林、金融、外貿、交通運輸、農莊、工廠等重要資源、財富和生產資料,則以“全民所有”的名義,全部收歸國有,也就是全部實際掌控在古巴共產黨手中。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上實行這種違背客觀規律制度的國家裡,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真正走向繁榮和富強,他們除了造就一大批特權階層外,只能將國家和人民帶向災難。古巴還算是其中很不錯的一個,它至少沒有發生巨大的政治動蕩和大饑荒等人禍,但僵化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幾乎讓這個加勒比海上富饒的島國與世隔絕,經濟蕭條,發展停滯。怎麼擺脫這種困境?

我們不妨先來簡短地回顧一下古巴走向經濟改革的時間線。1953年7月26日,在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兄弟倆的領導下,古巴革命者打響了古巴革命的第一槍。1959年1月1日,起義軍進入哈瓦那,宣布成立了革命政權。之後,菲德爾·卡斯特羅成為古巴“當之無愧”的領袖人物,直到2005年6月因病住院,權力暫時移交到勞爾·卡斯特羅手中。2008年2月19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公開表示不再尋求擔任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事實上,他在2006年已經將權力全部移交給勞爾·卡斯特羅。2011年4月16至19日,古巴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古共新的領導機構,勞爾·卡斯特羅正式當選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古巴時間2016年11月25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今年4月19日,86歲高齡、年衰歲暮的勞爾·卡斯特羅將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這一職位移交到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Díaz-Canel)手中。7月22日,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通過了修改憲法的文本,並向社會徵求意見。古巴想憑此邁出改革的步伐,擺脫經濟上的困境。

這一情形,與七、八十年代的中國總體有諸多相似之處,雖然中國的情形更加複雜,人禍也更加嚴重。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經過一系列政治運動和文革十年浩劫和動亂,中國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全面崩潰的地步。華國鋒根據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的手跡,接過他手中的權力,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央權力鬥爭非但沒有減弱,而且更加尖銳複雜,“元老”攝政盛行,鄧小平逐漸成為幕後真正的權力中心。1981年6月29日,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9月12日起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此時的中國,同樣面臨著變革的大潮,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改革究竟應該向哪裡去?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今天古巴的修憲一樣,新憲法理所當然地將“社會主義制度”作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在經濟上,新憲法仍然確立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對於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憲法明確都屬於國家所有,並首次把城市的土地規定屬於國家所有;把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明確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憲法還確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這些條款,事實上僅用一紙法律的形式,就無可辯駁地剝奪了無數自然人和法人固有的合法財產,也為日後政府的“房地產經濟”埋下了伏筆,依靠城市房地產開發實現經濟上的快速增漲。

在古巴1976年版的憲法中,憲法只承認公有制模式的經濟體,但是現在這已經成為阻擋古巴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從2017年1月到10月的統計數據來看,古巴已經獲得了20億美元的外資直接投資,並且國內還有60多萬自雇職業者。從古巴現有的法律條款來講,這些外資的投資和個體經濟模式的出現都屬於非法經濟。這種情況,同樣也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八二憲法明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在八十年代,這些條款成了來中國投資外商的心病,因為外資並不受法律的保障。當時袁庚領導深圳蛇口經濟特區建設時,就多次提到外商要求提供法律保障的問題。

但是,法律對經濟發展的保障問題,只要權力不受外力的監督和制約,從根本來說,這種法律上的保障說到底也只是一個表面的、膚淺的技術問題。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後的今天,現在我們已經能夠很清楚的看到這一點,這個社會只要還有特權凌駕於法律之上,法律就只是一紙空文。事實上,這一點早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就已經清楚地顯現出來了。在八十年代初期,當中國的個體經濟打破國有經濟的壟斷像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市場上時,特權階層就已經通過權力對資源的壟斷來不勞而獲謀取巨額私利,形成了龐大的“官倒”集團,這也是中國官場最早形成的大規模公開腐敗的雛形。“官倒”不但擾亂了物資在市場中的正常流動,還嚴重阻礙了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場官倒和特權猖獗泛濫的結果,直接導致了1989年春夏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生反官倒、反腐敗的民主運動,這場民主運動最終在6月4日被暴力鎮壓了下去。

“六四”鎮壓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向全國人民承諾:一、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要把清理整頓公司作為懲治腐敗、解決分配不公問題的一項重要工作,切實做出成效來。二、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首先從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組成人員做起。三、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固定供應點的所有食品一律按市價、按市民定量供應;價格從經營業務接受物價、工商部門的監督。四、嚴格按規定配車,禁止進口小轎車。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組成人員一律使用國產車。五、嚴格禁止請客送禮。六、嚴格控制領導幹部出國。七、嚴肅認真地查處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別要抓緊查處大案要案。

但是,一個不受監督和約束的權力是不可能會從歷史的經驗中去真正吸取教訓的,在沒有外力的推動下,體制內部更不可能會有洗心革面的政治體制改革。在以韜光養晦的經濟改革取代了人民呼籲的政治體制改革後,房地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高速發展,成了地方政府實現GDP快速增長、加快擴大財政收入的共同捷徑,也造就了大批中國式富豪的誕生。與此同時,房地產業和基建項目也成了官場腐敗的催化劑和製造官民對立矛盾的主要源頭,社會財富分配不公進一步加劇。由於各級政府和官員從中都有巨大利益可圖,發展房地產業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已經成為政府推動經濟虛假繁榮的最主要手段。但是,這種依靠房地產的快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量投入刺激的經濟發展,從長久來看,一定會嚴重損害中國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將會成為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的沉重經濟負擔和歷史的包袱。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個正式成員。應該說,這是中國又一次經濟騰飛和發展的巨大契機。但是,一個缺乏監督、不受外力制約的權力在特權和腐敗的壟斷和把持下,人民沒有話語權,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沒有惠及普通民眾,國家也沒有融入國際社會的文明之中,相反貪污腐敗官員和不法分子及其家屬卻帶着大量贓款走出了國門,遍布全球。國家加入世貿時的莊嚴承諾沒有兌現,但權力無知和貪圖的野心卻已經膨脹到了極點,修憲後不久就與美國高姿態地極度對抗形成貿易戰,終於在政治上、外交上、經濟上遭受多重緊逼,步入內外交困、孤立無助的困境,自己把自己打回到萬劫不覆的麥城邊緣。

今年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現在再從中國和古巴兩國修憲作為起點,來剖析這場改革開放的成敗得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場轟轟烈烈的經濟改革由於缺乏相應的政治體制向民主化的深化改革,經濟的發展非但無法帶動社會取得長足的進步,反而嚴重加劇了政治上的全面腐敗和社會的不公,將中國的矛盾向更深層次轉化。審視40年經濟改革發展的歷程,現在我們已經完全看到這些無法隱藏、不可勿視的嚴重負面狀況是:政治上決策失誤浪費嚴重、貪污腐敗猖獗、權力全面回歸到獨裁專制的局面;法治上普遍出現司法不公、冤假錯案遍地、有法不依、蔑視人權狀況泛濫、司法腐敗嚴重;經濟上依靠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刺激、拉高經濟增長;依靠廉價勞動力大量出口拉動經濟,這兩者在腐朽的政治、法治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使得經濟泡沫越來越嚴重,人民生活負擔沉重,內需疲軟,資源消耗浪費驚人,財富分配嚴重不公,稅負沉重,出現民營中小企業破產潮、外資企業加速撤走的衰敗局面。在自然資源和環境上,河山破敗,大地、水源污染,天空霧霾肆虐,自然資源頻臨枯竭;在社會公德上,醫院、教育成為謀財的利器,社會誠信普遍喪失,市場上假貨、有毒有害食品泛濫,毒奶粉、毒疫苗時有所聞。這些負面狀況對中國現在和未來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這些年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成為中國社會長久的、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在這種人怨天怒、維穩壓力日益加大的情況下,修憲所傳遞出的一個強烈的信號,那就是國家又將從改革開放回歸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專權封閉的時代,完成一個代價無比巨大的悲壯輪迴。

由中國40年經濟改革的成敗得失可以看到,只要古巴在政治改革上沒有邁出堅實的步伐,那麼現有制度下依靠修憲來保障經濟的發展,最終得到的也只能是曇花一現般的虛假繁榮。中國經濟改革40年的沉重代價,已經可以成為古巴制定改革開放政策,用來吸取教訓的一部鮮活的歷史教科書。

可笑的是,在經濟改革徹底失敗後再想通過修憲來重塑個人的威望去挽救危局,那麼這場修憲本身就已經陷入了無法自拔的尷尬和矛盾之中:一方面權力肆意違背憲法,使得憲法既保護不了公民的政治權利、人身和自由權利,也保護不了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另一方面,權力自身卻想通過修憲讓至高無上的權力終身製成為合法化,讓憲法保護權力長盛不衰。但是,這種邏輯上的悖論註定不可能成功,既然憲法如同一張廢紙無法保護人民的權利,又怎麼能保得住領袖的權力?歷史上一個比較接近的例子就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曾經也被“莊嚴”地寫進了黨章,但他最終得到的結果又是如何?

今天,再提到修憲,再提到重塑個人崇拜和獨裁專制,其實這些問題的根源並不僅僅出自個人對於權力的貪圖和野心,而更在於那個滋生產生個人崇拜和獨裁專制的那片土壤、那個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專制政治制度本身。

今年中國和古巴兩國政權的修憲,彷彿也成了錢鍾書筆下的《圍城》。古巴共產黨望着城外的美景,羨慕不已,想通過修憲打開國門走出圍城,實現渴望已久的經濟騰飛。而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之後,又從經濟騰飛的巔峰輪迴到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的全面潰爛,政權又一次面臨執政危機和分崩離析的困境,也想通過修憲,再築起城牆,以重塑個人的執政威嚴,來重溫中共的執政權威,回到那個事實上早已不可能再回去的時代。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後的今天還會發生,只能說明這個國家的災難還只是剛剛開始。

The Economist在文章末尾,引用了古巴現任領導人的一段講話作為總結:

“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在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上稱:美國的貿易禁運,是古巴經濟艱難掙扎的根源。這情形,就如作家奧古斯托·孟太若索(Augusto Monterroso)所寫的一行字小說《恐龍》(El Dinosaurio)中描述的那樣:‘當他醒來時,恐龍還在那裡。’(When he woke, the dinosaur was still there.)其實,這句話同樣也適用於共產黨自己。”

的確,只要權力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本質不變,再怎麼改革,再怎麼修憲,都無法擺脫這種困頓的局面:一覺醒來,那頭“恐龍”依舊還在那裡。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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