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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引發抗戰和抗戰中的「紅色代理人」(上)

1945年張治中與毛澤東的合影

“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果然勝利被等來了,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給他守衛的,這就是解放區,就是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我們保衛了大後方二萬萬人民,同時也保衛了這位‘委員長',給了他袖手旁觀、等待勝利的時間和地方。”

這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070-1071頁上的話。

然而,僅僅靠毛澤東的“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地雷戰”、“地道戰”等,是阻擋不了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者的,也保護不了蔣介石“委員長”,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

我們說,實事求是,不僅僅是一個人應有的態度和品德,也應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必須具有的態度和品德。沒有這個態度和品德,撒謊,只能被歷史恥笑。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有名的戰役是2400多場。除“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打的外,其餘都是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軍打的。面對面戰死在抗日疆場的國民黨將軍,有206人。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軍中,陸軍犧牲、失蹤者,共3211419人;空軍犧牲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兩萬五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一萬多名青年軍官,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從山海關到上海會戰,從武漢會戰到歷次大會戰和大戰役,國民政府軍中,成連、成營、成團甚至成師壯烈犧牲者,不可勝數。

顯然,毛澤東向我們這些普通百姓,撒了一個天大的謊。毛澤東撒的這個謊,以至出生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相當部分人,不知道抗日戰爭真相,都以為蔣介石和他的將軍們,躲在峨眉山,等待摘抗日戰爭的“桃子”。

“盧溝橋事變”,是中國全面抗戰的標誌。毛澤東當時在陝北,雖然完成了共產黨內部的統一,但只有幾萬人,而且陝北是一個很貧困的地區。“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開始大聲疾呼:我們是兄弟,是自己人,我們不能打了。敵人來了,我們要“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毛澤東此時的表現,與他後來“解放戰爭”時“宜將乘勇追窮寇”的那種斬盡殺絕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毛澤東在喊,全國有許多人在喊,連蔣介石的內部也有人在喊:自己人、兄弟之間,不要打了。國際上的反法西斯同盟,也希望中國人相互之間不要打了。張學良又戲劇性地搞了一個“西安事變”,於是抗日統一戰線形成了。毛澤東北方的軍事力量,編成了國民政府第八路軍;南方的游擊隊,編成了國民政府的“新四軍”。毛的軍事力量,從被“圍、追、堵、截”的“流寇”,變成了合法軍隊,但真正的指揮權,還在毛澤東手裡。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毛澤東和他的軍隊,可以安身立命了。

1945年,八年的抗戰終於結束了,從戰火中走過來的中國人,疲憊不堪。人們開始清點各自隊伍中的人數,那位“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的蔣先生,那位走出峨眉山,準備摘取抗日戰爭勝利果實、摘取“桃子”的蔣先生,犧牲了三百多萬將士;毛澤東呢?他的隊伍英勇殺敵,積極抗戰,從幾萬人,“抗”出來了一百多萬人的正規軍和二百多萬人的民兵。抗日之後的毛澤東,完全可以與蔣介石抗衡了。於是,有了後來的“三大戰役”,有了後來“百萬雄獅過大江”的輝煌氣概。

毛澤東也並不是不抗日,《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地雷戰》、《地道戰》等影片,雖然有點藝術加工,但大多還是有事實基礎的。毛澤東除了領導這些“人民戰爭”之外,可稱為“戰役”的例子,幾乎沒什麼。“百團大戰”、“平型關戰役”,本來也是可以寫一寫的,但彭德懷、林彪這兩大元帥,後來又是毛澤東的死敵,又怎麼好寫呢?更何況,“百團大戰”的發起,並不是毛澤東的本意,完全是彭德懷那個“冒失鬼”搞的,暴露了毛澤東的力量,搞得高舉抗日旗幟、大喊“團結抗日”的毛澤東哭笑不得。抗日期間,毛澤東的主要做法是:深入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給群眾洗腦,時刻不忘、時刻準備,消滅一切“反動派”。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和實際做法,在《毛澤東選集》有關抗日戰爭的篇章中,表現得很清晰。

“7.7”事變66周年的時候,台北高調舉辦“抗戰真相攝影展”“抗日戰史研討會”,馬英九郝柏村分別出席致詞。馬英九表示“中共紀念建黨九十周年,要求實話實說,我建議抗戰歷史,也應該就事論事,實話實說。”還鼓勵大陸觀光客“多看特展,就知道抗戰究竟是誰打的。”郝柏村更直白“結果他們抗戰了沒有?‘平型關’‘百團大戰’是他們認為最了不起的貢獻,如此而已,從整個抗戰來說,不及百分之一。”“甚至他們說抗戰是毛澤東領導的,這是撒天下之大謊。兩岸假定說是有軍事交流,我覺得其他交流都是假的,真正的交流就是客觀公正面對抗戰歷史。”

關於“7.7”,台灣教科書是這樣寫的:“民國26年7月7日晚11時,日軍於北平盧溝橋一帶進行演習,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吉星文團長嚴詞拒絕,日軍惱羞成怒,發動突襲,國軍守土有責,奮勇還擊。”這是很準確的事件經過描述,可惜談的是結果,沒有交待原因。但台灣史學家披露,國軍和日軍都上了共產黨的當,因為“盧溝橋事變”根本就是中共華北局一手導演、製造的“戰爭引信”;道理很簡單,中日兩國都反共,只有幹起來,共產黨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陝北一坐穩,大力宣傳蔣介石不抗日,鼓動青年學生起來鬧事,最後爆發“西安事變”寫下民國百年史,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頁。

王力宏《建黨偉業》就有演到這一段。“西安事變”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格局。毛澤東見時機成熟,民氣可用,密令華北局搞事,乘夜綁了個日本兵,引誘日軍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讓國軍誤以為日軍開槍,一個“惱羞成怒”,一個“奮勇還擊”,八年抗戰於是開打。

關於“7.7”事變的根由,還要追溯到李鴻章1901年簽訂《辛丑和約》,同意拆毀大沽炮台,駐兵北京至山海關一帶;這個不平等條約,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必須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訂平等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止。歐戰德皇退位撤兵,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放棄沙皇舊約。西方列強逐漸與民國友好,節制行動。只有日本擴大侵略,製造局部軍事衝突,意圖蠶食華北。國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後簽訂了《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是“9.18事變”後續,熱河戰役、長城戰役的停火協議,全文如下:一、中國軍隊即刻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一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遵守第一項規定,不再越過上述“撤退線”繼續追擊,並自動回到長城一線。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根據這些局部協議的施行細則,日軍在百人以下的軍事調動,以及不開火的小規模軍事演習,不需要通知地方當局。盧溝橋守軍深夜聽見鞭炮聲(龍王廟三發槍響)卻沒有日軍演訓的消息,同時又得到日軍搜查宛平城的情報,誰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將軍”罵名,心一橫就打響了。日軍也冤,人丟了還沒找着,百人以下的軍事行動又不用照會,二十九軍居然開火,“下克上”痼疾發作,事變迅速擴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軍部決定增兵“膺懲暴支”。

再來看日本方面,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詞:“1937年7月7日晚10時40分許,日本步兵第一連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北平西南12公里盧溝橋北側,永定河左岸荒地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搜查失蹤士兵)。演習結束後,在河畔龍王廟方向突然響了三發槍聲。隨後清水節郎中隊長等人,看到在河畔和盧溝橋城牆之間,有人用手電筒發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隨即判斷中國士兵用暗號互相聯絡。”看,這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在兩軍之間的特殊活動?日軍在城外找不到失蹤士兵,才堅持進入宛平城搜查,聽見槍響,越發擔心,當時已是深夜,中國駐軍拒絕要求,於是發動炮擊。

吉星文是中國抗日戰爭名將,1937年7.7盧溝橋事變中,指揮第29軍219團在蘆溝橋抗擊日軍二十餘日,開始中國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吉星文少年時期立志效族叔吉鴻昌之為人,當兵報效祖國。1922年隨族叔吉鴻昌參加西北軍,累升至營長。1933年長城抗戰中因功升團長。1936年調守北平西南的宛平縣。1946年改任第77師37旅長。1949年渡台。1955年任澎湖防衛副司令。1958年晉陞中將,任金門防衛副司令。5月28日,於金門炮戰中被解放軍炮火擊中身亡。吉星文死於823炮戰,這是歷史的諷刺。西北軍一向左傾,馮玉祥、楊虎城、傅作義皆然。他的族叔吉鴻昌是共產黨員。劉少奇是中共華北局書記,最後被毛澤東活活整死,化名骨灰“劉衛黃”。

可見,歷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上述,主要來自以下三個資料:一是當年那個被綁走的日本兵,1960年代在雜誌作了一個訪談。他說是晚飯後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裝土匪,事情過了放他回去。在那個臉譜化的時代,認為是日方脫罪之詞,無人理睬。二是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電視台播出《社會觀察》專題,含蓄地承認了這個史實。原來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是老地下黨,他侄子在節目中回憶“當時張克俠接到頂頭上司劉少奇命令,認為北平的態勢敵弱我強,應該主動出擊,就爆發了7.7事變。”三是延安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蘇聯一倒台,檔案全解放。當年蘇共是老子黨,中共是兒子黨,老子怎麼看兒子,比兒子自己說的准。這些內幕一抖出來,大約80%中共黨史都要改寫。

英國作家張戎、哈利戴通過閱覽被蘇共解密的檔案資料,了解並披露了大量中共黨史中的真相,其“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的章節“紅色代理人引發中日全面戰爭”,很值得中國大陸的讀者重視。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月底,日本侵佔了華北的兩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蔣介石沒有對日宣戰,他還不想打一場全面戰爭。實行蠶食政策的日本在這時也沒有計劃把戰火引向華北以外的中國 大陸。

可是,幾個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戰爭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響了。這既不是蔣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這時在上海的駐兵情況是:根據“1.28人停戰協定,中方只駐有“保安隊”,日本約有三千海軍陸戰隊。日本在八月中的計劃仍是“陸軍僅派至華北”,“勿須陸軍出兵上海”。

《紐約時報》駐華記者阿本德事後寫道:“當時記者報導時都說是日本人進攻上海,事實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沒有估計到,在長江下游會有敵對行動。……對在上海打仗,他們幾乎完全沒有準備,遲至8月13日,他們在這裡的部隊還如此之小,18、19日的時候差點被掃進江里去了。”阿本德看出來,“有那麼一個精明的計劃要打亂日本把戰火局限在華北的企圖”。他說對了,是有這麼一個“精明的計劃”,但他沒猜到這是誰的計劃,他以為是蔣介石的,其實是斯大林的。

對斯大林來說,日本迅速佔領全華北是對他的空前威脅。日本大軍現在完全可能北進,沿着幾千公里的邊境線進攻蘇聯。斯大林已經宣布日本是蘇聯的頭號敵人。現在,他起用了一個長期潛伏在國民黨高層的紅色代理人,在上海引發中日全面戰爭,把日本拖進廣大的中國腹地,離蘇聯遠遠的。

這個代理人就是張治中將軍。(待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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