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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軍和日軍合作換武器 在抗日中發展壯大

中共長期以為對中國百姓進行洗腦宣傳,把自己裝扮成抗日救國的「中流砥柱」。其實中共起家就不光彩:從靠共產國際輸血到靠燒殺搶掠,又搞走私等。抗戰時則靠國民政府養活,還有所謂「特貨」貿易即買「鴉片」,賺取經費。

據黨媒《黨史縱覽》披露,抗日戰爭期間,中共皖中“抗日根據地”與日軍達成以糧食換武器和軍需物資的協議。網友大呼上當“年輕的時候學的到底都是些什麼啊”。中共長期以為對中國百姓進行洗腦宣傳,把自己裝扮成抗日救國的“中流砥柱”。其實中共起家就不光彩:從靠共產國際輸血到靠燒殺搶掠,又搞走私等。抗戰時則靠國民政府養活,還有所謂“特貨”貿易即買“鴉片”,賺取經費。

1955年10月,毛澤東周恩來、廖承志在中南海會見日本恢復日中邦交國民議會議長久原房之助(網絡圖片)

新四軍與日軍簽貿易協論:糧食換武器

據2012年第11期《黨史縱覽》刊發文章顯示,1941年底,中共皖中(皖江)“抗日根據地”在遭到日軍經濟封鎖後,食鹽、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異常短缺,各種軍用品更為緊缺。

為了打破這種不利局面,新四軍七師和皖中(皖江)區黨委確定了皖江地區經貿工作的指導思想,即穩定金融,繁榮經濟,對內自由,對外管制,打破日偽軍封鎖、掠奪和壟斷決定成立皖江貨管總局,統一管理皖中(皖江)根據地的禁運物資。

貨管總局成立後,將汪子東開設的利記雜糧部在無為、巢縣、安慶三地採購的大米全部扣押,並規定根據地糧食全部禁止外運,迫使汪子東與其日本顧問、利記雜糧部副經理楠木重椿與中共談判,雙方達成以糧食換武器和軍需物資的協議。

網友“深夜一隻貓”在博客上大呼受騙,“看到新四軍和日方糧食換武器,我剛才有點不敢相信,查了一下,我哭了,我的“韶華”虛度啊,年輕的時候學的到底都是些什麼啊,我如何方能不負韶華”。

中共發家的經費來源多涉醜惡秘聞

中共長期以為對中國百姓進行洗腦宣傳,把自己裝扮成抗日救國的“中流砥柱”。其實中共起家就不光彩:從靠共產國際輸血到靠燒殺搶掠,又搞走私等。抗戰時則靠國民政府養活,還有所謂“特貨”貿易即買“鴉片”,賺取經費。

陸媒共識網4月份刊文,盤點中共起家及建政前的經費來源,罕見披露一些歷來被中共視為禁忌的秘聞。

一、中共早期由共產國際扶養被操控搞暴動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政權和已解體的前蘇聯,均是以馬列主義為宗的紅色政權。文章指,“中共早期,不應否認共產國際援助”。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要“將紅色旗幟插遍全球”。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分部,自然是其援助的對象。

文章舉證說,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陳獨秀報告中稱:“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1931年6月22日,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供詞:“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相當)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裡……”而更翔實的考據,不僅在中共,在共產國際均有相關記錄。

外界周知的是,中共靠暴力起家,搞暴力也需要錢。文章說,根據中共黨史學者楊奎松的考證:以1927年為例,莫斯科在國共關係破裂後對中共暴動的支持態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共黨史上有名的大行動均獲其資助,如上海工人武裝暴動、開辦黨校、湖南農運、秋收暴動、建立軍隊、南昌暴動、京漢粵漢鐵路罷工、廣州暴動等均有詳細數額列載。

文章還指出,因為把控了“錢袋子”,蘇聯對中共具有強大操控權(如兩度撮合爭議盈天的國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對確立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導有重要一票、毛澤東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顧忌……。

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聽命於共產國際的“國中之國”蘇維埃政權,與中華民國對立。《九評共產黨》書中如是說:中共是靠吸蘇共的奶水長大。“其實,從中共成立之初,就是蘇俄的亞洲中國支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賣國政黨。”

二、與共產國際內訌籌款包括燒殺搶掠和走私

文章說,1927年7月寧漢合流,國共關係徹底破裂,中共轉入地下,形勢不妙,中共對俄援的要求也明顯提高,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嚴厲批評中共不斷要錢,中共與共產國際為此發生衝突。

中共不得不自己籌款。周恩來1927年5月秘密組建軍委特務工作科,特別任務之一就是籌款。

據稱,對紅軍如何籌款,陳毅曾寫了一篇文章有詳細說明: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項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時可以叨光敵人輸送一部分來。

籌款的秘訣限期三天讓商人代表自行攤派;對地方豪紳的勒款,就是估量豪紳的房屋的價額,貼一張罰款的條子,如可值一萬元則貼一百元,余類推,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一棟屋以示威。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

還有就是稱為“挖窖”,即將豪紳藏在地下的現款挖……“紅軍一到他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牆壁內、室內之低洼處,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試探一下。有時用一盆水傾在房內,某處的水先浸沒,則可查知該處土質松疏,從那裡挖下去,每每得到現款或金銀首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着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

而且,還會以“獎勵來報告土豪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的方式”,常常很有效。

文章還提到毛澤東兄弟共同走私籌款的秘聞。1930年5月後,毛澤東在江西創建“國中之國”紅色政權,打下漳州,繳獲105萬大洋。錢交給中央銀行首任行長毛澤民。毛兄弟千方百計“把蘇區出產的桐油和鎢砂走私到國統區賺錢。”

三、抗戰期間:經費來源多樣化但主要靠國民政府養活

文章說,1937年後,國共密切合作,至皖南事變前後,國民政府曾撥發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相當數量的軍餉。實際上,早在1937年初,蔣介石就開始向紅軍提供軍費。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繼續向紅軍提供軍費。至1937年7月,國民政府每月向紅軍撥款約30萬元。但此時的經費還不是由國民政府按照軍隊編製和統一規定正式撥發的,而是實際由國民政府提供、形式上從地方領取的帶有臨時性質的“暗中接濟”。

1937年8月,國民政府開始正式向中共軍隊提供經費。國民政府的軍餉實際發放到1941年初,即皖南事變前後。八路軍每月領取軍費數額不少於60萬元,新四軍軍費每月最初約為7萬元,後為13萬元。除常規性經費外,國民政府還曾根據中共要求和作戰需要撥發給中共一些臨時性補助、善後費和獎勵。據1938年7月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的電報指出,蔣介石每月撥給八路軍60萬,新四軍13萬。據194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指出,蔣介石每月撥給中共73萬元,八路60萬,新四軍13萬。

文章說,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中央停發軍餉,繼而對邊區進行封鎖,中共財政經濟陷入了極大困難。籌款方式開始多樣化,指早期就重視籌款的周恩來,通過黨產公司“以錢生錢”,上海赫赫有名的廣大華行就是黨產公司之一,此外南方局情報部長劉少文等人創辦了一批黨產公司,一邊收集情報,一邊賺錢。“這些黨產公司就是黨的提款機,要多少給多少,不打收條不記賬。”

文章提到中共還搞所謂“特貨”貿易即“鴉片”,賺取經費。

阿波羅網白梅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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