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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營? 回看1956:交出你的財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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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上海召開工商界家屬代表會,聆聽有關領導宣講社會主義改造的意義和政策。從照片上可以看到,與會者的穿着依然留有“舊時代”的痕迹,不失雍容與華貴,而她們的臉上卻分明流露着對“新時代”的茫然與忐忑。 照片來自新華社

1956年的上海,如果什麼地方傳來鑼鼓聲,那麼多半是因為“公私合營”了。這年的木牌銷路很好,大家都把門口的牌子,換成了“地方國營某某廠”或者“國營某某廠”。

上海的大潮來得算晚的,在這一年的一月15日,20萬軍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慶祝北京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即公私合營)全部完成,緊隨其後的,是上海、天津、廣州、武漢、西安、重慶、瀋陽等大城市以及50多個中等城市。

所謂“公私合營”,即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按照1956年高潮時的政策,國家對資本主義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並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也就是說,公私合營後,每年企業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為分紅,期限20年。根據當時的情況,這一定息不但低於多數企業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 1966年9月,國家停止發放定息,公私合營企業最後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按照現在的觀念,等於一夜之間私人股份被收歸國有。

上海的“公私合營”是在1956年全部完成的,但開始則始於三年前的1953年。這一年,中央下發了《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並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成為總路線的重要內容之一,而“對資改造”最重要的實現形式就是“公私合營”。具體負責這一工作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在向中央的口頭報告中提出,“上海是重點,可多搞一些”。“今年進行公私合營工作的重點應在上海,其他地區則可少搞一些。因為上海是全國經濟的心臟,對全國影響也大,各地資本家也都是看着上海的,因此,上海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一定要穩重,並希望從上海取得一套工作經驗。”

1953年底、1954年初,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影響下,不少私營工業企業及企業主主動提出自願合營要求。從1953年底到1954年3月15日,共有316家私營工業企業向政府部門表示了合營要求,符合政府部門計劃要求的有93家,其中不乏一些甚具行業代表性的著名大型企業。如大隆機器廠、上海水泥廠、浦東電氣公司、華生電器廠、信誼藥廠、新亞藥廠、中國化學工業社、大中華火柴廠、廣勤紗廠、三友實業社、大中華橡膠廠、美亞綢廠、章華毛紡廠、景福衫襪廠等等。一些企業在一次申請沒有批准後又接着申請,以致終於被列入1954年擴展合營。如廣勤紗廠早在1953年12月6日股東會通過爭取公私合營決議後,次日即由董事長攜三位股東會代表前往華東紡織管理局面陳合營請求;之後“因時隔已久”,又在1954年7月16日再次正式備函呈請市紡織工業管理局,請求早日批准公私合營,終獲允准。

為什麼“資本家”們這麼積極?根據當時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的歸納和總結,“資本家在對待公私合營態度方面就已經申請的資本家而言,動機不一,有的是認為遲早要合營,看風使舵、遲走不如早走,爭取趁頭班車;有的看到別人申請,自己不申請不好顧面子;有的是通過申請進行試探;有的認為申請也不一定選到他,投機取巧;有的看到工作組或派員下廠,認為政府已看準,敬酒不吃吃罰酒不漂亮,不如早申請;有的企業困難,希望通過公私合營,渡過難關;有的企圖趁機放包袱。”

除了這些外,開始於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也對“資本家”們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據記錄,運動中工人店員揚眉吐氣,對資本家呼來吼去,揭發檢舉此起彼伏。資本家則人人自危,紛紛“坦白”做交待,許多人主動低頭認罪爭取過關。上海在“五反”運動中,四個月自殺企業主及家屬就達到了876人。巨大的壓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繼續經營的信心。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以及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由於資本家階級已經被列為社會主義革命要消滅的對象,因此無論他們對於合營是持什麼樣的態度,其根本的動機毫無例外的都被認為是出於私心的。如果積極擁護合營,有可能被認為是以積極換取政治資本;如果消極對待,就很容易被認為是唯利是圖;如果是抵觸甚至反對,更會被認定是落後、反動。如某機器廠資方為高級統戰人士,對公私合營求之不得。工作組即認為其是“要求合營是表示進步,以進步來取得黨與政府信任和鞏固其地位。所以想處處走在別人前頭。這樣,既有地位又克服困難,真是兩全其美,名利雙收。”

擴展公私合營中企業選擇的主導權始終掌握在黨和政府的有關部門手中。只要企業被有關部門選中,資方以及私營企業最後終究會“自願”走上合營之路。

上海永安百貨公司是1955年自願要求公私合營的,他們的“自願”有着非常實際的動機。1953年起,政府對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糧食、食油、棉布等都進行了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在批發貿易中,國營商業已經基本上代替了私營批發商,國外的東西進不來,國營批發部又限制數量,永安公司的貨架上很快就空空蕩蕩,無貨可賣。1954年相比上年,永安的營業額降了一多半,到1955年2月,他們連工資都發不出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永安採取了“安排與改造相結合”的辦法,扶持永安公司,永安的批購比例達到了80%,基本上納入了國家軌道。當年秋天,永安的老闆郭琳爽提出了公私合營的請求,11月底獲批。經過50多天的準備,1956年1月14日,永安宣布“公私合營”。儀式當天,郭琳爽握着公方代表的手說:“我是在向黨奉上我願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顆赤子之心。”公私合營雙方的代表、工會主席和若干員工在大門口迎候,祝賀的隊伍捧上大紅喜報,幾乎都是熱情地說:“祝賀你們一馬當先,跨進了社會主義的大門。”這一天,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門樓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貨”卸了下來,在熱烈的掌聲中裝上髙達五丈八尺的“公私合營永安公司”霓虹燈。

1966年,永安百貨改成“國營東方紅百貨商店”;1969年時再度更名為“上海第十百貨商店”;1988年,永安第三度改名,改為“華聯商廈”;到了2005年,又回到了永安百貨的店名。

永安百貨的老闆郭琳爽在公私合營後,擔任了一段時間的總經理,後來還曾擔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常委等。文革開始後仍因資本家身份遭到批鬥,1974年心臟病發作病逝。

時至今日,公私合營產生的影響,仍然存在於社會中。如數年前的“王老吉”品牌之爭,就是公私合營時非物質資產未明確導致的遺留問題。

資料來自《中國經濟史研究》、《近代史研究》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時拾史事 宋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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