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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夏:當一個國家連教育任務都是剛性的 那人性呢

多年以來,中國教育體制顯而易見的問題,從來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這些眼見而又無法解決的問題,是想不到辦法嗎?根本不是,而是這個教育體制早就淪為官僚思維,一切的改與不改,首先要考慮的是對控制權的掌握,而不是億萬民眾的訴求。

在中國,活着是一件極其奢侈極其不易的事,一個人從小就會經歷地溝油、假奶粉、假疫苗,各種假與全方位的問題,讓中國人不間斷地應對正常人類史上不曾經歷的日常災難,而最新的是“上學難”。

9月,原本是中國學生開學的季節,但對於很多地區的家長來說,這是很頭疼的事情。以最近備受社會關注的湖南省耒陽市為例,因為孩子讀書難等問題,當地家長與政府爆發了群體性事件。

從中國社交平台流傳的視頻中看,當地政府對家長們就孩子讀書難的處理,依然延續了傳統的嚴格管控模式,以抓人、打人式維穩姿態,讓這座小縣城瞬間聚焦起民憤民怨。

據了解,此次耒陽群體事件源於當地家長不滿當地政府為取消大班級,突然提出“分流”方案,要求城區所有公立學校5、6年級學生共9000多人,轉到城郊私立學校。示威者指該校收費貴、口碑差,兼且校園充斥有害甲醛氣味。

家長們在公開信中表示:將城區五、六年級的孩子整體轉到師大附中就讀,如果寄宿的話,勢必給各位家長造成極大的經濟負擔。享受九年制義務教育,是中國每個公民應有的權力。現在要求孩子們寄宿,等於變相增加家長們的經濟負擔,我們不能接受。

只會用維穩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現在耒陽城區大部分家長們的主要開銷都是在供養孩子讀書,如果再要寄宿,每個家長的都要增加負擔,勢必會導致部分孩子不能享受正常的義務教育,這和當前的國策是背道而馳的。而且,為了照顧孩子的就學,許多家長都是放棄工作陪同孩子的。如果強行寄宿,勢必造成孩子們成為事實上的留守兒童,而不能長期陪伴父母身邊。因此造成孩子的心理陰影,試問領導們自己也有兒有女的,又是於心何忍?

當正常的訴求無法得到回應時,數百上千人紛紛聚集在耒陽市街頭,對官方而言,用維穩的辦法來解決提出問題的人,而不是解決問題何以成為問題本身,歷來都是最常見的作法,因為問題的始作俑者,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政府本身。

耒陽群體事件發生後,更高級別的湖南省委省政府以及教育部先後發聲。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續梅9月6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最近湖南耒陽學生“分流”引發的情況,教育部高度重視,要求當地教育部門配合當地政府採取有效措施,儘快解決問題。續梅稱,減少、化解大班額的任務是剛性的,方式方法上是因地制宜、積極穩妥的,希望當地高度重視,在確保學生利益的前提下,積極穩妥地推進這項工作。

很顯然,不管從教育部,還是當地政府表態來看,就耒陽家長們提出對大班額的質疑,對政策的理解是有誤不全面的,即,政府所做的這些事情從全國大方向上宏觀層面是正確的,然後才是具體解決這些問題的技術問題,態度問題,是否考慮積極穩妥。

教育部發言人還強調,大班額在對學生身心健康、教育教學品質、安全隱患方面的危害有目共睹,消除大班額工作要綜合施策,一方面要通過新建改擴建學校,整合資源,增加學位,緩解學位緊張;另一方面要加強招生管理,均衡配置教育資源特別是教師資源,把鄉鎮學校、薄弱學校辦好,防止學生集中在個別熱點學校。

應該說,耒陽事件是近些年中國讀書難、讀書貴的最明顯寫照,而所有的難點都是由上層政策產生的。在中國全國範圍內,近些年干最多的是:剷除農村教育,合併中小學校,明令禁止民辦學校發展,這三件運動搞得如火如荼。

作用只在讓領導看起來舒服

一個最直接的感受是,這些政策設計的初衷,從來都不是為孩子考慮,從來都不是站在家長與現實角度出發,也從來都不是從更好的服務更人性化的教育考慮,而教育部的一句“減少、化解大班額的任務是剛性的”就能簡化了涉及到的所有人的現實,這樣的野蠻行為,難怪在全國引發一片罵聲。

正常來說,教育資源應該如何分配?教育資源應該怎樣結合當地實際?教育體制改革應該如何讓大多數人支持信服?這些最本質最關鍵的問題,教育部似乎從來不去思考,僵化畸形的體制機制早就讓教育部成為既得利益群體,因而,政策的關鍵不是讓孩子與家長滿意,而是讓領導看起來舒服。

用野蠻、粗魯與獨斷來解決大班額問題,只是中國教育弊端的一個環節,更大的問題還在於戶籍制度讓絕大多數人無法在城市裡讀書,刻意把教育分成不同檔次,以至於絕大多數外來務工子女,只能寄人籬下,無法享受到城市教育資源。

多年以來,中國教育體制顯而易見的問題,從來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這些眼見而又無法解決的問題,是想不到辦法嗎?根本不是,而是這個教育體制早就淪為官僚思維,一切的改與不改,首先要考慮的是對控制權的掌握,而不是億萬民眾的訴求。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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