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劉強東在美國遭到了埋伏。
這個埋伏可能是小埋伏，也可能是大的埋伏，小埋伏是一般的仙人跳，訛一筆錢而已，可能幾十萬美元，也可能幾百萬美元，就像訛特朗普的「風暴」艷星丹尼爾斯，大的埋伏則可能是在股市上對京東做空的機構做的局，背後的陰謀則將是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
目前這兩種可能性都有，甚至小埋伏可能被做空機構利用成為大埋伏加注做空。
劉強東可能對美國這個社會缺乏一些常識性的了解，不知道美國其實是一個對男人非常不公平，十面埋伏，到處是陷阱，危機四伏的社會，縱使你有錢也無法任性，這個是和中國最大的區別。
不要說在社會上了，即使在一個美國家庭，男人的地位也是最低的。通常是孩子的地位排第一，老婆第二，阿貓阿狗第三，男人只能是墊底的。不知這是文明的進步，還是退步，總之，在美國社會，男人是沒有地位的。所以在美國，作為一個男人，必須得非常謹慎，否則很容易掉進法律為你設下的重重陷阱，而且一旦掉進去，很難爬出來，即使爬出來，也傷痕累累，苦不堪言。
美國社會是一個非常考驗男人智慧的社會，因為美國林林總總的法律太多，也太複雜，你可能一不小心就違法、犯法甚至犯罪，而且你甚至根本還不知道是如何犯的。
劉強東犯的錯誤，是一個出身於苦大仇深家庭背景的人極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教父」馬里奧·普佐說的：「不要讓女人左右你的思維。」
他恰恰被嚴重左右了。
無事不可膽大，有事不可膽小，此話在美國也是金律。
美國是個法治國家，在美國犯事的代價很大，成本很高，一般的人不敢輕易越雷池犯事。但是犯事了，也不可膽小。劉強東犯事後可能由於膽小，亦或計較，亦或僥倖，亦或中國式思維方式的緣故，錯失了一個從犯事到報警這段時間的最佳封口期。
也就是說，在警察到來之前，他應該冷靜，有足夠的時間和做局者達成交易封口。做局者無非是想敲詐他的錢，並不想讓他真的入獄。以他的身價，應該先以錢封口，再從長計議，而不是等待警察來時以身試法。一旦警察出現後，封口則再無從談起了。這本來是一個最佳的擺脫危機的時機和方式，卻被他白白地錯失良機。
由此可以肯定地是，劉並不關心特朗普這個人，更不會關心他的推文，更更不會關心特朗普與「風暴」艷星丹尼爾斯的封口費官司。如果他稍加關心，稍從特朗普這個老奸巨猾的老狐狸身上學到一點智慧，也絕不至於到身陷囹圄的地步。所以，人啊，尤其是有錢人，一定要關心政治，不能說劉不關心政治，但是他所認知的把資產全部交公的中國政治與美國政治完全是兩碼事，一個是牛胯，一個是馬胯，扯不到一起去。
這也是中美的貿易問題很難談的原因，你跟老美談政治時，它跟你談經濟，你跟它談經濟是，它跟你談政治，牛胯常常往馬跨里扯，而且扯得很兇。
回到正題。既然劉錯失了黃金自我救贖期，沒能與做局者達成封口協議，還有一個挽救危機的辦法，就是找中間人去談和解，撤案！這個方法雖然有一定的風險，但是絕對值得一試。
在此我以20多年前我在波士頓親身經歷的一個案子為例來略加說明。
劉案事發後，我看到一些在美國的華人律師說，劉案不可能撤案，根據我自身的經歷，這是可能的，並非絕無可能，要知道任何事情皆有可能。
20多年前在波士頓，因為一些瑣事與一起租房的一個女子發生爭執，該女子說要報警，我說你報警吧，我做了什麼值得你報警呢？結果此話激怒了她，她撥打了911，房東見情況不妙，按下了電話，殊不知房東這是犯了一個大的錯誤。在有人撥打911時，是絕對不能干預的，否則警察局會認為這邊出了重大的刑事案件。
在不到三分鐘的時間裏，三輛閃爍着警燈的警車就停在了樓下，一下子衝上來八個彪形大漢的警察。警察很快了解到沒有生命的威脅，只是雙方的爭執，但是沒有料到的是該女子向警察說我打了她。這事情來得如此突如其來，並無任何心理準備。
警察聽說後，要把我帶往警察局，我申訴說根本無此事。但是非常無奈的是，這已經進入了程序，警察是按程序來操作了。警察說，我們也不知道，也無從查證，這不關他們的事，但是如果她指控你毆打了她，我們必須帶你去警察局，明天由法官來解決。
對此的任何解釋、申訴、不服、反抗都是多餘而蒼白的。於是被帶到警察局，正面和側面的照相，然後關進了拘留所。拘留所只有一個馬桶和床鋪，四面透風，再無任何東西。
想必東哥關進的拘留所也是此等裝備，不過與東哥不同的是，沒有穿囚服，可想而知東哥穿了囚服的情況還是要嚴重一些。
好不容易熬過了拘留所的慢慢長夜，夜裏連一床毯子都沒有。第二天被帶上法庭。法官問我有無律師，我說沒有，法官說如果沒有律師，可以為我指定一個律師，並且是免費的。我說好吧，我接受指定的律師。於是法官為我指定了一個律師。我的律師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的一個小伙子，可能找這種義務的工作以積累經驗，這種案子對於律師來說實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一般稍有名氣的律師不會接這種案子，撈不到什麼油水。
律師有了，然後法官宣佈了釋放我的禁制令，禁制令有許多條，首先我得從那個公寓裏搬走，必須得保持和原告200碼的距離，不得給原告打電話，不得攜帶槍支刀械、不得喝酒、離開波士頓要告知警察局、等待，一系列的等等。然後，我被釋放了！
在東哥這個案子裏，許多人認為釋放了就是沒事了，其實遠遠不是，只是法官視案情的輕重，讓你回家呆着，免得浪費社會的巨大的資源，等候發落而已。等候檢方檢控你的程序而已。而我被告知，如果我違反了禁制令的任何一條，將會被重新逮捕並遭重罰。我的護照並沒有被警察局或法院沒收，說明並沒有限制出境。
據說東哥被限制出境，則肯定意味着護照被沒收。
我問律師，這案子有多嚴重。他說可能沒事，也可能很嚴重。我告訴律師，所謂的打人一事完全是虛構的，根本無此事。律師說問題就在於取證是很困難的，因為只有我們兩人在場，並無證人。我無法證明沒有打，她也無法證明打了。那麼法官將案子交給陪審團去斷案時，極有可能出現不利於我的情況。
更何況檢察官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檢察官檢控的案件越多，他/她的每年的業績會越好，業績越好，向上爬的機會越大。所以檢察官會把你往死里整。想想搞特朗普的特別檢察官穆勒也是如此，莫須有的都會拿出來，對總統尚且如此，更何況我等鼠輩呢？
先簡單介紹一下陪審團。在英美法系裏，決定你是否有罪的並不是法官，而是陪審團。這種小案子的陪審團一般由6-12人組成，其成員來自社會的普通公民，無論是二傻子還是社會的精英人士都有機會成為陪審團成員，每個被歸化為美國公民的移民都有機會被挑選成為陪審團的成員。陪審團的成員大多數甚至可能都是法盲，沒有關係，法官會引導他們在法律的範疇內判案，一旦偏離了方向，法官有權糾正，會告訴適用的條款，法官就是擔保陪審團不走偏。
陪審團制度聽起來很幼稚，但是卻是避免司法腐敗的利器。你可以收買一個法官，但是不可能收買一群互不相識的陪審團的成員，何況陪審團成員都是臨時產生的，案子結束則解散，你都不知道要收買的對象是誰。
但是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傑斐遜說的，陪審團制度是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一道緩衝器。也就是在人民的面前，國家的公器不是那麼地強勢，是人民對政府制衡的一種方式。即使發生判決不公正，人民不會感覺到這是來自政府公器的力量，因為陪審團的成員直接來自公民自身。
那麼律師為什麼說陪審團的判決可能對我不利呢？因為陪審團的成員可能有一半甚至超過一半由婦女組成，而婦女儘管社會地位很高，但是被歸為弱者的。
陪審團會從基於保護弱者的角度出發做出不利於我的判決。
我問律師有沒有行之有效的辦法來化解。他說很難！好了，牛逼的律師牛就牛在這裏了！他說除非有人遊說她撤案，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他其實無意中回答了你的問題，但是聽起來卻沒有任何不妥，他無需負任何責任。他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其實是在告訴你這是可能的，只是看你去如何運作而已。
正如特朗普的前律師科恩關於艷照門封口費一直說不清道不明，而朱利安尼這個大律師一下子就說清了。律師其實說得很明白了，只要原告撤案，我則會轉危為安。
在東哥的案子裏，我聽到一些華人律師說無法撤案，我想言之過早，並非絕對不能撤案。
此時我才體會到什麼是一線生機。由於我必須在距離原告200碼以外，甚至連打電話都是違反禁制令的，但是如果我不去找她談判，連這一線生機皆失，打破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冒險找她談判。於是我冒着再次被逮捕的風險去找她談判，我首先坦誠認錯，然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指出互害對誰都沒有絲毫的好處。人性中都有惻隱之心，尤其是女人，她接受了撤訴的建議，條件是只要我不反告她誣陷。我給她立下絕不反告的字據。
在那年10月的印第安之夏，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一天，距案發大約有半年多的時間了，這天是第二次開庭的時間。她在法庭上承認我當時並沒有打她，只是擔心我情緒激動會打她，所以報警。
檢察官是一個40多歲臉龐非常削瘦的女人，對了，中文裏有一個字來形容就是，刻薄，刻薄，刻薄，重要的詞說三遍，她聽了怒不可遏，說要繼續起訴我。但是，但是，我的律師，那個畢業於哈佛法學院的小伙子立即站起來，向法官陳述，裏面的法律詞彙艱深晦澀，如聽天書。
法官聽後，終於舉起木槌，然後砸下，這是一記實錘，錘打在那個刻薄的檢察官的臉上，這一錘對我而言則是銀瓶咋破水漿崩，法官宣告我無罪釋放，不留案底，但是，但是得交150美元的銷案費，銷案費不交，永不銷案。我以最快的只恨老娘少生兩條腿的速度去交了銷案費。
終於又是一個自由人了！
此案給我最大的教訓是，永遠不要與女人去爭辯，因為構成男女的大腦結構，大腦的邏輯思維，理智與情感是完全不同的。也但願此案能給東哥一點啟示，爭取通過談判讓對方主動撤案。
不要輕信不可能，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的內心已經接受不可能，否則就是可能的。
虎落平陽，落井下石的人居多。每個人的一生都會面臨種種困境，只有靠智慧才能去破解困境。裝逼只會使困境變成囚徒的困境。
而對於東哥這樣的唐僧，出現在面前的每一個妖精，都可能是一個局，滴落下的每一滴淚都可能有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