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米和他的家人
一
上世記現代物理學最後的一位通才——美藉意大利裔科學家費米（Enrico Fermi），在核子物理研究領域乃是堪與愛因斯坦比肩的奠基人，也被詡為自伽利略以來意大利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在中國，愛因斯坦早為婦孺皆知的標誌性人物，而費米作為華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者李政道的導師，其人與貢獻卻鮮為人知，其中原因究竟何在？有時我突然想到，這是否與費米曾經的一段「叛逃」經歷有關？
1938年費米攜妻、兒赴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獎儀式結束之後，卻與全家人悄悄坐船跨越大西洋，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繼續他的研究生涯，把自己的才華奉獻給彼岸自由與人類和平的偉大事業。上世紀40年代初，在美國以原子彈研製為目標的「曼哈頓計劃」中，費米以僑民身份忝列主要領袖之一（另一位是奧本海默）。但費米投奔美國之前，即是羅馬大學名教授兼意大利皇家科學院院士。
費米是土生土長的意大利人。若按現今炎黃子孫的說法，費米的祖國培養了他，也給了他不菲的回報，包括名譽、社會地位和經濟收益，費米卻背棄了自己祖國。說得準確一點，也許這就是「叛國」。中國作家王蒙認為：祖國就是母親，母親即便錯打了兒子，兒子也不該記恨他的母親。更何況費米的祖國母親，並未打擊或迫害過費米。
二
詩人張耳直言指陳：「王蒙是個優秀的奴才」。不過在我看，若稱之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也許更確切。回到正題上來：費米為什麼要「叛逃」？二戰爆發前，愛因斯坦作為猶太人，是因為感受到納粹極權主義制度巨大權力的壓迫，不得已逃離美國。這與中國鋼琴家傅聰、小提琴家馬思聰的「叛逃」頗為相似。那麼費米究竟為何「叛逃」呢？許多人認為原因在於費米太太蘿拉是猶太人，在意大利受迫害無法生存，才迫不得已選擇了逃離。此一說法，至今在網上流傳，其實純屬牽強附會。墨索里尼政權後期，對猶太人的排斥是受納粹德國的推動而形成的，這一點在費米太太所著《費米傳》中有很清晰的描述。1954年費米因病逝世後不久，費米太太在丈夫身前好友的建議與推動下，寫成《費米傳》一書。《費米傳》的中文譯本有兩種，最早是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3年譯本，另一種是大陸何兆武先生的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手頭的一本即香港版。
《費米傳》的文字客觀真實，行文質樸而傳神。費米太太不懂高能物理，所以凡涉專業的有關陳說，都由費米的朋友審閱後才定稿。通常為自己親人立傳，多有為尊者諱的遺憾，或者乾脆欺世盜名、掩蔽事實。但這本《費米傳》絲毫看不到對費米的刻意頌揚。事實上費米是世界上稀有的物理學天才，任何人為添加的溢美之詞都是多餘的。《費米傳》內容顯示，在希特拉權勢向意大利滲透之前，未見墨索里尼政權對猶太人的迫害。少女時代的費米太太在與費米第二次見面前，費米太太是這樣陳說自己作為猶太人的家庭：
那時我們一家計劃到法國白朗峰沙蒙尼去度夏。我的父母親之所以決定到國外去玩，是因為當時外匯的匯率很合算。我們領取護照並無困難，父親是海軍軍官，很有點兒勢力，旅館房間也訂好了，於是便收拾行裝。……
同在《費米傳》中，費米太太回顧起1938年底，全家人在駛往紐約的輪船上，費米太太當時的思緒是：
……戰爭終於到來，意大利在最後一瞬間離棄德國而投向向西方的一切希望終成泡影。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結合了起來，意大利等於德國的一個省份。但法西斯還在抵抗全盤的納粹化，保留着自己面目的一部分。德國的佔領造成大部分意大利人的悲劇，對於意大利的猶太人，這種悲劇尤為迫切而直接。有的猶太人逃入意大利的山裏，有的徒步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比較安全的瑞士集中營。……許多老年人自以為有年齡為保障的，結果都被德國人抓了去，送入苦工營和瓦斯室。
這些是五年後的事。我在離開意大利時幸而並沒有這種悲劇的預感。……
這表明，在費米全家逃離意大利之前，儘管費米太太是猶太人，但把費米一家「逃離」的原因，歸結為躲避墨索里尼政權的排猶，其實是捕風捉影。
三
費米的「叛逃」，純屬費米「個人行為」的選擇，而決定這種行為選擇的，是費米的價值判斷。當然，費米也可以在獲諾貝爾獎以後，選擇繼續留在墨索里尼統治的意大利、繼續留在羅馬大學從事核子物理研究，乃至率領他的團隊製造出第一個原子彈讓整個世界大吃一驚。然而，費米偏偏作出與此絕然相反的行為選擇。什麼是個人行為？個人行為即個人有目的活動。上世紀奧地利學派的旗手米塞斯，在其經典名著《人的行為》中指出：
……行為將意志付諸行動，並將其轉化為一種力量，是瞄準目標和目的，是自我對刺激及其環境條件做出的有意義的反應，是一個人為適應決定其生活狀態的宇宙所作出的有意識的調整。
美國學者卡拉漢（Gene Callhan）沿米塞斯的思想，將人的行為概括為人出於對自身處境的不滿，進而作出的行為選擇。英國哲學家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則將人的行為解釋為：行為人用「應然」（what ought to be）替代「實然」（what is）所作的努力。費米全家告別意大利和羅馬大學。次年加盟芝加哥大學，主持代號為「冶金實驗室」（實為原子能反應堆）的實驗。當然這是費米個人行為的一種選擇，是出於一種不滿所引起的個人行為。費米的個人行為，取決於費米對兩種社會制度的價值判斷與比較。歐洲科學家通常很少與太太談論政治或社會制度，與中國科學家們政治上老成的夫人們相比，費米太太顯然幼稚得多。費米第一次到美國的大學作演講是1930年，此後又分別在1933、1935、1936、1937年來過美國。費米太太在書中回憶：
每次回去後，他都更喜歡美國，對美國人的了解也更深，同時他也有機會可以從外邊來看意大利和法西斯主義。這種整體的透視，是在裏邊的人所看不到的。
每次回去之後，在他未沉浸於工作而忘記一切之前，他總是談起要移居到美國來，要離獨裁而到民主制度下來生活。我卻總是反對。
在赴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獎的前一年，費米太太對丈夫的價值判斷有了進一層了解。她指出：
費米對於法西斯的各種花樣和標語都不大理會。有一次，他對法西斯所表示的輕蔑頗使我吃驚。那是1937年9月的事情，費米剛從美國回來。和他同行的有出生於瑞士，定居在加里福尼亞，後來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費立克斯‧布洛策。
費米、布洛策和我一起坐我們的車到弗羅倫斯去，這時我們的車已不是小寶轎，而是較為堂皇的奧古斯達了。沿路的法西斯標語雖然還未因希特拉的訪問而刷新，但仍然從殘舊的農家牆上映射出來，十分耀眼。
我的兩位同伴大聲地讀出了那些標語，並加上他們的評語：
「墨索里尼永遠正確；廢話！」
「作戰是必要的，戰勝更必要；廢話！」
費米太太由此清晰感覺到費米的「不滿」。造成費米「不滿」的原因，不是因為住房，不是因為貨幣收入或名譽、社會地位等原因。追根溯源，費米的「不滿」，出於對自己所處社會制度的價值判斷。這種不滿，又是費米採取個人行為的動力源——要想改變「不滿」狀態，唯一出路是靠個人行為的選擇。對自由民主社會與極權主義社會兩種制度，已形成價值判斷並已作出個人行為選擇的科學家，當然不止費米一人。在離開羅馬啟程赴斯德哥爾摩之前，費米和他的朋友們有一次小型聚會，費米太太在書中的回憶流露出淡淡的傷感：
大家都知道這番離別的意義，但都不願意說出來。這是12年來他們合作的結束。他們這群人都離散了。自從賽格勒於1936年到巴勒謨去，拉賽諦又到美國作較長期的逗留後，在羅馬就只剩下了費米和亞瑪律第。……到伯克萊加州大學去參加夏季研究會議的賽格勒，在看出意大利演變的趨勢後，已決定不再回來，並把他的太太和一歲大的孩子都接了去。
拉賽諦靜靜地在找歐洲以外的工作，他終於在1939年7月離開意大利，到加拿大魁伯克的拉弗爾大學當物理學教授。……
四
極權主義制度下，統治者寧可置民眾生死於不顧，也不會放棄對核武器的研製。這是維護極權制度的重要手段。為此目的，他們需要收買一批科學家，並設法讓他們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核武器成功製造的後果，導致極權主義者因看到自己的強大而變得更加有恃無恐，並依仗自己的軍事實力強行推銷極權統治的「正當性」，也使被奴役的民眾永無出頭之日。作為納粹德國的盟友與附庸的法西斯意大利，倘若二戰後期在費米糰隊的努力下造出原子彈，對人類自由與和平的事業，將是一個巨大的威脅。此時作為傑出物理學家的費米，大概也難逃為虎作倀的罪行。
對於一個邪惡、強大的極權主義政權而言，個人行為的最優選擇就是逃離。林肯說：「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善於選擇和善於放棄。」費米的逃離，恰恰是把個人選擇與放棄結合起來，由此為人類自由與民主的制度作出了巨大貢獻。如果無法逃離，起碼也不能助紂為虐，從而使極權主義者更加有恃無恐。當然，如果對某種政權或社會制度缺乏明晰的價值判斷，也就無法正確作出個人行為的選擇。由此看來，費米「叛逃」的行為正當其時，也順應了天意。任何人只要腦子沒進水，都應當為費米的「叛逃」高聲喝彩。
永遠懷念費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