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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仲維光:淚灑何處咒此生

————憶老友甘鐵生

甘鐵生的生命最過人的特點係,他的性格始終係鮮明的、有力度的。他會給每一個認識他的人,每一個領域中的朋友都留下極有特色的印象。正因為此,我覺得他的悲劇在於,他生在了一個他所不認同的社會,在一個不接受他的制度中生活,卻要尋找位置,這如何唔係悲劇,不會夭壽。

甘鐵生(作者供圖)

七月十七號,友人從北京傳來消息,五十五年前,一九六三年相識、相交的清華附中老友甘鐵生,於十八點五十二分離開了這個世界。

人有悲歡離合……但係天人一別,對生者卻係撕心裂肺,哀慟逾恆,讓你痛到麻木;和你關係密切的親友讓你再次深切地體會到離別對於生命的意味——我們再也不可能相逢、相聚,一起面對人生、人世間的各類問題,面對各類美景,各類困苦……。一切的一切,從今後只有在夢中!

1.

我和甘鐵生在清華附中唔係一個年級的,他比我高一級。六三年我上初三的時候,他考入我們學校的高中。就在那年秋天我認識了他。

考進清華附中的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係國家的棟樑,未來將會創造出一番事業,一番如同教科書上記載的嗰啲名人那樣的貢獻,或係科技發明,或係雋永的文學、藝術創作。但係,就在嗰個年代——六十年代初期,學校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未來對於每一個孩子來講,首要的係必須追隨一貫正確的共產黨,做共產黨指定的革命事業的“革命接班人”。為此,大約從六二年開始,鋪天蓋地而來的係革命教育。

那時的革命教育使得學校大力推動朗誦背誦革命詩歌。而我就在這濃烈的革命詩歌的氣息中認識了甘鐵生。

那年,他所在的高一第一次在我們學校舉辦了詩歌朗誦比賽。我從初二開始,就一直大量摘抄、背誦賀敬之、郭小川等人寫的各類革命詩歌,所以當然特意去了他們比賽的現場聆聽觀看。甘鐵生參賽朗誦的係“雪松”。到如今我還清晰地記得那天晚上,站在台上的甘鐵生的神氣、聲音。他精瘦的、充滿稜角的臉上,兩隻眼睛木雕一樣地渾圓突出,講它有神,它卻沒有光澤,講它沒神,它卻讓你感到,它在空中穿過不受任何東西的干擾,也不和任何東西交往。既好像“係”卻又好像“唔係”性格使它如此。沒有人能夠講清楚究竟係咩導致它如此。

這個感覺大約貫穿了我一生對甘鐵生的迷惑,看來有性格,卻又沒有性格的光彩,看來沒性格及才華,卻又有如此的傲然不群。嗰個年代把握不住這一切的我們這些少年,最後只有把“機會主義”這個詞送給他,和他聯繫在一起,叫他“甘機”,而甘機這個綽號伴隨了他一生。這個綽號竟然如此廣袤,因為它聽來竟然還有“干雞”的意味。所以一經叫開就再也沒有人去細究這兩個字的意味,甘機實實在在地成了他的符號。

我相信,凡係他的朋友聽到甘機,就立即會想到嗰個嘻嘻哈哈,沒心沒肺的甘鐵生,這個甘機,很多時候甚至讓人感到在社會的巨大的起伏中他有些沒情沒義、寡廉鮮恥。可你無法講清那係他的錯,還係社會的扭曲,係他對社會的報復,亦或不得不如此。

六三年初冬的甘鐵生,雙眼的眼光凝結在空中,字,沒有標點符號般地一個一個地噴吐出來。因為我抄寫過這首詩,所以沒想到會有人以這種方式朗誦它,於是這詞句及聲音就更深刻地記憶在了我的腦海中,至今還能夠複述出不少:

“沿着邊疆的小路,

複員隊伍走上了山崗,

朋友啊,

你看山峰又高又陡,

你背着行李已難行走,

為何還背着這盆雪松,

你講這盆雪松嗎?

它唔係普通的一株雪松……”

我清楚地記得,那次朗誦會的另外一個極具特色的朗誦聲音。我的乒乓球隊的隊友——張開顯。他和甘鐵生係一個班的,那天他朗誦的係張萬舒的“黃山松”。開始兩句:

“好!黃山松,我大聲為你叫好,

邊個有你挺得硬,扎得穩,站得高;

……”

他竟然在靜場幾乎半分鐘後,突然從腦後拔起來一聲由低走高的“好嗷……”的長腔。然後水銀瀉地般地灑出來九個字,“黃山松,我大聲為你”,緊接着又係一個拖長的“好”。隨後猶如機關槍一般地噴射出“邊個有你挺得硬、扎得穩、站得高。”……

如此不尋常的朗誦……雖然當晚的競賽甘鐵生和張開顯沒有得獎,可這兩個城裡考來的學生也讓大家開了眼。而甘鐵生也用他那獨特的朗誦聲音和腔調,致使我不僅從那時就認識了他,而且那晚他的朗誦,詩句的韻律,甘鐵生的在台上的表情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深處,我甚至在朗誦會後就能夠惟妙惟肖地模仿出甘鐵生的朗誦,讓聽到的人叫絕。這個模仿也伴隨我到今天。但係我卻沒想到的係,那首詩的所謂審美口味,竟然如此深切地融化到了甘鐵生的血液深處。這個本來唔係共產黨血統的甘鐵生,一生的文字及情緒特點,竟然永遠地被禁錮在那類詩詞中,嗰個共產黨真理部鍛造的文學傳統中。此後的一生,無論甘鐵生在政治上持咩觀點,無論他係痛恨還係無可奈何地躋身於共產黨社會中,無論他係在民間文學、地下文學階段,還係在官方的刊物中,他的語言和精神其實都散發著那首“雪松”的氣息,嗰個共產黨的文化及時代的氣息。這係讓我聽到甘鐵生辭世的消息後,我的悲痛充滿糾結的原因。那道帶有毒刺的繩索,終生捆綁在甘鐵生的靈魂上,混合在血液中在他的全身遊盪。它讓我悲痛欲絕,卻哭不出聲來,讓我空對星空,卻不知哭向何處!

2.

實在講,甘鐵生在清華附中唔係一位才華出眾的學生,而係掙扎在跟隨者的隊伍里。可係就我的了解,和我們這些人不同,他其實一直志在文字及人文學科,而唔係理工。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對他來講似乎係個解脫,在同輩的同學中,他在文化革命中的聲譽及活躍程度遠過於前三年正常的上學時期。

清華附中的文化大革命係從一九六六年的四月開始的,那時候伴隨姚文元對於海瑞罷官的批判,伴隨林彪推出的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以一小部分幹部子弟為主的學生對於已經極左的校領導提出更極左的要求及批判。所以我們這些平民子弟自然就走到了一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到清華附中井岡山兵團來。現在想那係因為清華大學蒯大富的女友劉剛所致,她係我們學校高六五六的學生,因為和老蒯的關係,也因為出身好,係我們這派的掛名頭頭。而這就讓我們這派也沾上了中央文革的邊。

那係大約十點多的樣子,戚本禹和王力來到了我們的宿舍樓。一樓有一個里外間的辦公室,在嗰度我們附中井岡山的主要人員,還有臨時召喚來的一零一中的造反派組織,以任功偉為頭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那係我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離見到“中央首長”,我的幾乎可稱為小老鄉的戚本禹。對於我這個孩子來講,他那時年輕,只有卅六歲,可講係儀錶堂堂。他和王力一起來的,可聽他講話,看他的神氣,王力倒似乎係他的助手。所以我那時很有幾年真嘅係很佩服戚本禹。

那晚,最出風頭的係任功偉,因為在擠滿了人的兩間加起來也就四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間中,居然只有他能夠有條不紊的侃侃而談,並且在談話中提到了聯動們提出的我們這代人廿年後的對抗問題。我疑心這看來很有遠見的考慮也打動了戚本禹。為此,從那晚開始,我們清華附中的造反派就和一零一的有了緊密的聯繫。而這個聯繫我也想不起來為何從開始就係由我來參與運作的,或許可能係我和師大女附中的史保嘉在那時認識,而由她通向了一零一中,以及城裡的很多學校的人。而史保嘉係我在大學的范希安嗰度認識的,范希安係我們學校六二級的,六五年考入大學。由於他曾經也在學校乒乓球隊,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妹妹范希芸跟我一班,哥哥范希明係我校六零級學生,六三年考入清華大學,一家子清華附中,一家子清華大學,係清華附中的標杆性的學生。文革開始後,他負責大學井岡山的中學部,我經常到他們嗰度去拿各種材料,為此也認識了徐一飛,以及師大女附中的史保嘉、潘青萍和戎雪蘭。

就在六七年初的那一段,我逐漸認識了越來越多的城裡學校造反派的人,尤其係在四月三號中央文革講話後,在中學出現了四三、四四派後。因為那一段時間,很多學校的四三派的負責人甚至處於被隔離審查,被整肅狀態。究竟為何清華附中井岡山的對外聯繫,竟然幾乎都係通過我,現在回憶大約就係因為大學范希安負責的中學文革辦公室。通過他們,我認識了很多中學各派的人。

甘鐵生在文革中的活動跨越出清華附中,我諗應該係通過我,至少係和一零一中的聯繫。現在回憶,我認為最早係女一中高三的一位認識我的女孩子,到清華附中找我,我不在,甘鐵生接待了她。後來他們自己有了直接的聯繫,我那時疑心甘鐵生對她產生了好感。

六七年夏季,由於各地武鬥加劇,出去串聯的人重新又多起來,學校里無事,於是大家開始讀書、討論,消磨時間。大學造反派的頭頭蒯大富的好友北航的韓愛晶也在和地院的朱成昭對峙中開始越來越多地考慮未來問題,他在中央文革的所謂接見中談過幾次,受到江青們的重視。如係,韓愛晶甚至為此和我們這些孩子,中學造反派座談過幾次,部分係為了了解老紅衛兵們的思想動況,從而了解中央的動態,部分也係交流思想。這個交流的對象自然包括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任功偉。因此,這個考慮未來,以及開始讀書傾向,在我們這群無學可上的孩子中開始蔓延發酵。

我記得到六七年春天開始,我們這個經常來往的四三派群體除了師大女附中、一零一中的外,已經包括五中的何玉舟、八中的華友群,卅五中的常汝奇、郝仁,六中的李豐、女八中的周虹、外院附中的楊志栓、廿八中的王宇、侯英等。我由於在附中搵唔到其他人可以和我結伴參與這個交往,於是揾到甘鐵生,他對此很有興趣,也就此走出了校門。由於任功偉那時候可講係核心人物,所以甘鐵生也從此和一零一中的聯繫開始密切起來。

六八年四月,四三派一周年的時候,我們覺得所謂黨內鬥爭更加激烈,於是我和甘鐵生,以及其他同學一起討論總結起草了一篇中學運動的七十一個為咩?嗰個時代流行的係,邊個能夠搶在黨內鬥爭的風頭上發表些東西,未來受到中央的肯定,邊個就能夠及時擴大個人及組織的影響。為此我們的這個討論稿連夜由甘鐵生總結出來,並且大家一起抄寫成多份大字報。就在嗰個周末,甘鐵生和我,以及三四個別的同學,蹬着平板車,拉着幾桶漿糊和寫好的大字報、大標語進城,一夜間在東西單,東西四等幾個主要地方貼出“中學運動的七十一個為咩”,以及相當數量的大標語。第二天清晨六七點鐘才返回清華附中。在回程的路上,有同學蹬着平板車幾乎就睡著了。甘鐵生和我則都屬於那類精力充沛的,永遠不知疲倦的人,我們一路講笑讓大家免於睡着。

那篇“七十一個為咩”,不談內容,單就影響來講,應該講係甘鐵生第一次在社會上產生相當影響的文字。還不僅如此,這篇文字可以講係甘鐵生六六年參與文化大革命以後,我諗他自己也會覺得的係最重要的一篇文字。在我看來,從那時起他就已經可以被稱為那幾年的文革中,一個派別中最重要的寫手了。就我對他的了解,他也係希望得到這個承認。

3.

六八年春天后,學校中的派斗更加激烈,甚至開始了武鬥。當然我們也就更加閑散。已經兩年沒有課堂學習,大家都開始考慮未來以及自學。當然對於未來的考慮及自學都離不開社會現實,離不開派斗。最早考慮這些的係最早被排斥出運動的,早期充滿野心地到處進攻,迫害“階級敵人”的老紅衛兵。因為出乎他們所料的係,竟然只有四個月,到六六年十月他們就被打到舞台下面、出局了。所以從中學到大學,考慮未來的那時只有他們,而且也只有他們有嗰個所謂的底氣來考慮未來。出身不好的人那時考慮的只係如何避免直接的、眼前的迫害。而後來,六七年下半年開始考慮的所謂未來兩派人的對立問題,其實也係被迫做出的反應。因為對於平民子弟來講,他們不僅有受迫害的經歷及記憶,而且潛意識地意識到自己唔係“親兒子”,沒有本錢和嗰啲佔有血統優勢的人對抗。儘管如此,他們當然也不會甘願束手就範。

對於未來的考慮,到六八年春天已經開始成為時髦題目。記得有一次到師大女附中去,朋友告訴我地下室的大會議室中,老紅衛兵,幹部子弟鄭中偉正在主持舉行一場關於未來的兩派的討論會,來晚的人只能夠擁擠在會議室門外。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四三派的活躍分子六八年夏季也從專註於派斗轉向了思想交流。

那年夏天,可以講以一零一中的任功偉及其組織中的核心人物,如包國路,即後來的作家柯雲路等人為主,開始組織周末娛樂性的聚會,聚會的地點在頤和園、香山,以及城裡的各個公園等公共場所。現在想來這大約就係當年北京中學生沙龍的前身。

我和任功偉的性格先天不合,我不喜歡那樣的講嘢氣質和表現的人,此外坦率講,大約受了上學時的潛意識的影響,我不大看得起一零一中,乃至四中的學生,認為一零一的太假正經,四中的則太市井氣;一零一中的學生被徹底地裝在了盒子中,四中的則係在市井衚衕中。前者造就的係牢牢地被栓死在社會中的部件,後者的校風則造就了一批混跡於社會的高手。為此報考高中的時候,我和班裡五六個相好的同學報考志願中填寫的都係第一志願清華附中,第二志願四中,第三係一零一中,很有些疏狂宣示的意思。這個睇法一直存在到後來的潛意識中。北京的中學,當時我只看重師大女附中。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甘鐵生和任功偉的交往已經開始比我更為緊密。那年夏天,任功偉通過甘鐵生邀請了清華附中高六五六的陳麗萍,高六五五的陳淮子,初一的張欣、張力思等參加他們的不定期的聚會。這幾個人,除了陳麗萍我交往不多外,後面三個人都和我交往很多,尤其係陳淮子,係當時和我經常談論未來,所謂有相同抱負的好朋友。我現在已經不能夠清楚地回憶起當時係咩心理極為輕視他們這個活動:係完全不看好任功偉及一零一中的所謂有為青年們,還係對於自己的朋友被自己看不起的圈子吸引感到被冷落了,亦或只係不經意的調侃?總之係“無心插柳柳成蔭”。在我和我的同班好友,也係高中及文革時的室友高嘉琳閑聊的時候,隨手從那時正在批判卅年代的“二流堂”的文章中拈來,戲稱任功偉組織的這些人的團體為“二流社”——意思係他們的談論及品味還不入流。而這個標籤也就真嘅一直貼在了他們這個群體,以及他們那年夏天的活動上。卅多年後,甘鐵生耿耿於懷地在文字中提到,我刻薄地給了他們這個綽號:

“真有意思!今日接史保嘉一電話,講美國來一朋友,欲與當年的參與‘二流社’的人聚一聚,聊聊當年的情景。嗨,看來還係有人對這些陳芝麻爛穀子感興趣!我不免有點像打了嗎啡一般來了精神。

提起所謂的“二流社”,我至今也不明白它究竟係怎麼回事兒。我只記得,當年跟仲維光(即綽號“洋人”的朋友)聊天時,聊到當年的各種沙龍,我大言不慚地對我接觸的這幫朋友推崇了一番,洋人,這個個性尖刻的傢伙,略有貶斥地嘲諷道:“哼,二流社!”似乎從此,二流社的名字就不脛而走。如今,很多人在考證嗰個風雲際會的年月時,竟將它抬到如此高的境界,真係有點出乎我的意外!”(引自網路上的甘鐵生回憶)

甘鐵生的記憶有誤,在這個回憶中他甚至把後來很多六九年後的讀書經歷放到了六八年。對比於他的回憶,當年外院附中的魏光奇的回憶就準確多了。魏光奇回憶道:

“1968年,北京中學生中陸續出現了啲以讀書和探討政治社會問題為紐帶的群體,也可以叫沙龍吧。我介入的一個群體被稱為‘二流社’,我至今不知道它典出何處。這係一個以‘四三派’學生為主體的鬆散群體,101中的任功偉可以算係它的核心,包國路(柯雲路)也參加過它的活動,但他與任功偉等人不和。除101中的學生外,經常參加‘二流社’活動的還有35中的郝仁、孫康、常汝奇,清華附中的甘鐵生,8中的華友群,四中的範文輝、師大女附中的李寶強等。此外師大女附中的戎雪蘭、史寶嘉、孔令姚、夏柳燕等人也參加過‘二流社’的活動。‘二流社’的活動方式係聚會討論各種問題。我記得在北海、紫竹院、中山公園都聚過,還去昌平的溝崖和十三陵水庫搞過一次郊遊。一去三天,自帶糧食油鹽,拾柴做飯。日間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兩成群,講笑唱歌,探討問題,非常快樂。“二流社”探討的多係當時的政治問題,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隊”進駐清華、毛澤東與五大學生領袖談話等等,但有時也討論理論問題。任功偉等部分活躍者曾搞過一個分工,計劃大家分別進行各個理論領域的研究,我和同學楊志拴分工研究經濟。不久大家都去插隊了,這個計劃沒有落實。……”

這段經歷,我本來想以後在寫回憶錄的時候記述,但係沒想到現在老甘竟然如此匆匆地去了。老甘在清華附中學生時代的經歷雖然似乎不很輝煌,但係如果回憶思索這個二流社的出現,他卻實實在在地係清華附中老三屆學生中的先知先覺者之一。他對於清華附中的學生走出校門,關心更多的未來及思想文化等大問題,在從六八年起到七十年代中期那一段時間,不僅在清華附中而且在北京市的老三屆學生中的影響及地位,都係相當獨特的。在文學及思想的追求方面,雖然清華附中七十年代中期後出了很多共產黨社會的著名作家,如陶正、史鐵生、張承志們,他們也都比甘鐵生有名,然而我必須要講的係,甘鐵生遠比這些人覺悟在前、追求在前,遠比他們在思想和藝術領域中涉及的問題及範圍要廣。無論後來他走出去多遠或多深。他,不過只係因為思想及出身都不正統而在嗰個社會無法發達起來。因為他所有的思想及感覺,雖然現在看來談不上深刻,但係真嘅係也足以讓他無法能夠進入嗰個變態的社會,揾到和嗰個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發生共振的位置了。

雖然如此,這個問題的另外一面也係我現在必須要講的,甘鐵生的悲劇在於,他居然終生沒有走出二流社的思想氛圍,這個二流社和那篇“雪松”一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無意中送給他們的綽號,我以為係真切的。在歷史和文化思想的歷史潮流中,我們那代人,包括這個團體,係貨真價實的“二流社”。要衝破這個“濁流”、“渦流”,需要勇氣,需要清醒的頭腦,需要敏銳的感覺與才能,即否定自己、反叛及新的認識論、方法論的啟蒙和重建!

4.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初,甘鐵生插隊到山西太谷縣,六九年四月我插隊到吉林洮安縣。但係我們走到這一步都係和六八年夏天后的思想及活動有關。而我和甘鐵生之所以終生有着剪不斷的聯繫,思想上我們彼此相信與對方永遠有着根本相通的地方,這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更因為清華附中的經歷、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

六八年夏天開始,我們那代人走向了上山下鄉的高潮。大家開始離開學校,走向社會,走向另外一種生活。從去內蒙和東北兵團開始,第一批大規模的幾乎可講涉及所有人的插隊係去陝西。由於那係過去的所謂紅色根據地,所以我們學校的老紅衛兵中的大多數人去了嗰度。也正因為如此,平民子弟大都不願意跟他們在一起,不願再看他們的臉色。而集體選擇了第二批去山西太谷。可以講我們這一派的學生大多數都去了太谷,包括我的同班同學及甘鐵生。我那時雖然因為獨子及烈屬而沒有被分配去插隊,但係因為一腔熱血,信奉年輕時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已經決心離家去插幾年隊,只不過不甘被學校隨意分配到哪兒,而係想要自己尋找一個較好的、適宜自己發展的插隊地方。為此,在他們離開北京的時候,我決定跟着到山西睇吓,而混在了他們的專列上一起到了太谷。我在太谷縣呆了三天,雖然嗰度有幾百個我們學校的學生,分散在不同的公社、大隊。但係我只去了甘鐵生所在的大隊,窯子頭公社楊庄大隊大坪甕小隊。因為嗰個時候我已經想要離開清華附中這個環境。八年的清華園的生活讓我感到,清華園的土地和空氣培育出來的係能幹的工程師式的人才,係好工具,而這就使得清華園的人缺乏思想及眼界,缺乏貫穿古今、人生的氣質。因此,從六八年秋天,我已經自覺地有計劃地要離開這個群體。而這個群體中和我還有着類似衝動,有着交流的就係甘鐵生所在的集體戶——窯子頭公社楊庄大隊大坪甕小隊的知青點的人。這係插隊在太谷的幾十個清華附中學生的知青點中唯一一個有意識地不按照黨的上山下鄉精神繼續生活的青年點。這個點的陳淮子、鄭光召(即作家鄭義)、甘鐵生,都希望除了所謂改造思想的鍛煉外,在精神和文化思想領域有更大的發展。

我跟隨他們到達太谷縣城,又搭車進入太行山深處的大坪甕。那係我第一次見到山西的縣城及農村,因此印象極為深刻。縣城不大,雖然有不少磚房及院落,但係只有很少的柏油馬路,到處都係土路。過去只有在照片、圖畫和電影中看到的太行山,如今像無邊的森林連綿屹立在眼前,汽車在山峰之間的谷地徘徊、逶迤行馳在從太行深處奪路而來的澗水的上下左右,凌厲地刺向山林深處。而大坪甕小隊就在太行深處,在只有崎嶇的山路才可以到達的半山腰。它的正下方係嘩嘩的澗水,山村不過一廿戶人家。一切的一切對我新奇極了。因為我第一次到一個縣城,第一次到農村,第一次進入太行山,第一次經歷漆黑的,除了天上的星星,只有些許煤油燈火的自然。第一次在寂靜中只有大自然的風聲,山澗的水聲,間或的鳥獸聲。它讓我感到,一個新的、陌生的,不可測的未來生活開始了。我在大坪住了兩夜然後就返回了縣城,繼續向晉南旅行。

第二次到大坪係四年後的七三年夏天。那時,經過了四年的摸索,和我那一代人,嗰啲跟着命運走的中學生不同,我們嗰個群體都已經基本上走入了自己為自己設計的生活及思想的道路,尋揾到自己生活的拍節。雖然這道路係苦係澀、係美係丑、還係變態,領略此中三昧還係幾十年之後的事情。

七三年七月,我已經離開吉林洮安縣轉回北京將近一年,有了女朋友,為此決定利用夏天到山西走一圈。我和女友還學文及卅五中初中畢業的孫康及女友周秋君結伴從北京出發,搭返回山西的運貨卡車先到了還學文插隊的大同縣,然後還學文留在村裡,爭取被推薦上大學。我和孫康、周秋君則去渾源縣,北嶽恆山及懸空寺,然後由渾源縣出發經平型關去五台山,再從五台山到太原,然後過榆次到太谷,再次造訪了大坪甕。

我們在大坪甕住了幾天。記得那幾個晚上,鄭義、甘鐵生、孫康、周秋君和我,在漆黑的屋子中,喝酒閑聊,屋外係漆黑的深夜背景下的影影綽綽水墨畫般的太行山,山谷中夜間的澗水分外喧嘩、充滿生機。我們海闊天空地議論,依然充滿憧憬,不知道正在消磨的係人生最寶貴的青春歲月。其實那時我們已經走過了不同的人生的十字路口了。我和孫康都已經轉回到了北京,周秋君正在辦理病退。老鄭在為他的女友奔忙上大學的事情。只有老甘,似乎還看不到轉變的可能,也沒有女友。但係廿多歲的我們,並沒有想到很複雜的人生,顧及到更多的悲歡離合。所以套用當時流行的術語講,那時可謂係“狗歡喜的年代”。在大坪甕我混了三天,然後和老鄭一起落山。這一次到太谷我還去了西吾,那係我在清華附中的另外一位摯友所在的青年點。然後在嗰度我和在白卷英雄張鐵生衝擊下,白白參加了考試的還學文會合,去了華山和呂梁山。

現在回想起第二次到大坪甕,那時我真嘅係不知道,嗰個歲月係一代人的悲哀,因為那係人生最寶貴的年代,最寶貴的四年,我們居然在環顧對比左右同輩及社會的時候,充滿豪氣與驕傲,以為自己充分地利用了青春歲月,超越同代人,已經走咗很遠。而那一年其實係老甘最困惑的一年,由於有了工農兵推薦上大學,有了抽調工作及回城,人生的不平等再次展開,他未來的不定數也再次展開。

5.

就寫作來講,從六八年年底到七三年夏天,那五年其實係老甘最突飛猛進的年代。他的最大的優點就係鍥而不捨地寫作,不管外界講咩。他似乎係一個寫作機器,從寫大字報開始,到寫大作文,寫革命抒情詩,寫插隊的故事,寫粉中帶黃的青春愛情故事。這也就係講,幾乎從六八年二流社開始,他就沒有停止過寫作。我相信,在我們那群中學生中當時沒有人比他在碼字上更勤奮;我更認為,老甘通順的文字,小講簡練的結構係在勤奮中、生生地硬寫出來的。

談到對老甘的文字的評價,我從來不掩藏我的睇法和評價。所以老甘如何看待我對他的創作的評價,我也心知肚明。他一定也係用“尖刻”二字。我以為,卅年後他講出“這個個性尖刻的傢伙”唔係偶然的。或許從插隊的時候,當然也可能如他講的,從六八年時我對於二流社的評價的時候,他就得出了對我的評價:“尖刻”。

最初,我對他的直言不諱的評價係,老甘,你還沒走出革命青年的氛圍,講到底還係人民文學上登載的那一類文學,也就係講老甘還沒有在精神上有我們那樣的“放肆”的反叛——從政治到個人思想及情慾。

最近這些年,偶爾認真、仔細地思索老甘如何,以及為何如此的時候,我才想到,他的出身和境遇,早就讓他明白,他沒有任何反叛的資本,也沒有能夠出格到讓人們放到聚光燈下來看的資本。任何與社會稍微異質的行為都會為他引來殺身大禍,生死危機。所以老甘其實係有意地縮在一個堅硬的思想及感情的硬殼之中,絕對不讓別人感到和想到他的鋒芒及存在。久而久之,從十幾歲開始的保護技能事實上就萎縮了老甘的感覺及思想。假作真來真亦假。老甘的人生被他的出身,被社會,被殘酷的專制定格在某個地方,被變異了。就像時下轉基因的西紅柿,不再具有多汁植物稍碰就會出水,乃至腐爛的本能,而係具有了扔到地上都會砸一個坑的堅硬外皮和內質。但係這類植物,失去了本來的味道,缺失了作為生物的植物及人的很多特質。

然而,變異歸變異,老甘畢竟係我們那批四三派平民子弟群體中的一員,畢竟在我們嗰個崇尚反叛的群體中滾過,六十年代末期後我們形成的小環境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所以老甘就係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更何況他係清華附中的學生。六三年的清華附中高中入學成績在北京市可係最高的。所以七二年開始,老甘決心要給我們一個下馬威,展示他也有寫嗰啲個讓社會感到難受的作品的能力。為此,在七二年到七三年的冬天,老甘推出了一個中篇小講,“第四次慰問”。而這也確實成為我們當時那批參與過文革的中學生、乃至大學生中最具影響力的手抄本小講了。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七三年二月左右,孫康聯繫一零一中的黃以平及其他啲人,在中關村的王一平(?)家,又係一個里外間的套間屋子中為甘機舉行了朗誦會。我記得,王一平的父親係王玖興,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的翻譯者。他家的人都下放了,所以兩間屋子中只有床和桌子等少許傢具。我們大約有二卅人擁擠在屋子裡。早來的就盤腿坐在床上,也有坐在地上的,後來的就擠在門口。甘鐵生朗誦自己的作品,大約朗誦了兩個多小時。聽完大家一起談睇法。在這部中篇小講中,甘鐵生幾乎把那幾年我們這個群體中的嗰啲駭世驚俗的行為都羅列到了小講中,把當時社會的黑暗赤裸裸地抖落出來。正統的人聽了感到震驚,因為這個寫法和事實,竟然和社會現實,人民文學幾十年來的調子和氣氛如此不一樣,這不一樣讓人強烈地感到它的乖戾。這個乖戾,據老甘講,在有文革中畢業的大學生參加另外一次朗誦會中,不少大學生聽了幾分鐘後,自我保護的本能立即發作,趕緊悄悄地走咗,以免沾染上硫磺氣,招來警察調查。然而老甘筆下的這一切,對我們這些人卻係太熟悉了,且久聞而不覺得有味,只係感到還不過癮。為此,在討論中我坦率地對老甘講,所有的人物及細節都有出處,但係你卻沒讓它們有機地融合到一起,而只係把我們經歷的一切縫了起來。此外這個縫製後的展現還缺乏美感。它講明,還需要提高藝術的駕馭能力,還需要更地道的寫作能力。

我那時還咩都沒有寫過,所以我的睇法,我諗老甘絕對不會服氣。

那次朗誦會後,我再也沒有看過他的“第四次慰問”的文字稿。據他講,他從來不傳給別人,後來銷毀了。所以現在只能憑藉回憶來談。就我回想當初的印象,我以為,八十年代初期的嗰啲所謂傷痕文學其實都沒有超過老甘的“第四次慰問”。大約也正因為這篇文字對社會係有殺傷力的,所以老甘再也沒有拿出過原文,他可能也不希望讓人們仔細去看,從而充分看到原文所具有的揭露性,反叛性,以及野性。而就這些特點來講,七六年後,嗰啲含着真理部的奶頭兒,帶着真理部的奶味兒的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和他七三年的這部作品相比,絕對係不可同日而語。因為這篇《第四次慰問》可以講係重現了民間的很多真實氣氛,並且有意識地在擯棄黨的文學傳統,反叛出當時的社會。

就七三年初時的甘鐵生的眼界、經歷,思維能力、寫作能力,無論在當時還係後來,他其實都遠過於後來成名的,我們學校的比他低一級的高二的張承志以及二龍路學校初中的王小波等人。如果從那時,他就有意識地發展落去,我認為,到他七十二歲駕鶴西去的時候,他留下來的文字就會完全係另外一幅畫圖了。可惜那從六十年代初期就滲入到他的基因的自我控制,自我消遣限制了他一生。而這其實就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講的真理部灌注給社會及後代的,被稱為“止罪”的思想基因。我感到,甘鐵生明白,這肯定會造成他死卻不能夠瞑目的痛苦,所以他後半生的歲月寧肯採取唔去看這些,他希望能夠合眼而去。而正係為此,作為旁觀者、朋友的我,又能夠講咩呢?所以後來我和他的交往只係默默地觀察他,祝福他而已。

這就係人生,老甘和我經歷的那一生一代的人生!

6.

我和甘鐵生的交誼在六八年年底插隊後的嗰啲年,不但沒有中斷而且聯繫更多,尤其係開始那幾年每年冬天回北京探親的時候。因為他住在電報大樓後面的北安里六號,我住在西單商場後的背陰衚衕,從我家到他家不到一公里,中間只有兩條東西向的街,太僕寺街和李閣老衚衕,因此很多傳閱的圖書唔係從我這兒到他那兒,就係從他那兒到我這兒。

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聽講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就係甘鐵生特別告訴我的。那時書很少,只要係書,唔係黨的知識分子主持撰寫的書,我們看到就會拚命地閱讀、傳遞、交流,力圖從中汲取到嗰個社會所沒有的知識。甘鐵生,這位文學愛好者得到了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五九年翻譯出版的《計劃時代》,作者係美國的勞文,談的係經濟問題,但係他不但拚命地去閱讀了,而且特別注意到該書談到思想和方法的變化的時候提到的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對當代人的思想及認識的影響。我還記得,那天我到他家去玩的時候,他拿出《計劃時代》對我講,這本書很值得你讀讀,你聽講過測不準原理嗎,你要好好睇吓這個注釋。嗰個注釋當時就讓我覺得好像發現一扇通向你所不知道地帶的窗戶,我如獲至寶拿回那本書,逐字逐句地把嗰個註解抄寫下來,反覆看。這個注釋讓我對現代物理學和人的認識的關係更感到奇妙。它和在那前後我得到的啲科學哲學書籍以及那時所了解到的一知半解的術語、概念一起,讓我感到,一個人如果不掌握物理和數學,就一定要明白自己進入思想研究領域談問題,係有極大的缺失及遺憾的。因為人類的智力所達到的領域中甚至可講係最重要的一塊,他並不知道。為此,我決心一定要把理論物理學完,徹底掌握了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後,再來談思想問題。而這就使我從七零年開始,從閱讀哲學等文史書籍有計劃地轉向外語和數學物理的自學。從而這本《計劃時代》,甘鐵生的建議,以及那條注釋,成為此後我一生思想發展路上永遠不會忘掉的插曲。

我從甘鐵生嗰度還拿到過不少在我們那批人中傳閱的其它的書,但係都沒有這本書給我留下的印象深刻。這本書和我從保嘉嗰度拿到的《被背叛的革命》、從潘青萍嗰度知道並且借到的《凱旋門》、《麥田守望者》、《在路上》、《帶星星的火車票》,從孫康嗰度借到的《人•歲月•生活》一樣,成為我青少年時代知識和精神追求中的無法忘卻的一頁。

除了圖書,在人事來往上,我也開始得益於甘鐵生,由於他比我更多、且更規律地回到北京,更由於他從七零年開始就不斷有作品拿出來傳閱,尤其係《第四次慰問》寫出後,他在當時北京的那群正處於無所適從的文革期間的大學和中學畢業生中聲名鵲起。三教九流的各派人士都去找他。就我所知,老紅衛兵的如徐浩淵,當時有名的拍婆子及以情色寫法而著名的景山學校的畢汝諧,以及老一代的翻譯家傅惟慈,後來的朦朧派詩人多多等都間或去他家,和他有書籍或文字的交往。我記得,好像具有收集手抄本愛好的趙一凡也去過他那兒。自然他非常小心,而沒有輕易傳出手稿,而這才使他平安活到八十年代。

我依稀記得在他家,和畢汝諧的幾面之交。第一面,甘鐵生對畢汝諧講:你要認識清華附中的漂亮女孩,就要找他了,他係我們學校的有名的“洋人”。不想第二次在他嗰度再見到畢汝諧的時候,畢汝諧一看到我,就纏上了我,講:我打聽了,你係清華附中有名的風月老手,千萬別小氣,一定要幫我介紹幾個朋友。這讓我哭笑不得,也係我人生中遭遇到的又一幕尷尬境地。

這些個往事講明甘鐵生七十年代在北京,係一道實實在在的風景。一道比嗰啲沿着真理部的階梯,在真理部的園地上成名成家的人更為靚麗、豐富多彩的風景。

7.

一九七六年之後,堅硬的極權主義的國家機器為了生存,再次把啲螺絲放鬆,重新為啲人,啲能夠順從這個制度的人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大多數人立即因應,努力在這個一時稍微放鬆一點的機器上尋求空隙,發展自己,亦或掩藏自己,匆忙從空隙中逃離。甘鐵生自然也係如此。他抓住嗰個時機不但在半地下的文學刊物上發表文字,而且也努力在官方刊物上發表。

在這一點上我和甘鐵生,以及我清華附中的很多朋友們不同,起於一九六九年的反叛和七十年代的追求經歷,已經讓我深切地明白,在這個制度的機器上沒有我的位置,甚至在這個社會也沒有我的位置,所以我沒有用我的思想和精神去適應嗰個社會,去尋找位置。這也係我八八年決定出國,出國後又立即決定,在能夠發聲的時候就發聲的原因,也係我一路走來,就係進了科學院也依然除了思想和知識的追求,邊個的賬都不買的原因。而這也係我在最近卅年和甘鐵生,保持了君子之交,來往不多的原因。因為他在嗰個社會已經有了一個似係而非的位置,部分肉體係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一九九四年、九五年、九六年,我三次回國探親,此後九七年我被吊銷了護照,而無法回國。那三次回國我都和甘鐵生如當年插隊前後一樣,吃吃喝喝、嘻嘻哈哈、無所不談。

九四年我們一起去白洋淀參加回憶插隊時情況的座談會,九五年他給我介紹文壇動況,並講自己寫出了一部超越昆德拉的書,我對此並不認真。因為無論我如何評價昆德拉,我知道昆德拉嗰啲作家係有傳統的作家,和我們這兩代徹底地由真理部培養起來的,基因已經癌變了的作家、知識人不同,那係一種你可以評價、可以認真討論的文字及文學。可這兩代大陸所謂文人,如果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精神及知識結構的癌變,沒有從根本上一招一式地重新演練,那所謂的文學基本上都係東拉西扯。但係儘管如此,我不認為甘鐵生比王朔差,更不會不如張承志。相反,單從我前述甘鐵生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及七十年代的經歷就講明,他和張承志們不可同日而語,因為他身上唔係徹頭徹尾的極權主義真理部的子宮中帶來的氣息。雖然他在嗰個社會似乎也揾到了位置,可他係庶出,唔係在共產黨的子宮中坐胎的文人。

在我看來,雖然八十年代甘鐵生在嗰個社會中揾到了位置,讓他甘心在縫隙中發展生存的同時,但係也讓他停滯下來。他為他的生存付出了代價。二〇〇〇年他出版了《1966前夜》(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並且立即送給了我一本。但係這本四十萬字、五百廿頁的長篇記事小講,這個甘鐵生親身經歷的歷史故事,他卻沒有寫出特色和深度,讓人感到這個題材非他莫屬。在我看來,這本書甚至遠遠沒有達到一九七三年他所寫的《第四次慰問》的深度和廣度,看不到任何他所特有的渲染氣氛的筆力。時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甘鐵生的筆,他的腦力的激蕩,似乎沒進反退!這真嘅讓我不解、困惑。因為我知道他唔係一個沒有能力的人,至少他看到的、了解到的、感覺到的,他都能夠把它們各自清楚地描述出來、縫補起來,款款地重新講述出來。可係這一次,時過廿五年,和《第四次慰問》不同,如此精彩的一個題材,他卻呈現出如此一本沒有靈魂,沒有色彩,沒有讓社會產生有感並且關注的書。

如此一個好的題材,如此一個精彩的經歷,為何得到如此的結果?

仔細思索,突然我發現這本書的封底推介它的文字似乎非常講明問題。出版社在扉頁上講甘鐵生這本《1966前夜》係:

“第一部有實力挑戰《青春之歌》;

第一部以“文革”前夜青年人行為狀態為描寫對象;

第一部以可考證性新聞體為寫作方法的長篇小講。

故事從焦灼的65年夏季開始……”

這個評介肯定係得到甘鐵生首肯的。但係在我看來,這樣的評價介紹就根本的審美、思想及歷史,以及文化問題的認識來講,究竟係褒揚還係貶義係很值得思索的。

我認為,這樣的評價根本就係置這篇小講於死地。因為《青春之歌》根本唔係小講,而係宣傳手冊。那係按照真理部要求,編好了革命程序生產出來的所謂小講的範本。這部政治領先、貫穿一切的作品可講係廿世紀極權主義社會中的所謂“文學”代表作,係開啟假大空年代的典型的意識形態化的文藝宣傳物。

甘鐵生的這部《1966前夜》出版於二〇〇〇年五月,甘鐵生係可以要求出版社唔好咁寫的。無疑,他認為如此評價係他的光彩,至少可以增加銷路。至於其餘那幾句評述,都可講係不倫不類只有嗰個社會才會有的講法。如果倒退卅年,七十年代初期的甘鐵生,我相信,如果你講他的作品堪比《青春之歌》,他一定認為你係在罵他。所以顯而易見,在新世紀到來時,在嗰個社會暫且揾到了自己位置的甘鐵生,無論審美趣味,還係對自己寫作能力的期待與追求上,都有些麻木,甚至可講係大大地退步了。

一個甘鐵生這樣的人,在艱苦的七十年代初期,節節進步,當社會有了所謂改革開放的時候,卻反而步步萎縮,這究竟係為咩?甘鐵生的案例唔係個案,事實上,它讓我們看到,七十年代末期後,所謂改革開放年代,無論就問題的提出,對過去的質疑,反省,對於未來的追求,那類所謂思想解放運動都沒有任何新的東西,都可講係一種繼續萎縮。它甚至根本無法和五十年代蘇聯的解凍文學相比。

如係而已,否則不可能在二〇〇〇年的時候,還在一個揭示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小講上,用導致文革發生的《青春之歌》做標杆。

我和甘鐵生有着近半個世紀的交往,我非常了解他的不足,但係也更非常了解他的特長。這本《1966前夜》讓我心疼。如果他發揮了寫作《第四次慰問》的勇氣,以及文字上的努力,那麼這本書將至少會如《第四次慰問》那樣,在社會上產生廣泛持續的影響。但係現在它的影響居然甚至不如《青春之歌》,因為《青春之歌》係真理部的“特產”,而他的卻只係民間“土產”。而之所以如此,我以為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就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廿年甚至不如以前,因為就係這個民間土產公司的氛圍也被徹底地敗壞污染了。沒了這個氛圍,沒了朋友圈、知識圈的甘鐵生,如何能夠維持住土特產的特質。而這就讓人們可以看到,嗰啲個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被頭上吊著的劍所恐嚇住了的靈魂,在八十、九十年代得到的生存中,精神、思想及生活被置入的係軟性腐蝕劑的消融。在極權主義社會,沒有平安及自由發展,有的只係用利刀還係軟刀子對靈魂的凌遲。

甘鐵生本來能夠創作一篇邊個也繞不過他去的《1966前夜》,可係由於它挑戰的不再係嗰個黑暗的年代,那一段歷史,而係想攀比《青春之歌》,——他居然在卅年後把自己放在了和《青春之歌》等同而論,甚至承認它高於自己的位置的嗰個黨文化的場地之上,這如何能夠不讓他的作品失敗!

8.

在甘鐵生的七十二年生涯中,他經歷了起起伏伏,成功與不成功。在我看來,以他的能力,他係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功的,但係他始終沒有揾到自己站立的根基,始終在漂移、遊盪。儘管他始終給人的印象係嘻嘻哈哈,非常隨和,可我知道,他係一個孤魂,一個一生搵唔到歸屬感的孤獨者,在家鄉問題上、在精神上、在社會中的位置上,以及在其從事的文學上,都係如此。

他不清楚,或者不願意清楚文學在他生命中的地位,生命在他的文學中的地位。也不願意完全正面面對文學在他生活的這個時代的狀況,以及社會地位,它和此前的文學,和別的社會及國家的文學的區別。即如他被稱為台籍作家,卻既不被台灣人認同,他自己也從不會想有任何台籍作家的特色。可係在這模糊中,他又知道文化的廣瀚,生命的深邃,豈係一個台灣,或者某一個制度所能夠容下的,即如他掛在《台灣之聲》嗰度,只係為了生存。他掛在嗰個社會嗰度,也只係為了活着。

老甘活着的時候,不希望聽到我講出這一切,所以他認為我“尖刻”。我諗,很多時候他也可能如當年的任功偉那樣,不願意我在場。可我知道,那係因為很多問題他自己也係意識到的,他不過係認為,講出來痛苦,無補於事,何苦如此,何必為之,何須攪亂能夠苟且安然的睡夢?然而,於我的活法,我認為人生對自己的不誠實,失去的係根本的東西。而我們就係努力了也唔係容易能夠看到。因為在我看來,由於我們這代人從小被真理部蒙蔽及癌變,甚至就係有勇氣我們也不一定能感覺到真實的東西,敢於公開講出來,更何況如果我們採取自欺欺人的方法,自得其樂了。

飲鴆又豈能夠止渴?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到頭來不甘心的,後悔的還唔係我們自己。所以我實實在在地係因為尊重他的才能及生命,認為他能夠更上一層樓才如此。他在七十年代初期寫作《第四次慰問》的時候所顯示出來的能力也證明,他確實有建築高樓的本領和底氣。

大約四年前,我得知他得了腎盂癌,所以每次與國內朋友聯繫我都會詢問他的健康情況如何,希望他能夠恢復。二〇一五年,可能係因為重病,感到生命無常,所以他在訪談中談到他的家世,這才使我較為詳細地知道他的出身,證實我以前的感覺。

他出身道地的書香世家。我由於經常去他家,所以不僅和他的母親熟識,也認識他的姐姐和兄弟。就係在嗰個年代,萬人一律的藍制服年代,他母親的氣質,走在街巷中,也一眼就能夠讓人看出獨具一格、氣韻不凡。她擁有的還不僅係修養,而且身材、相貌非常漂亮,套用現代人的話講,見了他的母親,你就會明白“夢中情人”四字意味着咩。而這其實意味着的就係在嗰個年月,你真嘅不知道她帶着四個孩子係如何活下來的。她和她的孩子能夠平安活下來,沒有發生更大的災難,甚至就可稱係一個奇蹟。

讀了甘鐵生的訪談後,我才清楚他母親及他的兄弟姐妹的教養及氣質來自何方。甘鐵生的老爺甘雲鵬係晚清進士,後留學日本,民國後幾次當選過國會議員。他母親係燕京大學音樂系畢業,這一切都註定了他家的家風。但係甘鐵生一五年重病後的回憶,卻依然係不瘟不火,不浮不躁,絲毫沒有這些年司空見慣的那種市井喧鬧,小地方、小家子氣的叫賣。那種動輒就稱自己出身名門,母親係如何標緻美麗,明明係出自哪兒都考不上的中學,卻稱自己來自名校,如何家學淵源,根本係自爆無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唔係雲”,這些人大約就係因為不知道中國文化傳統係咩,有家教的哪裡有如此講嘢的。讀了甘鐵生的訪談,你能夠體會到,何為京城中的底氣,何為經過了急風險浪後尚存的大家“氣脈”。

記得七二年夏天,他去白洋淀的時候,可能因為久未和家裡通信,他母親到背陰衚衕我家找我詢問。我聽到在街門口她和我母親對答。她未開言就笑的幾乎講不出話來,對我母親講:我係甘鐵生的媽媽,真對唔住,我不知道您孩子的名字,只知道他外號叫洋人,我諗問問,他知道甘鐵生的情況嗎?他好多天沒有來信了,不知在哪兒,點樣?

中為甘鐵生,左為仲維光(作者供圖)

甘鐵生在哪兒,點樣?……

四十六年前她母親詢問的音容猶在,……可現在傳來甘鐵生走咗!轉瞬間,這一切都徹底地隨風而去了。想到此,我不由得淚流不止。這五十五年的老友,他的音容,他的抱負,他留在空中的笑聲,永遠地存在於我的生命中、記憶中,不會褪色、更不可能磨滅。這大約才係甘鐵生生命留下來的最重要的東西。

甘鐵生的生命最過人的特點係,他的性格始終係鮮明的、有力度的。他會給每一個認識他的人,每一個領域中的朋友都留下極有特色的印象。正因為此,我覺得他的悲劇在於,他生在了一個他所不認同的社會,在一個不接受他的制度中生活,卻要尋找位置,這如何唔係悲劇,不會夭壽。

我和他的區別在於,在這個社會中,我拚命向外尋求我的空間,可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係在“削足適履”!

他曾經係我們那群人中最強健的,可他居然走的最早,我不知道七十二歲的他,係被咩如此早地奪去了生命?或許有比肉體的“削足適履”更為痛苦的精神和生命的“削足適履”,那導致的係更根本的生命和生活的改變。

他沒有死於苦難,卻早逝於似乎的安樂。我絕不相信他走的甘心……,因為他有一個不安的靈魂!他一定會如我一樣地看到,這個紛雜的世界,他身前身後這兩代人的糟糕情況,還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他,可係他竟然走咗。甘鐵生實實在在地係不該七十二歲辭世啊!

淚灑何處咒此生?……

他所被拋入的時代和社會,他所不認同的生活,竟然讓他來也艱難,去,卻如此匆匆……!

2018.8.13德國•埃森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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