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網站刊登哈佛大學學者、《中國改革者和西方經濟學家不可能合作打造全球性中國》（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一書作者格維茲博士（Julian Gewirtz）的文章說，習近平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恢復中國的歷史地位。
這種意識形態已經寫進中國憲法，被稱之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簡稱習近平思想。習曾明確表示，無論經濟、外交還是其他政策，只有建立在這一意識形態基礎上才有意義。
習的意識形態目標是強化個人統治，以一套原則定義黨，指導政策制定，從而影響現實。然而這裏有兩大問題：一是習思想是否實際上能強化黨和習近平本身，一是得到強化的黨和習近平，反過來對實現中國「偉大復興」的政策目標，是有利還是不利。
習近平指望靠他心目中的核心目標之一——技術創新來迎接這些挑戰。如果中國不能成為世界創新的領袖，習思想就撞南牆了，整個復興計劃可能破產。「毛澤東思想」原則在前一個世代被拋棄，就是因為未能兌現承諾。習思想可能遭遇相同的命運，所以習近平的中國必須創新。
然而，中國的研究人員現在必須花大量時間跪拜習思想，大學校園的習思想研究成為頭號顯學，2017年的熱門課題。中國學術界越來越受到習思想束縛，幾十年來相對獨立的學術空間明顯收緊。強調「政治和意識形態表現」意味着國際協作和合作面臨新的障礙，但習近平在所有重要的經濟領域都是信心滿滿，不理會債務如山，人口老化，美中貿易衝突等一系列問題。習思想甚至暗示中國模式「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展示了新的路徑」，「提供了中國智慧和解決人類面臨問題的中國方法」。然而意識形態本身不能夠解決經濟問題。解決經濟問題需要調和複雜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數據和分析報告，辯論政策選項。
但由於習思想載入了憲法，批評由習拍板的政策，風險巨大。習的發展道路，沒有提倡自由理念的經濟學家容身之處。寒蟬效應已經顯現，有助於糾正中國領導層錯誤的理性辯論，已經充滿風險。那些曾一度對政策選項提供過重要意見，甚至只是參與過公開討論的個人和組織，都面臨更強大的威懾。
對習近平來說，不幸最重要的問題是，他提出的意識形態是否實際上有助於實現中國「偉大復興」的目標。為技術創新投入大量資金，的確可能在短期內使中國取得有限的經濟效益，但並不能確定永葆黨的強大生命力和能力。
習近平對中國實力的意識形態炒作，可能引起其它國家的警惕，使各國對習違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作出破壞性的抵制。屆時習及其意識形態加上中共，將廣受各方譴責。
觀察家們必須小心理解今天和明天的中國，不能簡單地接受習那一套觀念和話語表面的價值。他們必須嘗試理解，習那一套如何與現實世界互動。他們必須明白，中共領導人每天都在打着黨的意識形態的幌子做違法違規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