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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的反黨罪行

一位美國記者問起“右派”經歷,一直侃侃而談的朱鎔基,一下子變得表情嚴肅。(圖片來源:)

按:朱鎔基看着那一張張記載他“反黨罪行”的字紙,在火中迅速化為灰燼,沒說一句話!

1998年3月,在擔任中共國務院總理後的首次新聞發佈會上,當一位美國記者問起那段“右派”經歷時,一直侃侃而談、與記者互動頻繁的朱鎔基,一下子變得表情非常嚴肅,然後,語調深沉的說:“這一段經歷對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這件事情。”

朱鎔基,湖南長沙人,祖籍安徽,據說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後代。出生前,父親就去世了,長到12歲,母親又去世了。因此,朱鎔基自小就父母雙亡,也沒有兄弟姐妹,由他的三伯父朱寬浚、五伯父朱學方撫養成人。1947年從長沙一中畢業後,以湖南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國立清華大學電機系。

在清華大學,他照樣成績優異,當過學生自治會主席,結識了他的妻子勞安,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1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東北工業部計劃處生產計劃室工作。在這裡,朱鎔基工作表現非常出色,負責東北工業生產的中共東北局委員兼東北局副秘書長馬洪十分欣賞他。在馬洪的舉薦下,朱鎔基於1952年升任生產計劃室副主任。這一職位按照中共幹部職級排列應當是副科級。

1952年11月國家計委組建時,中共東北局書記高崗進北京,被任命為國家計委主任,東北局大概有100多人也隨高崗一起進京。馬洪被任命為國家計委副秘書長,朱鎔基則成為國家計委屬下的燃動局綜合組組長。1954年,朱鎔基調任國家計委工業綜合局綜合組組長。之後,朱鎔基擔任過時任計委副主任張璽的秘書。張璽是政工幹部出身,曾擔任過河南省委書記。再後來,朱鎔基擔任過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

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開門整風,讓黨外人士對黨提意見,一再要求大家講真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實際上是“引蛇出洞”。一些民主人士、知識份子禁不住中共各級領導一勸二勸三勸,以為中共真想聽真話,真想整頓黨的作風,紛紛以“諍友”身份對中共提出各種意見,有些甚至是比較尖銳的意見。在黨外人士、高級知識份子中的“蛇”都被引出洞不久,中共也號召黨內人士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實際上是要把黨內的一些高級知識份子,曾經的中共地下黨員等引出來,圍而殲之。

在此期間,國家計委黨組也召開座談會,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親自到會動員,請大家暢所欲言。之後,國家計委各局相繼召開各種座談會。朱鎔基最初沒有發言,但是為了避免冷場,有關領導再三讓朱鎔基發言,說,你是國家計委黨組成員的秘書,你不跟黨組提意見誰提啊?一定要他提。於是,當時29歲的朱鎔基站起來講了3分鐘。他認為,國家計委和地方省市計委的一些領導,在編製計劃、預算時,往往不做認真的調查研究,光聽下級的彙報和提出的數據,與實際情況相差很多。這種主觀主義現象正在滋長蔓延,對國家計委的工作有害無利。當時,朱鎔基的直言得到領導的充分肯定,認為是為了幫助中共整風的模範帶頭行為。直到1957年10月前,大家都認為他提的意見不錯。

但是,不久,整風變成反右。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此後,一場大規模清洗黨內黨外知識份子、讓全體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長跪在中共面前不得“亂說亂動”的“反右派運動”爆發。

在中共最高層要求加強清查右派份子的壓力下,國家計委對幫黨整風中的發言作了排隊,排來排去,發現朱鎔基的發言可以視為“右派”言論。加上朱鎔基性格耿直,平時說話沒有顧忌,有稜有角,甚至鋒芒畢露,得罪了不少領導,到了1958年1月,朱鎔基被劃成“右派份子”。朱鎔基的同事、後任中國大陸某協會領導的一位老人回憶說:“他是被錯劃的,本來是不應該有他的,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定指標,找不到那麼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對他被打成右派,我一點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種倔強脾氣,不低頭,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獨立思考、不搞陰謀詭計。”朱鎔基的一位清華大學同學說:“我們從不認為領導人講的話都是金口玉言,我們這些人在中學都出類拔萃,大學裏都是佼佼者,都有獨立的見解,這是清華給我們的,這種教育提倡張揚個性,而不懂得為人處事之道。更不懂得黨內鬥爭的殘酷性。”據了解,朱鎔基那一班清華學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朱鎔基被劃成“右派份子”後,領導的秘書肯定是不能當的了,受到撤銷副處長職務、行政降兩級的行政處分和開除黨籍的黨內最高處分。從此,“右派份子”的大帽子,朱鎔基一戴就是20年。

朱鎔基被打成右派後,下放到農場勞動改造了一段時間。不久,被調入國家計委所屬的一所中專學校當老師,教一些老幹部學習數理化,還當過英語教師。由於他一個人身兼多門功課,被其他老師和學員稱為“多面手”和“全能教員”。這一經歷得到朱鎔基同事的證實。

60年代初,朱鎔基結束了教師工作,重新回到國家計委機關工作。在那個年代,曾經是右派份子,就意味着不是黨信任的人,所以,朱鎔基回到機關後,並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只領一個工程師的頭銜。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布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並調至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工作。雖然此時朱鎔基已被摘了帽,但仍然是“摘帽右派”,在政治上屬於“內控對象”,根本不可能得到重用。

到了“文革”中期,從1970年到1975年,朱鎔基被下放到國家計委設在襄樊的“五七幹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襄樊“五七幹校”位於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幹校原先是一個勞改農場,由於這些人到來,原來的勞改犯被遣散。幹校實行軍事化管理。最初,幹校沒有傢俱,連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沒有。幹校不得不從外面運來一些生活用品。由於擔心丟失,一個寒冷的冬日,朱鎔基和他的一個同事被要求押送這些物品,兩個人一起蹲在一輛悶罐車裡,忍飢挨餓,天氣極冷,沒有暖氣,沒有水。

這段時間,朱鎔基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勞動,他種過小麥、棉花、水稻,放過牛、羊,養過豬,當過炊事員。這5年的人生經歷是他20年“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重要階段。朱鎔基在談到這段往事時感慨很多。他說,在那段時間裏,他接觸了許許多多的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對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75年,隨着文革初期被當著“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的鄧小平復出工作,中國社會表現出微弱而緩慢的復蘇氣息。朱鎔基回到北京後,被安排到石油工業部管道局的下屬單位——電力通訊工程公司工作。

石油部管道局設在河北廊坊,朱鎔基先後任電力通訊工程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師。電力通訊工程公司按級別應屬處級單位,那麼辦公室副主任,按級別應當是副科級。此時距朱鎔基剛參加工作已經24年,24年前,朱鎔基被分配到東北工業部計劃處,被任命為生產計劃室副主任,是副科級,而24年過去了,47歲的朱鎔基仍然是副科級!

據一位了解朱鎔基這段經歷的人介紹,當時,中共黨內的各種不正之風抬頭,但朱鎔基對這些歪風邪氣有過抵制。一次,他讓手下的一個工作人員買東西,這位工作人員買1元錢的東西,卻開出3元錢的發票來報帳。朱鎔基很生氣,不批准報銷,這位工作人員也大怒,但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最後只得悻悻而回。“不行就是不行”,這是朱鎔基經常說的一句話。朱鎔基的剛直性格與為人,使他成為很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很多人既恨他,又怕他。

據說,朱鎔基離開廊坊調到北京時,幾百人的單位只有一位老人送他,場面極其凄涼。這位老人把他幾件簡單的行李裝上車,送他到火車站。老人拉着朱鎔基的手說:“就你一個好人啊!”說著,說著,兩個人都哭了。這個老人叫周來福,也是管道局職工,和朱鎔基都住在單身宿舍。由於朱鎔基家在北京,每個周末都要回家,周來福星期六騎單車送他到廊坊火車站,星期一騎單車到車站接他回來!

通訊工程公司是一個工程單位,工作特點之一就是經常在野外施工。朱鎔基曾在調度室工作,是隊上負責技術的人。當時,朱鎔基經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過河,哪裡有石油工地,就到哪裡架電線,安裝變電裝置。他不僅能設計圖紙,還和大家一起從事一些體力活。施工很艱苦,宿舍就是帳篷,他在野外工作的時間比在機關工作的時間長。

廊坊3年的工作是朱鎔基挨整20年的最後階段。不久,朱鎔基被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馬洪調回北京,擔任研究所下面一個研究室的主任。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請示報告》。這年9月,朱鎔基20年的右派問題終於划上句號。

在正式為朱鎔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國社科院組織部門的一位負責人,鄭重其事地向朱鎔基展示從他的檔案里抽出來的“右派份子”材料和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然後付之一炬。朱鎔基看着那一張張記載他“反黨罪行”的字紙,在火中迅速化為灰燼,沒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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