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1日，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的商業中心地區舉行的活動，圖為模擬演示揭露在中國發生的活摘器官暴行。（明慧網）
就在今年高考放榜前夕，當中國人對「狀元」花落誰家以及他們會選擇哪所大學、哪個專業抱有無限期待時，一篇發佈於去年此時的舊聞似乎已露出了端倪。
該文開篇寫道，「香港高考放榜，6位高考狀元全部選讀醫科，這和大陸高考狀元無人報讀醫科形成強烈的反差」。在中國大陸，「2016年22個省份的36位狀元中，無一人選擇醫學」；即便「從1997年到2016年，各地區省級高考狀元中，也只有1.31%選擇學醫」。《2016中國高考狀元調查報告》指出，「從1952年到2015年，醫科連熱門專業的前10位都沒進入」。
而在香港，除了2017年的6名狀元全部學醫之外，「過去五年誕生的27位高考狀元中，也有16位選擇了讀醫科，足見醫科在香港受追捧的程度」。儘管大陸的醫科錄取標準也不低，且能讀醫科的也都是十分優秀的學生，但這些被視為「最優秀」的高考狀元們卻毫無學醫的志向。在所有專業中，醫科的吸引力甚至還不如數學，與20.4%的高考狀元所選的經濟專業相比，則更是相去甚遠。
在香港受狀元追捧的醫科，在大陸不僅不受狀元追捧，還差點兒成了冷門、偏門。這背後的原因，值得說道。
首先，作為醫生，不僅要有紮實的專業知識、過硬的醫術，更重要的，還得有一顆救死扶傷的仁心。這顆仁心若放在「醫生」這個職業上，就叫「醫德」。要想學醫，必須深諳「醫德」的重要性。
有意思的是，香港立志學醫的六名狀元在接受採訪時，都不約而同的談到了這一點。拔萃女書院狀元林莉雯說，「她立志在香港修讀醫科，運用醫學知識幫助別人」；皇仁書院狀元蔡維澤「期望為市民，尤其底層民眾的治療盡綿力」；聖保羅男女中學的狀元鄧惠慈表示，「有關經歷令她體會到醫生的重要性，希望自己也能以專業醫學知識幫助病人」；同校另一位狀元李朗軒則認為，「醫科能夠融入科學知識，如參與科研工作研製新藥物，能幫到有需要的人」；還有庇理羅女中狀元施奕昕也表示，「見到醫生照顧病人，認為工作富挑戰、可幫助病人，就立志從醫」。
不難看出，這些全港最優秀的高中生立志從醫，不僅僅是為了醫生這個職業所擁有的高薪酬；在按勞取酬、付出與回報往往成正比的香港，薪酬高會被人當成擇業的必要條件，而非首要條件。這些孩子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們都深知，學醫是為了「幫人」。正是這樣的仁心、善念，讓他們有動力成為未來的醫者。
頗耐人尋味的是，他們所萌生的這顆心、這一念並非是出自於憑空想像，而是由於親眼目睹了醫生的真實工作狀態。他們對「醫生」這個職業的理解，正是基於懷着仁心、醫德幫人、救人的香港醫生的言傳身教。而大陸學生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他們認識的醫生決非如此。
說起大陸醫生的真實工作狀態，我們只需列出幾個關鍵詞就可見一斑，如「加班」、「過勞死」，又如「醫療事故」、「醫療糾紛」，以及由此矛盾激化而引發的「醫鬧」、「殺醫」事件。相關的數據、案例經網絡搜索便可得知，而醫者的現身說法也並不少見。一條獲贊率極高的評論說道，「我們醫院的子弟，極少有學醫的；從小在醫院長大的孩子，怎麼都不願意學醫；作為父母，我們也不贊同子女學醫」。
箇中原因除了「社會對醫務工作者要求高」之外，恐怕更在於醫務工作者自身的所作所為。大量的醫生對患者開高價藥、索要紅包，對藥企、廠商索取賄賂，更有不少醫術精湛的醫生在「活摘器官牟利」的非法勾當中扮演着主刀手的角色。正是由於大陸的醫生普遍缺德，才導致「醫生」這個職業從此不再崇高。
既然在中國大陸，醫生已是劣跡斑斑、甚至到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因此也就不難想像，願意從醫的人會越來越少。醫生抱怨自己有付出、沒回報、患者罵醫生無良、無德，在這種氛圍下，又有誰想要學醫呢？
或許有人會問，難道幾百萬大學生中，就沒有胸懷大志、想要用自己的言行來「扭轉乾坤」的德才兼備者？但從經濟學、工商管理以20%左右的高佔比成為中國狀元們的首選專業就可看出，中國經擇優選出的「人才」，早已把錢看的比志向更重要了。即便有那1.31%的德才兼備者，也仍是「胳膊擰不過大腿。
此外，大陸醫生地位不高、收入也高不到哪兒去。普通醫務工作者收到的紅包顯然沒有科室領導多，科室領導收取的賄賂自然也比不上醫院院長和衛生部官員。更重要的是，整個醫療系統由上而下的集體腐敗，全拜「體制」所賜。
要從體制上進行「結構性改革」，又豈能僅憑那「1.31%的德才兼備者」？但若從這個基點來反思中國大陸醫德敗壞、醫科無人問津的沒落景象，也就不難發現，這一切的始作俑者非中共莫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