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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最後軍統女特工 85歲揭軍統內幕

1946年戴老闆遇難,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來了。蔣介石穿軍服扎皮帶,大披風,很威武,他在台上講話喉嚨都哽咽了。

軍統局抗戰中犧牲了一萬八千人。1946年3月17日戴老闆遇難,那年的“四一大會”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來了。蔣介石穿軍服扎皮帶,大披風,很威武,他走進來軍樂隊奏響,我們都鴉雀無聲。當時蔣介石在台上講話喉嚨都哽咽了,心痛戴笠這樣一個得力的助手沒有了。從前老闆去見蔣介石,都不用預約的,警衛一通報,蔣介石就用浙江官話說,哦,雨農(戴笠的字)啊,進來進來。蔣介石很信任老闆。

“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進姦細”

我的身世怎麼講呢,太苦了。不到一歲就沒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縣的外婆家,才讀了六年小學,日本人打過來,什麼都燒光了。

1943年4月,我剛滿15歲,什麼都不懂,家裡經濟困難,無路可走了,軍統局來江山招人,我媽媽給我報名,一考就考上了。

當時抗戰到了很緊張的時候,人不夠才臨時招的。我們4個女的,16個男的,沒培訓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慶。有10個人分到軍統局本部譯電科。

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紙廠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為敵機轟炸厲害,為了保護密碼本,所以密本股設在鄉下。

1944年4月,我調回局本部譯電科華南股,擔任譯電員,軍銜是准尉,領少尉的工資。

軍統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鳳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個處,一個秘書室,另外就是譯電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進姦細。

譯電科華南股股長王威是我舅舅,其他幾個華東股、華北股、密本股的股長也是老鄉。整個辦公室都講江山話,別人也聽不懂。因為可以看到情報,很多人想調過來,也有共產黨混進軍統局,想調來譯電科,很難。

我們生活很有規律,上午工作4小時,下午4小時,晚上2小時。華南地區的電報,都由我們譯,當然是什麼情況都有的,但主要關於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碼都是數字,不能直接譯,要先做減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碼本,有的很複雜。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雖然股長是我親舅舅,但他對我很嚴格,譯不成文打回來重做,任務完不成就加班。

“戴笠給我的印象比較正派”

戴笠這個人,很神氣,說一不二。我們不叫他戴局長,都叫戴老闆。小小聲說一句“老闆來了”,大家趕緊老老實實地幹活。

老闆很講究儀錶,他的中山裝風紀扣扣得很整齊。軍統局的工作人員,男的穿中山裝,女的穿淺藍色旗袍,有一次總務處發下來一套軍便服,有個女同志——我們也都是稱同志的,她穿了,給戴老闆看見,馬上下令總務處收上去了。

老闆對自己也嚴格要求。每個禮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慶,都會來局本部做紀念周。他在上面講國際形勢,有時忘了叫我們“稍息”,我們就筆直地站幾個小時,他在台上也是站幾個小時。

戴笠這個人,很神氣,說一不二。老闆很講究儀錶,對自己也嚴格要求。

我們的禮堂也是飯堂,做完報告就在那吃飯。八人一桌,老闆也同吃,葷菜就是牛肉絲炒地瓜。

在我印象里,戴老闆還是比較正派的,不像現在說的陰險毒辣的人。我也不知道我這個話說得對不對,但我接觸過他,他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上個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個民主人士叫章士釗,給戴笠寫過一副對聯:“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

我看見那個對聯,真是不捨得走。戴笠這個人厲害是厲害,軍統局為抗戰出過力的,抗戰中犧牲了一萬八千人,對日情報、暗殺汪精衛,都出過力氣。

我前幾年看到一本書說,戴笠後來飛機失事是蔣介石派人害他。我們心裏不這麼想。我見過蔣介石兩次。軍統局每年4月1日都要開“四一大會”,紀念那些為軍統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個人的照片掛在禮堂上,把家屬接過來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闆遇難,那年的“四一大會”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來了。蔣介石穿軍服扎皮帶,大披風,很威武,他走進來軍樂隊奏響,我們都鴉雀無聲。

當時蔣介石在台上講話喉嚨都哽咽了,心痛戴笠這樣一個得力的助手沒有了。從前老闆去見蔣介石,都不用預約的,警衛一通報,蔣介石就用浙江官話說,哦,雨農(戴笠的字)啊,進來進來。蔣介石很信任老闆。

軍統女特務不濃妝艷抹有人因塗口紅而被記大過

軍統局紀律嚴,我也犯過錯誤,不像電視里演的那樣濃妝艷抹。

那天我還在上班,組長姜毅英,她是軍統裏面惟一的女少將,也是江山人。她走進來,叫了一聲娜尼鬼(江山話:小姑娘),外面有張通告你看到沒?我跑去看,上面寫女同志不準抹胭脂塗口紅。我很生氣,這不是說我嗎?就給撕下來了。

我年輕時很歡喜打扮,用口紅把嘴巴抹得很亮,眉毛也修得很齊整。我身段好,旗袍都要求比人家裁得更合身,給我們做衣服的人見了我就頭疼。

我又活潑,蹦蹦跳跳的,說起王慶蓮,軍統里的工作人員都認得。

軍統局規矩很多,我們有個證章,帶出去坐車看電影都不要錢,但我們從來不用,因為上面查到要處分的。

我真正嘗到做人的滋味、最快樂的就是那三年。每個禮拜有半天休息,就去看電影,有美國片《出水芙蓉》,蘇聯片記不清了,還有周璇的《馬路天使》《十字街頭》。

軍統局紀律嚴,我也犯過錯誤,不像電視里演的那樣濃妝艷抹。(以上皆為網絡圖片)

我跳交誼舞最早還是跟電影演員學的。我為了晚上不上班,白天就拚命完成任務,晚上偷偷跑到勝利大廈的舞廳,有個著名電影演員叫王豪,他來請我跳舞。我說對不起,我不會跳,我是來看看的。他說不會就學。我把他一雙白皮鞋都踩黑了,他也不怪我。

後來跟幾個女朋友一起跳,在舞廳不可以男的跟男的跳,但可以女的跟女的跳。我就跳男的角色。這些事給局裡知道要被關禁閉。我們不可能和外面的人談戀愛,跳舞認識的幾個女朋友,也都不知道我在哪裡工作。

軍統局最先得知日本人偷襲珍珠港

1941年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這個情報是軍統局先得到,譯電科科長姜毅英譯出來的。那年我還沒去,1943年我進去了後,譯電科的人還很得意,說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的情報是我們先得到的,老闆向蔣介石彙報,蔣介石跟美國人說了,美國人還不信。最後證實了,美國人才相信戴笠的辦事能力。後來成立中美合作所,美國那邊的梅樂斯還跟老闆回江山,和老闆的母親拍照紀念。

說到中美合作所,其實就是搞情報的,離白公館很近。我去過,根本不是什麼人間地獄。中方的主任秘書潘其武,我記得很清楚。1945年“四一大會”我去做招待員,那裡都是美國人,美國人歡喜跳交誼舞,戴笠還跟他們一起跳,他其實跳不來。美國人很有禮貌,並沒有什麼非禮,完了還開吉普車送我們回去。

我學會跳舞,軍統局規定不準到外面去跳,但重慶有好幾個舞廳,我都去過。我年紀小,性格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偷偷去。別人看到了,說小鬼,被發現要給你抓起來的咧。我說,抓起來再說嘛。

在軍統局,男女之間談戀愛可以,但抗戰勝利前不準結婚。有一對駐外地工作的,女的大肚子,軍統局把他們調回局本部,男的關起來6個月。那女的叫蒙幼雲(音),她就一直哭,我說,傻瓜,你哭什麼,他關六個月,放出來軍統局就承認你們是夫妻了。後來他們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軍統繼任者毛人鳳沒有姜文演的那麼神氣

我貪玩,一個月的工資半個月就花完,只好借,大家都沒有呀,怎麼辦呢?我就去找會計室預支,要毛人鳳批字,他那時的秘書室還沒我現在這個小房間大。我去問毛先生在不在,到門口喊個報告。他說娜尼鬼,你幹什麼?我說我錢用光了,他就給我批。

前兩年有部電影叫《建國大業》,姜文演毛人鳳,很神氣。其實毛人鳳這個人不嚴厲,沒戴老闆厲害。我在軍統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裝,沒有電影上那麼華麗。

有一次開“四一大會”,毛人鳳旁邊坐的蔣介石的侍從,也是江山人,我當時做招待員,毛人鳳看到了,就跟那個人說,喏,那個娜尼鬼,也是家鄉人。

軍統局一共就兩輛小車,一輛是戴老闆的,另一輛給毛先生這些大官,誰出門就誰用。有一次參加老鄉的婚宴,我傻乎乎喝得暈頭暈腦,毛先生就讓司機開車送我先回去。

毛人鳳比較隨和,戴老闆生氣要打人,他就去勸。我在軍統局一共呆了三年零幾個月,走時也是找他請的假。

說起來,我走也是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軍統局的工作人員分批坐飛機回南京。我工作表現不好,姜組長不讓我早回去,我就約了6個同事,自己搭汽車、火車,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報到。

姜毅英嚇唬我,說娜尼鬼表現不好,把你關起來。我怕了,就想趕快走吧。

第二個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國歸來的未婚夫完婚,雖然她跟我關係不大好,但軍統局女的少,她也沒有別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後我回來,趁着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長假的報告,直接送到毛人鳳局長——當時戴笠已死了,軍統局改叫保密局。

毛局長問我,你為什麼要走,我說我年紀小,媽媽不放心。他就批准了。我於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飯去了。

1949年軍統局撤到台灣去,他們還叫我,娜尼鬼,你跟我們一起去吧。我說,我不去,我去了我媽媽怎麼辦?後來,腸子都悔青了。

“運動開始了,我是反革命”

我離開軍統局是在1946年8月,內戰剛爆發,那時國共正在和談。可是後來划了反革命,我心裏覺得很苦。我在軍統局就是坐辦公室,譯電報,沒開過槍,沒殺過一個人。

運動開始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肅清反革命”,“整風”,“文化大革命”,一個接一個,我們這些有歷史問題的人,就像在風口浪尖上的小船,隨時都可能沉沒。

1951年“鎮壓反革命”,我24歲,是鎮壓的對象,我把我的歷史一點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場工作,後來又到糧食局,那八年間,一直戰戰兢兢,唯恐丟了飯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運動開始了,上面點到我的名字,很好笑,他們要我“自願”申請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勞動。我那時已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離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也是“右派”。沒辦法,我們下到杭州郊區的塘棲鎮去了。

送到鄉下,給我們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關着羊,羊圈後面堆着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張床,床的後邊又是羊圈,就這樣與牲口為伴。

那天晚上在食堂買了晚飯,回到那個“家”,我哭了,我才30歲呀,就這樣完了。

那裡是水鄉,去勞動都要划船出去,我五歲的孩子扔在家沒人管。冬天去很遠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當地農民家的地上鋪稻草睡,只有我一個是女的,我覺得很屈辱。

求死不得,那就求生吧

苦難的日子還在後頭呢。“文化大革命”時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這是最黑暗的一段。

我是軍統特務,當然是首要批鬥對象。有一次我看到報紙上登着陳毅副總理講的幾句話,隨口念出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全部要報。”因為這幾句,他們把我關起來了,白天黑夜地審問,問不出名堂就動武,每天不是打就是罵。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綁起來吊在樑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開弓打我。我沒求饒。

不讓睡覺,只要我眼睛閉着,他們一腳踢過來。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撲克,我一頭扎進屋旁邊的魚塘,被發覺了,一個男的下水抓我腳,我用力一瞪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結果還是被他們拉上岸。

換濕衣服的時候,當地的大娘看到我腿上沒一塊好肉,都掉淚了,我叫她別哭,被他們看到也是要打的。我自己不覺得痛,麻木了。

身體的苦沒什麼,精神折磨最難熬,我丈夫、兒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們不能相見。

掛牌子、戴高帽、遊街,站在凳子上說自己是反革命軍統特務。有一天遊街回來,我吃不下飯,我躺在床上想,你們是爹生娘養,我也是,何苦這麼對我呢?

我就是破罐破摔了,已在地獄裏,死也沒什麼可怕,不如勇敢一點。江山人脾氣倔,軍統的江山人,脾氣更倔。我下到農村改造23年,還是很倔強,他們叫我招認,叫我揭發別人,我從來不招,沒有的事情我絕不隨便講。

“大陸除了我,沒有人了”

我後來想,那段時間,社會不知道要倒退幾十年。51年“鎮反”,53年“三反五反”,55年“肅反”,死了很多反革命和資本家。57年搞“整風運動”,搞“大鳴大放”,要知識份子把心裏話說出來,許多大學裏的教授提了意見,結果劃成右派,埋沒了多少人才。

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災害”,到了“文革”,“四人幫”,狗咬狗,你不揭發別人就算互相包庇。一個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學教授,我是打就打,我不招,但他苦頭吃不住了,說他有一支槍,丟在魚塘里。其實沒有的事。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兒子那裡,他兒子大義滅親,給送回來了。

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實政策,我丈夫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們夫妻抱在一起哭,總算熬到頭了。

我這一生對不起四個人:我媽媽,我沒能給她養老,她反過來還得幫我養兒子;我的三個兒子因為我,一個只讀到初中畢業,一個小學畢業,另一個小學都不能讀完。我後來問小兒子:從小媽媽不能管你,你恨媽媽嗎?他說,不會。我心裏才好受一點。

這些事,我從前不敢講。1957年我看到一本寫軍統的書叫《人間地窖》,說到每年軍統開“四一大會”工作人員做招待員,其中有王慶蓮。我看到那裡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現在我很想看到這本書,可惜沒處找了。譯電科在台灣還有幾個男的,大陸除了我活着,沒有人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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